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亚东
（扬州大学商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 要：企业政治关联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对于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基于对资源和制度需求的动机，寻求建立政治关联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重要手段。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发展具有正负效用。建立制度化的政治关联，采取主动的政治关联，构建互利共赢的政治关联，实行群体政治关联是民营企业实现政治关联良性发展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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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效用分析；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34-0065-03
收稿日期：2014-12-05
基金项目：扬州大学商学院2014年研究生创新项目（SXYYJSKC2014222）
作者简介：陆亚东（1989-），男，江苏南通人，扬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民营企业不仅要面对新市场环境的挑战，而且还要应对非市场环境变动的考验。政府环境是非市场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又是企业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为此，不论民营企业（家）是出于无奈或是主动意愿，与政府进行必要的沟通和关系建设是关乎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修课。民营企业发展政治关联已经成为其应对环境变化的普遍策略。2012年在沪深上市民营制造业公司中，高管（董事长，CEO，董秘，财务总监）和实际控制个人中至少有一人具有官员背景的公司比例为11%，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公司比例高达42%；2013年在沪深上市公司中约1/3企业聘请有党政机关或者公检法背景的“官员独董”，其中有不少人是卸任的省部级干部[1]。
虽然民营企业（家）愈来愈重视发展政治关联以适应政府环境，但是民营企业（家）却缺乏科学合理的政治关联策略来指导他们正确地处理政府关系。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乱象丛生，不规范的、非法的政治关联行为层出不穷，包括商业贿赂、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裙带关系、官员挂职下海、商人红顶化等[2]。
针对上述现象和问题，学界和政界的大多数学者分析了制度背景、形成原因和影响，但策略研究稍显滞后；即使有，也是从政府角度考虑和提出的清理或整治策略，缺少引导性的策略。本研究的重点和创新点正是引导民营企业（家）选择合适的政治关联策略，以帮助民营企业解决政治关联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研究的思路：首先分析中国民营企业的动因、政治关联的效用，然后根据分析的结果再对比论证每组可能性策略的优劣，选取最合适的策略，以利于民营企业正确地运用政治关联，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动因
动机决定行为，研究民营企业发展政治关联的动因能够更好地理解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发现政治关联问题的根源，研究可行的改进策略。
（一）资源层面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资源，尤其是稀缺的资源。现实中资源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经常不是同一主体。发展中国家市场不成熟，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大量的战略性和稀缺性资源并且拥有配置资源的权力，而私营企业缺少这方面的资源和权力。企业如果不能从市场那里获得所需的稀缺资源，那么企业转而会从政府那里去争取。这种情况下企业对政府就形成某种依赖关系，并且政府自由裁决配置资源的权力越大企业依赖程度越高。民营企业发展政治关联就是这种依赖关系的典型表现形式。
民营企业热衷政治关联，主要是为了获取稀缺资源，尤其是政府垄断的资源和权力配置的资源，如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融资便利性、获批土地、财政补助和政府订单等。同时政治关联的身份有助于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获取低于市场价格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因此，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本质动因是获取政府掌控的稀缺资源。
（二）制度层面
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会影响企业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政治关系、协会关系等。现实中制度环境压力确实引起了民营企业政治关系的变化。在市场转型的特殊时期，制度环境中的正式制度缺位，民营企业无法从正式制度那里获得支持和保护。为此，民营企业选择政治关联作为正式制度的替代物，重新发挥保护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仍不够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和政策存在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同时私有财产的产权保护不明确，民营企业享受不到应有的保护，面临的风险很大；而且民营企业（家）仍受到各种隐性的歧视，民营企业的待遇与国有企业也没法相提并论。这种特殊的制度环境造成了民营企业（家）的困境，同时也为政治关联替代缺位的正式制度创造了条件。因此，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重要动因是为了应对制度环境的挑战，为的是争取政治保护、政策支持和合法地位，规避制度风险。
