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明星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的第一阵容，彰显出的是自身强大的凝聚能量与巨大魅力，折射出的是对亚洲经济发展的乐观预见与期盼，更是对中国投下的信任票。作为一支即将投入到国际金融方阵中的新锐与劲旅，亚投行最终改写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游戏规则，还能促使国际金融格局的整体优化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均衡。
从胎动到成形
从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筹建的倡议，到相关具体工作程序的正式启动，亚投行以超乎外界的想象而加速落地。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卡塔尔、泰国等在内的21个亚投行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备忘录》。一个月后，印尼成为第22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从功能特性来看，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左右。总部选址北京。为了保证股本金达到一定的规模，中国提出出资额可以最高达到50%，以便使亚投行能够如期开张运行。根据目前的股份设计，亚洲成员国将按GDP水平共享亚投行75%-80%的股权，其他20%-25%股权根据经济实力分配给亚洲以外的国家。但是，随着更多国家的参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投行成员国持股比例都将有相应地下降。
按照世界银行（WBG）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股东权利的运行方式看，第一大出资国作为第一大股东均享有一票否决权。因此，虽然伴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加，中国在亚投行的股份会发生逐步稀释，但中国确保自己最大股东的地位则不容置疑。由此产生一个敏感性问题：中国是否会在亚投行中行使一票否决权？在我们看来，基于中国目前和平崛起需要世界主流国家的支持和表态，从对国家最有利的角度来说，中国既不会放弃一票否决权，但也不会轻易地去动用，以免引起他国的怀疑和顾虑，除非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时才会慎用。
亚投行成员国分为创始成员国和普通成员国两类。作为亚投行的核心成员，创始成员国有权制定章程，而普通成员国只能遵守已有规则。在股份占比上，创始成员国持股比例会高一些，只要有能力基本无限制，普通成员国的持股比例上则有限制。另外，董事席位只在创始成员国中产生，普通成员国没有董事席位。不仅如此，创始成员国有设立“保留条款”的权力，普通成员国则没有。也就是说，国家在签署某个国际条约时，如果对某个条款有意见或者不同意，可以提出保留，那么这个条款就可以不适用在这个国家，而其他没提出保留的国家就得适用这一条款。
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亚投行由理事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三个层级构成，其中理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由所有成员国的代表组成，根据亚投行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董事会由理事会选举出的总裁主持，主要负责对日常事务的管理决策。银行管理层包括行长、副行长以及其他工作人员，通过“公开、包容、透明和择优”的原则进行选聘。
按照设计，亚投行将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营，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按照目前亚投行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量，如果通过金融杠杆放大5倍到10倍的话，可以撬动5000亿元到10000亿美元的资金支出规模。动态来看，亚投行未来的融资模式将采取三种模式，即银行同业拆借、集中创始成员国主权信用发债，同时设立专项基金来吸取闲散资金。此外，预计亚投行未来将择机通过增股扩资吸纳新成员，扩大业务范围及提升业务能力。
新的金融磁场
按照既定的时间表，2015年3月31日是亚投行接收新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的截止日期。出人意料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竟然是继首批意向成员国之后第一个递交申请的国家，紧接着，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欧洲国家纷纷对外宣布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
英国之所以在加入亚投行上心急火燎地跑在最前面，首先要争取的是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的回报机会。2014年中英之间的年贸易额为800亿美元，还不到中德贸易额的一半，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亚投行强化对华关系，来获取在中国更多的投资贸易业务；重要的是，作为传统的金融中心，从建立和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到承揽由西方国家发行的首只人民币主权债券，英国一直在人民国际化领域与中国政府进行着频繁与密切的合作，以致形成如今离岸人民币交易总额有45%在伦敦发生的喜人结果，而亚投行的出现让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也更为广阔，英国也试图借此进一步密切与中国的关系。当然，除了能够通过亚投行在中国这一亚洲最大的市场深耕细作外，英国更看中整个亚洲版图的投资机会。相比于美洲和欧洲，亚洲经济无疑有着更强的活力、更好的弹性和更大的潜力。亚洲是煤、气、油等全球不可再生资源的主要储藏区，容纳了全球60%以上的人口，占有全球40%以上的GDP，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国家也正在谋求转型升级，特别是亚洲中产阶层正在日益崛起，并将形成巨大购买力需求，亚洲成为全球经济未来最重要的增长重心已不容置疑。
紧追英国的脚步，作为欧洲大陆制造业强国的德国更是希望通过站上亚投行这一巨大的平台拓展与亚洲这一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进行投资与贸易合作的机会。跟踪发现，过去德国对美国的出口要大于全球其他地区和国家，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德国调整了对外贸易与经济重心，大力东移，目前德国对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已远超美国，自然，加入亚投行，就可使德国与亚洲的经济与贸易关系进一步巩固，合作平台得以更广泛的延伸。
