刘 洋
摘 要:谐声关系中存在一定数量的明晓互谐现象。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的31个从母字为参照,从两个方面揭示了明晓互谐的原因:声母方面,由于x-是m-的擦音性质或清鼻音性质;韵母方面,受韵母-u的影响使唇音声母m-发生后移变为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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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从母字 明母 晓母 谐声
近年来,音韵学家对上古声母的研究主要致力于谐声字方面,谐声即形声,谐声字即形声字。谐声字中,声符称为“主谐字”,包含声符的合体字称为“被谐字”。谐声字的研究最早始于宋代,但研究最为完善的是清代汉学家段玉裁。段玉裁先生认为同一谐声偏旁的字在古韵里同属一部,因此谐声字所表现出来的系统大体和押韵系统相合。他对《说文解字》中的形声字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在《六书音均表·说文解字段注》(1981)中提出“同谐声必同部”的谐声理论:
自音有变转,同一声而分散于各部各韵……悔晦在隊韵。敏在轸韵。畮痗在厚韵之类。参差不齐。承学多疑之。要其始则同。谐声者必同部也。三百篇及周秦之交僃矣。辄为十七部谐声偏旁表。补古六埶之散逸。[1]
该理论的提出为研究谐声字作了突出的贡献。后代学者依据《说文解字》,把声母互谐情况分为三类:普通谐声、特殊谐声和例外谐声。普通谐声是谐声系统的主流,基本上是指发音部位相同的谐声,声母相同或相近;特殊谐声是指发音部位不同的谐声,此类谐声也不乏其例;例外谐声是指特殊谐声中的一些不合音理的特例,即特殊中的例外,是排除在特殊谐声之外的谐声。谐声系统比较复杂,据统计,《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从母字31个,分别是:毒、繁、蘩、嗨、海、悔、誨、晦、毑(姐)、姆、呣、莓(苺)、娒、梅、脢、酶、霉、每、痗、敏、慜、鳘、母、坶、拇、、踇、鉧、乸、侮、毓。本文以31个从母字为参照,旨在分析明母与晓母之间存在的谐声关系。
段玉裁、高本汉、董同龢、王力等音韵学家也早已注意到明母和晓母的谐声关系。高本汉、李方桂等学者对谐声说持肯定态度。高先生在《汉语和韩日语分析字典》(1923)中提出了十条谐声原则,称为“高本汉的谐声说”,对明母和晓母的谐声关系,高本汉拟构了复声母mx-来解释这种谐声现象。[2]董同龢(1943)认为,“和韵母的类相同,大多数声母的类自然不会只包含一个声母,但是各类之内,各个声母也必有某种程度的相同,才会常常谐声”[3]。在明晓互谐方面,他认为上古有一个清音的鼻音m-(晓母是清音)。黄焯(1981)认为“誨晦悔说文从每声,荒内切。每集韵母罪切”[4]。这里仅仅指出明晓互谐,但没有展开解释。王力先生对谐声说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他在《汉语语音史》“先秦音系”中指出:“关于声母方面,成绩就差不多了。一般的根据是汉字的谐声偏旁,其次是异文。我们知道,声符和它所谐的字不一定完全同音……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王力(1982)拟测:“黑x?k,墨m?k。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按,‘黑’的古音可能是mx?k,故与‘墨’mx?k同源。”[5]李方桂在高本汉、董同龢提出的谐声原则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条例,即“李方桂的谐声说”,他拟构了清鼻流音hm-,“不带音的鼻音m-,普通语音符号写成m?-,我们简单化写成hm-”,“不带音的hm-在切韵时代变成了xw-”,“此外,n?-这个声母,在上古也应该有个清音的hn?-声母。n?-这一类字不跟?-这类字谐声,却跟h(x)-这类字谐声……那么我们可以说x-这类字是从清音的hn?-演变出来的,xw-也是从清音的hn?x-演变出来的”[6]。冯蒸(1998)认为“鼻流音明、泥、疑、来、以母与喉音晓、匣、影母互谐。此处喉音三纽与鼻流音的谐声,应拟为喉冠鼻流音,即分影晓匣三小类,分拟为带·-,h-,·-冠音的鼻流音……郑张尚芳认为晓、匣、影与鼻流音互谐是同一类现象”[7]。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据不完全统计,形声字占汉字总量的90%以上。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的31个从母字中,属于明母的有18个,约占总数的58﹪;属于晓母的有4个,约占总数的13﹪;不属于明母和晓母的有6个,约占总数的19﹪;无法确定从属的字有3个,约占总数的10﹪。列表显示为:
以上数据表明,从母字中明晓互谐的占70﹪以上。从字形上看,这31个字都包含“母”部。但从声母的角度讲,m-是双唇浊鼻音,x-是舌根清擦音,二者音值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孙玉文曾在《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一文中提出“至晚战国到两汉,这种m-?x-的现象就发生了”,他通过谐声字、双声联绵词、汉代注音的证据、假借和声训等材料对这一结论进行印证。依据段玉裁“同谐声必同部”的原理,这些从母的明母字和晓母字在谐声时代应该是同韵字,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明母和晓母是怎样产生谐声关系的?m->x-又该如何解释呢?综合上面的拟测,与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古代拟音有m-、ma-和mx-三种。从历史音变的角度考虑,一个音素在发音时往往会带动其他发音部位一齐发声,这些发音部位就会产生或发出各自的音,这就使得一个音素具有了不同的音质。黄易青(2004)认为“明母[m-]作为一个单辅音,具有唇音和鼻音两个音质(次音素),较弱的唇音质较易于失去,保留的鼻音质从而成为晓匣”,即其中一个音素在发音过程中由于发音部位动作弱化,导致该音质的消失,就明母而言,“如果唇音质消弱,剩下的从鼻孔出去的送气音质,就近于从喉送气的晓匣,即