三、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正负效用
（一）政治关联的正效用
1.政治关联提升企业价值。虽然政治关联的会计价值无法准确计算，但它能在股票市场上体现出来。当人们对政治关联的预期上升时，相关企业的股价就会上升。而且在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公司的市场价值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2.政治关联方便企业获得资金支持。政治关联是企业的一张名片，它向银行等金融机构传递企业的实力和质量的信号，缓解了民营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治关联向外传递企业良好的资质信息，提高了企业资信评级，破除了融资约束，使政治关联企业比非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且企业拥有一批有政治关系背景的高管，能够帮助陷入困境的关联企业获得政府补助支持。
3.政治关联有利于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吴文峰等人（2009）认为中国政府官员拥有决定企业税收优惠幅度等方面的支配权力和弹性决策空间[3]。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高管具有政府关系背景的民营企业更有可能获得税收优惠，比如政治关联企业的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比非关联企业更低。
4.政治关联提供企业合法保护。Ma Liangbo等人（2013）认为民营企业家或企业管理者拥有某些政治关联，比如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协委员等，能够有效地避免企业被掏空[4]312。在市场机制和法律机制比较脆弱时，政治关联发挥了保护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和增强。
5.政治关联拓宽企业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聘请有政治背景的人士担任企业高管，强化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不仅便于企业获得进入高壁垒行业的经营许可，还增强其在高壁垒行业中的经营实力。当然政治关联拓宽企业发展空间的积极效应远不仅于此，有些企业主会借政治关联的身份以拓展企业的政治发展空间。愈是政治关联强的企业主愈是青睐直接参政，直接参与政府决策，制定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公共政策和法规，增强自身的市场话语权，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二）政治关联的负效用
1.政治关联扭曲企业的行为。为了持续获取政治资源和维护政治关系，某些民营企业选择用人时，倾向于聘任有政府背景的人士，而忽视了选择企业管理真正所需的人才，造成管理团队素质良莠不齐。政治关联不仅影响民营企业的用人行为，而且还影响民营企业的投资行为。与非政治关联企业相比，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不受资金、渠道、政策的限制，容易导致高管盲目自信和过度投资。
2.政治关联造成企业资产流失。在企业改制时期，政治关联的个人或利益群体可能会滥用他们的政治关系进行黑箱操作，榨取公有资产，导致私有化等市场化改制沦为政治关联的利益者套利的捷径。如果企业把政治关联是建立在官员的私人关系基础上，这种政治关联可能会逐渐掏空企业，损害股东和大众的利益[4] 326。
3.政治关联造成企业效率损失。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会产生大量非生产性支出。这些非生产性支出原本是用于生产经营的资源，如今却被配置到非生产领域，造成生产资源的非正常流失，资源配置效率大幅下降，经营效率也大打折扣。过度依赖政治关系给企业提供的资源和渠道，忽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科学管理，结果只会造成企业效率损失。
4.政治关联削弱企业核心竞争力。民营企业不重视研发创新等核心竞争能力建设，反而选择通过政治关联途径来赚快钱，这本身就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长此以往，这些企业只会被锁定在依赖于关系和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上，核心竞争优势将丧失殆尽。因此企业过分依赖政治关联实现快速扩张是不可持续的，会严重削弱企业核心竞争力。
四、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策略选择
任何事物都有个度，过犹不及，政治关联也一样，如果民营企业过度依赖政治关联，政治关联所产生的正效用将被效率损失等负效用所掩盖。那么民营企业该如何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发挥政治关联的正效用，并规避政治关联负效用的影响呢？为此本研究率先做出解决政治关联问题的尝试，对比论证四组可能性策略的优劣，选择出科学合理的策略以规范民营企业政治关联行为，推动民营企业实现政治关联的良性发展。
策略一：选择制度化的政治关联，远离非制度化的政治关联
从制度合法性方面而言，中国民营企业（家）建立政治关联的方式主要有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关联。其中，制度化政治参与主要体现为民营企业家参与人大、政协、工商联、协会等；非制度化政治关联则表现为民营企业家借助私人关系以建立官商关系或者聘请政治人物到企业任职或挂职。虽然非制度化的政治关联比制度化的政治关联更为普遍，但前者的问题最大。尽管民营企业通过非制度化的政治关联能直接获得政治保护、稀缺资源，但是这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关联游离于法律与制度之外，不受法律和制度保护，而且它隐藏了种种隐患。其一，民营企业高管借助私人关系建立的政治关系大多是见不得阳光的，没有监督机制的约束，往往隐藏着钱权交易、利益输送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腐败。而且当民营企业所依附的官员或他们的利益链出现问题时，民营企业将受到冲击，不仅丧失眼前的利益，而且还会面临法律的惩罚。其二，民营企业通过聘任政治人物建立政治关联，也存在潜在的风险，比如某些政府官员会借助捆绑于民企与政府之间的政治纽带直接干预民营企业，企业将会丧失经营自主权，民营企业可能沦为政府官员完成政绩的工具，甚至可能被某些关联官员掏空。
