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强 吴雨婷 罗锋
【摘要】积极参加各类海外影展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传播的典型路径之一。本文致力于探讨这一传播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海外参展之于中国纪录片发展又有何深远影响。认为独立纪录片的海外传播，不仅使制作人获得巨大的精神动力与资金支持，对于中国纪录片事业乃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都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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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纪录片 电影节 海外传播
独立纪录片，简单说就是拥有独立的创作和制作环境的一群独立的制作人制作出的纪实影像，此类影像几乎不受团体和制作公司的影响，其更像是“小作坊”生产的民间影像，无论是制作资金还是展映平台，大部分作品很难得到官方的明确支持，这些影像创作者甚至被称为“不安分的现代主义者”。然而，如何使独立纪录片为公众知晓，选择什么通道传播独立纪录片，进而产生影响力已成为许多独立制作人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独立影像的生态环境
中国独立影像制作人往往钟情于海外传播渠道，这与其国内传播环境不无关系。根据对目前国际较有影响力的15 家国际影展2000 年以后中国独立纪录片获奖情况的不完全统计，2000 年以后，这15家国际影展中国独立纪录片共有64 部作品获得国际影展各类奖项，而入围作品更是不计其数。非官方的独立纪录片在中国发行渠道有限，公开发行需要得到官方认可并拿到许可证之后才能发行。同时因制作人、内容和形式等多种因素，意欲进入院线可谓极其困难。
独立导演徐童在接受IBTimes 中文网记者采访时认为，“国内的放映活动很不稳定，像游击队。尤伦斯的艺术电影的常规放映也取消了。”而大陆唯一一所的艺术院线——北京“百老汇”也难以聚力。缺乏盈利预期，加之并不成熟的观众市场，中国独立纪录片院线之旅注定无终而返。体制内外冲击是造成独立纪录片传播渠道单一的重要原因之一。“体制内”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主流风向标，有国家政府力量支撑，体制外创作则更像是边角料。结合实际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体制内纪录片由于国家的支持与国家力量的主导，获得了丰厚的资金与技术、设备优越性，甚至有着专门纪录片放映频道的支持。而体制外纪录片则面临资金匮乏，难以进入院线，群众关注度小，主流媒体不认可等窘境，放映渠道窄之又窄。与此同时，独立纪录片在国内评奖链条上很少引起重视，甚至受到体制内制度束缚与打击。
早在1994 年，中国独立纪录片起步发展阶段，广电部就曾对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等七位纪录片创作者进行处罚，原因是这批导演越过广电部私自参加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专题展。这便是后来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电影界的“七君子事件”，其中涉及到的纪录片有四部：吴文光的《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时间的《我毕业了》、何建军的《自画像》，以及宁岱的《停机》。
另一方面，独立纪录片初期呈现出两种创作倾向。首先是偏爱边缘化题材，无论是否是有意迎合海外国际电影节对题材和内容的偏爱，但开创者对于边缘化题材的关注，并且依靠此类影像获奖的经验却最终使得新一代纪录片导演愈发偏向边缘化题材，于是形成以国际电影节为圆心的一个封闭内环，独立纪录片也由此陷入“被独立”的窘境。这既是一种被动无奈之举，又似乎是一次双方高度契合的“投怀送抱”。与此同时，在独立纪录片内容渐趋边缘化之际，影像镜头开始侵入私密空间，由于对拍摄对象个人隐私与权利的忽视，影像伦理问题最终演变为独立纪录片挥之不去的阴影。
由于独立纪录片没有有效的盈利模式，极容易陷入生产创作——传播受限——资金无法回收的恶性循环中，资金的缺乏及体制外普遍存在的技术欠缺，使得独立纪录片品质差强人意。这不仅难以维持制作者的创作热情，也导致了影像作品显得较为粗糙。当独立纪录片进入DV 时代后，更是对纪录片品质问题带来不小挑战。正如一些观察者所描述的那样，“直到DV 兴起，独立纪录片全面兴盛以后，技术便成为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粗糙的镜头，拙劣的镜头表达，模糊的画面是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特征。”①
而“在中国的文化体制下，进入流通渠道的作品需要广电总局的‘身份认可’。而获得这样的认可对于大部分独立纪录片而言代价过于昂贵”②。难获主流电视媒体的认可，于是独立纪录片在国内传播系统中长期处于“地下”状态，酒吧交流、民间影展、学院放映，甚至盗版光盘等形式竟然成为国内独立纪录片的主要传播形式，即使如此，此类影像也只是在小众群体内以人人之间传播的形式进行艰难传播。这一传播怪圈也常被外界形容为由精英阶层创作、精英阶层相互欣赏的“精英作品”。
正是在这一语境下，中国独立影像进军海外似乎成了唯一表达自己“存在感”的方式，这也是大部分作者推广自己作品、寻求再生资源的主要方式。
二、海外传播况景
“据粗略统计，全世界六大洲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单独举办或轮流举办的各种名目的国际电影节已超过三百个。”③海外电影节种类繁多，各电影节定位不同，需要更加多元的影像文化，呈现边缘文化和浓郁的人道主义立场使得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国外各类电影节备受关注，这不仅是单向度的符合西方电影节价值观，也是西方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且难以替代。