表示[m]所包含的鼻音质)”[8],也就是说明晓互谐即唇音质弱化消失而成为喉音。乔全生先生在《晋方言轻唇音声母的演变》(2005)一文中指出:“非组从帮组分化,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演变过程,一支先由[p],[b](上古)演变为[pf](中古《切韵》时代),再演变为[f](唐宋以后)……另一支由[fu]再继续演变为[hu](宋代)……”[9]由此我们可以猜测,明晓互谐是在轻唇音从重唇音分化出来的基础上,其发音部位继续后移形成的。乔先生从方言和文献的角度也对这一理论进行证明。“董同龢提出,上古应该有一个声母[ma]([m]的清音),这也是从谐声偏旁推测出来的。例如‘悔’从每声,‘墨’从黑声,‘昬’(昏)从民声等……”[10]王力先生认为通过谐声偏旁来推测上古声母往往是靠不住的,“王力先生《同源字典》把‘黑’拟作mx-,是为了表明‘黑’原来读唇音。这个-x-理解为表明前面的m-的擦音性质或清鼻音性质,mx-是单辅音,即‘黑’是一个擦化的单辅音”[11]。当然,也有学者从复辅音的角度来解释明晓互谐,但由于复辅音情况复杂,因此这里暂不从该角度来解释明晓互谐。
从韵母的角度讲,我们发现从母的晓母字韵母多是合口呼(如悔、誨、晦)。徐通锵在《语言论》中指出:“i、u、ü对声母系统的影响,尽管各地方言的表现形式不完全相同,但基本规律一样,i介音使舌尖音和舌根音颚化为舌面音,而u介音则使声母前化为唇齿音或后化为舌根音。”[12]这一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受韵母u的影响产生明晓互谐现象。m是双唇浊鼻音,u是舌面高、后、圆唇元音,发u时舌根后缩,舌面接近软腭,双唇浊鼻音m遇到后高元音u后,双唇声母m-后化为x-。董同龢也曾提到:“凡轻唇音字都见于合口韵,所以h-或x-都可以说是受韵母-u的影响而由唇音变来的,微母本与明母为一,字母又归‘轻唇’,他是唇齿鼻音当无疑义。”[13]
综上所述,对于明晓互谐的解说,笔者更加赞同王力先生和徐通锵先生的观点。由于x-是m-的擦音性质或清鼻音性质,亦或是受韵母u的影响声母发生后移,这些因素引起明母和晓母的谐声。再看不属于明母和晓母的字,比如繁、蘩,《古今语音对照手册》中有“附袁切,山合三平元奉”,它们虽从每部,但都属于奉母。王力认为“在合口呼[u,iu]的前面,[f]往往转化为[h],[h]往往转化为[f] ……比如‘繁’,厦门音读[huɑn],北京音读[fɑn]”[14]。侮,《古今语音对照手册》“文甫切,遇合三上微”,《集韵》《韵会》亦作姆。“现代的m-或者直接唇,根据“古无轻唇音”,我们知道微母是从明母中分化出来的。对于明晓互谐的关系,还有学者从形态的角度出发,利用与汉语同源的藏语来解释其成因。但汉藏是否同源尚且没有定论,这一角度正确与否还有待考证。至于其他从母但不属于明母和晓母的字,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此时笔者对其演变原因尚不明确。还有“乸、嗨、”三字,由于本身是方言字或者后起字,读音可能是受形旁的影响,对其产生的具体原因也尚不确定。
注释:
[1]徐中舒:《六书音均表·说文解字段注(下册)》,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19页。
[2][7]冯蒸:《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汉字文化,1998年,第2期。
[3][13]董同龢:《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7页,第143页。
[4]黄焯:《古今声类通转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5]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3页。
[6]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1-102页。
[8]黄易青:《论上古喉牙音向齿头音的演变及古明母音质——兼与梅祖麟教授商榷》,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
[9]乔全生:《晋方言轻唇音声母的演变》,语文研究,2005年,第1期。
[10][14]王力:《汉语语音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第667页。
[11]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
[12]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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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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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洋 甘肃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