实际上，如同英国和德国两大巨头试图通过亚投行分享未来亚洲市场巨大的红利，其他欧洲国家有着同样的心愿与诉求。数据显示，目前英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0.6%，瑞士金融业占比GDP约13%，卢森堡金融业占GDP约8%。于是，像英国一样，为了巩固自己传统金融业强国的地位，瑞士和卢森堡等都不会放过可以加入国际性金融机构的任何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已成为欧盟的最大进口市场，2014年中欧贸易额为4673亿欧元，占比为14%，虽然比欧美贸易仍少一个百分点，但中欧贸易份额已由2002年的7%上升至2014年的14%，同期美欧贸易占欧盟外贸总额的份额由24%降至2014年的15%。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纷纷选择加入由中国牵头的亚投行就顺理成章了。
在追求投资回报与经济利益的同时，欧洲国家当然也试图获得作为创始成员国在亚投行中的话语权地位。据悉，在亚投行设计的15至20个董事会席位中，可能仅有3席预留给亚洲国家之外的成员国，这样，不仅在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之间存在着董事会席位的激烈竞争，而且在欧洲国家与非亚洲亚投行申请国之间会因为谋求董事会的席位发生角逐。照目前看来，申请的先后与出资的规模可能成为决定成员国能否取得董事会席位的两大关键综合因素。
的确，追赶着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步伐，中东地区的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国和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等国家都鱼贯而入地登上了亚投行这列“快车”。数据显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已有四国加入亚投行，G7国家中已有五国向亚投行提出申请，G20国家中已有13国宣布了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可以肯定，伴随着发达国家的进入，它们带来的不仅是亚投行资本规模的扩张，还有这些国家具有国际金融多边机构的管理经验以及熟练的市场化运营方法，亚投行也将由此缩短市场摸索期，而随着高标准运行规则的制定，亚投行将在实质上走向国际化。
尴尬的美国与日本
对于亚投行这一新的角色，历来在国际金融舞台上颐指气使的美国起初只是投去了不屑一顾的目光。在山姆大叔看来，参加亚投行的国家只是限于实力弱于中国的东盟国家和巴基斯坦之类，因此最多也是亚洲“穷伙伴”之间你来我往的小游戏。然而，随着英国、法国等这些昔日美国“旧友”的加入，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土耳其等许多美国“铁杆盟友”纷纷聚拢到亚投行旗下时，山姆大叔不得不瞪大惊讶的双眼。
实际上，当英国成为首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亚洲地区以外的国家时，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就在公开场合斥责英国“迁就中国”，并表示希望相关国家在作出加入亚投行的最后决定之前三思后行。不仅如此，在未能阻挡住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脚步后，美国又转向对澳大利亚、韩国等亚太盟友提出警示，明确要求它们不要急于加入亚投行。从现在看来，除了平时作为美国跟屁虫的日本在是否加入亚投行的选择上唯山姆大叔马首是瞻外，其他国家不是阵前倒戈，就是我行我素。这样的结果是美国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之所以惧怕和从外围离间亚投行，美国担忧的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投行并不能保持地区性开发银行在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高标准，并质疑其在公平竞争及贷款规则方面的透明度与有效性；同样，日本政府也认为亚投行不会遵守高标准的信誉度和透明度，而且担忧亚投行会无视债务持续可能性而进行贷款进而给其他债权者带来损害。不过，面对着亚投行初始意向成员国阵营的扩大，美日也只能无趣地给自己制造下台阶的机会。在对待亚投行的态度上，美国政府的最新表态是，欢迎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愿在双边和多边领域加强相关合作。而日本政府的一份文件称，日本不排除未来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并要求中国承诺进行公正透明的运营。
分析发现，作为区域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在此之前，除了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外，还先后出现了欧洲投资银行、阿拉伯货币基金、伊斯兰发展银行、西非发展银行、阿拉伯发展基金等，同样在这些金融机构成立时，美国不是亲自出面打气撑腰，就是视而不见；恰恰相反，面对着亚投行的出现，美国却谈虎色变。实际上，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在针对亚投行释放出的冠冕堂皇的语言背后，是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担忧与遏制。
从目前全球金融秩序来看，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双双实际的运作都体现为以美国意念为主导，如在IMF出资额中，美国占有17%的份额，由此拥有了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中，美国长期把持着行长的位置，并同样有一票否决的特权。不仅如此，在成立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中，日本和美国分别掌握着15.7%和15.6%的股份份额，双方联手具有绝对的否决权，同时日本长期把持着亚开行行长的重要位置。与此同时，在以上三大机构中，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所享有的投票权却依然非常微弱，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倾向。
事实已经非常清楚，在美日看来，冲破了地理边界意义的亚投行不仅要突破美国人在二战后一手筑造的“金融藩篱”，而且要挑战美国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王者地位以及进一步削弱日本在亚洲地区的竞争优势；亚投行是针对WBG和IMF而来，同时叫板的目标直接对准日美主导的亚开行。而对于新生的亚投行，在并不能野蛮掐死的情况下，美日就自然地联合起来，并选择从外围进行封堵的方式，以让亚投行陷入孤立最终自我消亡。
动态观察，面对目前诸多国家选择加入亚投行，历来高度默契的美日不是没有应对之策。一种可能是，美日死扛到底不加入亚投行，设法重新激活并盘整亚洲开发银行，以此与亚投行形成正面竞争。必须承认，目前亚开行的财力明显胜过亚投行，而且融资渠道和空间非常大，同时其运作机制和经验都不是亚投行所能比拟的，但是，亚开行要力盖亚投行的风头，就必须对其传统运行机制进行改革创新，以使亚洲各国显著受益，而且其投资必须更大程度上倾向中国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进而抑制亚投行的影响力。另一种可能是，美日经过审慎考量以普通成员国的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中国也会表示欢迎，相应地，亚投行游戏规则的制定以及公正透明地运行也能够增添更多的监督和维护力量。