近几年，中国纪录片在海外持续升温，在各大电影节获大奖的作品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纪录片的专题展映活动也越来越多。各大小国际电影节会在活动期间举办中国独立电影（包括纪录片）的专题影展，如2002 年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选出十部中国大陆电影进行主题名为“聚焦中国”（Focus China）的展映，其中包括独立纪录片《铁西区》；韩国釜山电影节也曾于2003 年举办过中国独立电影展。除了电影节之外，一些艺术机构、文教基金也会定期或不定期举办中国影展，如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香港艺术中心等。④显然，中国独立纪录片与国际电影节之间已经形成一套完整而规范的运作程序。各大展节会定期通过网络等途径发布征片信息，有兴趣的影人即可根据相关要求报名参赛。同时，国际电影节还会有专门的选片人来到中国，直接与导演交流，带走他们感兴趣的片子，或通过其在国内委托机构与导演进行联系、选片。
在参加国际电影节之外，我国独立纪录片在海外的另一个传播渠道是与国外媒介机构进行合作。一批独立制作者如段锦川、康健宁、蒋樾等人就曾采用目前国际纪录片界比较成熟“ 预卖机制”和BBC 、DISCOVERY 等国外电视台进行合作。比如段锦川的《拎起大舌头》，蒋樾的《幸福生活》等都以预卖的方式得以立项完成。⑤这种方式中国独立纪录片呈现在了广大西方电视观众面前，对我国独立纪录片海外传播亦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海外传播的积极效应
坦诚的说，海外传播已经成为中国独立影像极为重要的传播通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影像海外传播构建的积极良性互动机制。
如前所述，独立纪录片已经成为海外观察、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一扇重要窗口，同时由于国外纪实影像文化历史久长，无论在实践创作层面还是理论研究层面发展都较为成熟，参展过程当中可以观摩到大量优秀的国外作品，通过研讨会等形式与国外创作者交流切磋过程，中国创作者了解海外纪录片创作的历史和现状，熟悉其先进的创作经验、拍摄手法及制片等环节。更为重要的是，海外电影节大多鼓励独立思考、独立创作和技术创新，他们尊重各民族国家的影视文化并且提倡文化的多元化，凡此种种，都给予中国独立影像作者以极大的学习空间，同时给他们带来莫大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吴文光曾坦承，直到1991 年参加日本山形纪录片电影节，观摩到小川绅介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导演的作品，才认识到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这些优秀的作品不仅帮助他打开了眼界和思路，与小川绅介直接的接触和交流让他获益匪浅。1993 年，段锦川也参加了山形电影节，系统观摩了小川绅介、怀斯曼等人的作品。他同样承认，自己是从山形才真正地开始启蒙，了解了什么叫纪录片。⑥电影节的友好氛围亦让段觉得异常兴奋，“在那儿（山形），除了看片子，交流很重要。和别人交流，和自己的同行交流……大家都很兴奋，交谈也非常多，互相鼓励，觉得那儿是自己能量的来源，能够获得一种力量”⑦
独立影像海外参展一旦获奖，代表着纪录片某种程度上受到认可，这对于纪录片作者而言是极大的精神鼓舞。当更多的作者选择用西方的检验和评判标准进行创作，如果我们把以西方标准创作纪录片给中国纪录片创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这一问题悬置起来的话，那么在现有环境中，作品获奖的确给予作者极大的满足感，提升其创作自信。
国外电影节往往有较高的奖金设置，优秀作品在提升作品知名度同时，还可以获得一定额度的奖金，进而支撑纪录片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的是，纪录片会吸引投资商的关注，从而拓宽海外传播渠道，影像创作者也会获得更多的资金回报。“吴文光的《四海为家》曾获得NHK 的资助并在日本电视台播出，《回到凤凰桥》被英国BBC 以25000 英镑的价格收购，《老头》以12 万法郎卖给法国一家电视台……”⑧
作为影视作品类型之一的独立纪录片，海外参展、获奖乃至被收购，这一独特的衍变轨迹已经引起业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其累积效应为影像作品反向进入国内院线、频道及网络平台打下良好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立影像的海外传播不论之于纪录片创作者，抑或整个文化产业，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纪实影像与国家形象关系研究》〈14BXW05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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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李倩，《游走在体制边缘的艰难生存——关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生存境遇的思考》[J]《. 东南传播》，2009（3）
③《关于加强影视播放机构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播放DV片管理的通知》
④唐蕾，《曲径内外——中国独立纪录片与国际电影节》[J]《. 电影艺术》，2009（3）
⑤朱靖江、梅冰：《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0
⑥李幸等：《被遗忘的影像：中国纪录片的滥觞》[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6-49
⑦吕新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71
⑧樊启鹏，《中国独立纪录片与国际影展》[J]《. 南方电视学刊》，2013（3）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