从实际利益来看，日本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似乎比美国更为急迫。自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恢复经济一直是近些年日本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安倍上台后，不断加码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投资刺激力度，然而，在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支出方面，由于日本国内基础设施市场经过多年开发已趋饱和，相关企业不得不把目光转向亚洲其他基础设施落后的地区。据悉，日本政府已将基础设施出口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内容，提出到2020年将海外订单金额扩大至30万亿日元的目标。但是，面对着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中国企业和创新能力强大的韩国企业，日本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可以预见，如果日本没有加入亚投行这一未来能够在亚洲基础设施市场发挥重要影响的新体系，日企未来的对外投资与出口将会进一步承压。
向世界传递正能量
作为中国第一次主导建立的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及其“朋友圈”的扩大彰显的无疑是中国在全球与日提升的影响力以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日渐高涨的信任度。一方面，通过多年的积累，中国形成了高达4.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具备了资本输出和驰援亚洲国家的雄厚实力，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具有比较强的技术实力与实战经验，在实现自身技术输出和产能输出的同时，也能帮助亚洲国家建构和夯实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平台，从而形成双方的合作共赢关系。
除了能够实现资本、技术和产能输出从而分享亚洲市场的红利收益外，如果与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基金、海洋合作基金以及丝路基金相策应，向亚洲基建领域“供血”的亚投行还将显著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国际清算银行报告显示，受离岸人民币交易的推动，人民币交易额已从2013年的340亿美元增至去年的1200亿美元，人民币成为了第九大交投活跃货币，在全球外汇交易量中的占比达2.2%。另外，在目前在世界货币的排列里，美元是第一大货币，欧元第二，日元第三，英镑第四，人民币第五。伴随着亚投行力量的驱动，几年之后，人民币将成为世界第三大货币，甚至可能超过欧元。
然而，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观察发现，目前包括印度、印尼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基础设施都非常滞后，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拖累。据亚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缺口为8.22万亿美元，即每年需要新增投入约82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投资需求占到了全球GDP的11%，对此，亚洲国家大体只能解决4000亿美元，而亚行的贷款额度最多只有200亿美元，即使将世界银行世行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扶贫贷款计算在内，资金缺口也依然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亚投行的出现将为这些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基础设施的改善与经济的起飞将会装上强大的引擎。
必须强调，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改善的重要“输血”管道，但IMF的功能定位是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世界银行和亚开行的职能是投资扶贫开发，而且三者贷款的审批和发放都要对相关国家政府的透明度、财政紧缩等指标进行考核，同时在诸如环保、雇佣、招投标等方面还会提出多种苛刻要求，亚洲很多国家最终因为难以达标而不能得到及时的自己供给。以此观之，具有定向投资、灵活运作优势的亚投行无疑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有力补充，彼此之间不仅不是竞争和零和游戏关系，而是合作与协同关系。
作为国际金融大海中一条新的“鲶鱼”，亚投行的诞生不能不引起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重组和加速洗牌，进而动摇传统的国际金融结构秩序。事实上，伴随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的日益加大，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对此，IMF在五年前就通过了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决定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便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同时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两个执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最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个方案，改革无疾而终。寻求他舍不如自救。亚投行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被迫之下的无奈选择，同时可看作是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力量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一次最直接的撞击。
进一步而言，由于股份占比决定着票权占比，因此，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长期以来都只能是国际规则的跟随者，虽然近年来随着经济力量的壮大由跟随者的角色进入到参与者的角色，并在国际秩序的塑造中开始发挥作用，但依然还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而亚投行的成立，第一次表明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从参与者进入到倡导者和领跑者，这是中国的一次华丽的转身,也显示出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角色上质的变化。而亚投行“朋友圈”的迅速扩围，代表的则是对国际金融体系规则制定权向中国转移的全球认同，也代表了全球治理的多极化力量得以加强，世界经济秩序将更趋平衡与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