既然非制度化的政治关联不可取，那么制度化的政治关联才是民营企业的明智选择。民营企业（家）可以发展制度化的政治关联，与政府保持合法的政商关系。民营企业（家）积极参政，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仅能直接反映利益诉求，提高民营企业待遇，而且能参与政策法规的制定，改善企业外部制度环境。无数的研究和事实也都印证了制度化的政治关联的积极效用。Faccio（2006）使用大量政治关联企业数据验证出，政府官员加入企业管理层并没有提高企业的价值，而企业家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去直接行使政治权利，更能对企业价值产生积极影响[5]。2007年达能与娃哈哈之争中，娃哈哈集团的老总宗庆后利用全国人大代表的政治权利，直接上书提案，推动人大立法限制外资恶意并购，为企业提供法律保护。
策略二：贯彻主动的政治关联，摒弃被动的政治关联
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如同恋人，良性的互动是政商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保鲜剂。民营企业与政府保持积极主动的政治关联，不仅有利于企业获得稀缺资源、优惠待遇和合法保护，而且有利于政府掌握行业动态，制定适宜的政策法规。民营房地产的标杆企业万科不仅自己主动研究国家政策，还积极主动地接触国家部委，向国家部委反映房地产的行业情况，为国家部委制定房地产行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万科采取积极主动的政治关联策略，不但赢得了政府的信任，而且为房地产行业和万科自身创造了更好的政策环境。
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能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有些民营企业（家）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十分被动，甚至有点自私。这些民营企业（家）平时不与政府积极沟通，有了困难时才想起找政府帮忙，把问题抛给政府，为的是降低自身损失。被动的政治关联不仅不受政府欢迎，而且还会断送民营企业（家）的前程。尚德事件就是被动政治关联行不通的最佳佐证。尚德出现危机后，施正荣谋划以子公司无锡尚德破产的形式来拯救上市母公司尚德电力和保全自身利益。但是无锡市政府不同意无锡尚德破产，因为这不仅事关数万工人的就业和社会稳定，而且若无锡尚德破产，无锡市十多年打造的城市名片也会瞬间覆灭。虽然无锡市政府十分关照施正荣，但不可能为施正荣的私欲而抛弃无锡尚德。施正荣和无锡市政府的矛盾持续发酵，最后施正荣没有如愿以偿地得到政府支持，无奈出局。
事实证明民营企业与政府之间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政治关联，而不应该采取被动的政治关联。因为企业发展主动的政治关联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良性的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积累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政府与企业双方良性互动。相反，被动的政治关联是一种临时抱佛脚的下策，往往带有灰色交易性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问题，当然也无法取得政府永久的信任和帮助。
策略三：选择互利共赢的政治关联，舍弃涉及私人利益输送的政治关联
中国民营企业（家）重视政治关联的意识逐渐加强，但把握好政治关联尺度的政治智慧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真正掌握了的。国美董事局前主席黄光裕“懂得经营”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花费几十亿打通各级官员的关系，编织了庞大的利益输送网络，为其商业帝国扩张提供方便。但是黄光裕最终还是难逃法律的制裁，身陷囹圄。以黄光裕为代表的多数民营企业家的确不缺少政治关联的意识，但他们却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们选择与官员走的近，建立起私人性质的政治关联，却与政府走的远了。
但中国民营企业（家）中也有一批人选择走近政府，发展互利共赢的政治关联，而不涉及私人利益输送，刘永行就是其中的典范。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选择与地方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非理性的短期行为，有政治智慧的企业家懂得把政府和企业的利益联系到一起，使得二者形成共赢关系。刘永行这么说的，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他搞现代化农牧产业，符合国家的政策和政府的利益，政府当然支持其发展。当他被谈及为什么不做房地产时，他说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不愿因此与相关官员形成钱权交易和利益输送。
民营企业与政府发展关系应该更多地向君子之交看齐，虽然平淡但关系长久，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相反，涉及利益输送的政治关联是不稳定的，如同小人之交，腐败的官员是不可能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的。
策略四：选择高规格的群体政治关联，摒弃狭隘的个体政治关联
托马斯·海贝勒（2003）认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群体，没有发挥自身群体优势，他们的社会与政治功能仅仅局限于拓展个人的空间，而没有上升到参与公共政策决策和谋求立法优势的高度[6]。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确实缺少一种群体战略意识，他们普遍与政府保持有政治关系，但多数企业仅仅利用这些社会资本直接为本企业谋好处，而没有发挥其更大的效用。
单个企业的力量是薄弱的，个体政治关联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中国民营企业应该将个体政治关联策略上升到群体政治关联策略的高度，积极参加工商联合会、官方协会、政商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夏季达沃斯论坛、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以高规格的群体姿态去接触政府政要，并积极地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支持政府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规范市场秩序，最终打造出关联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的政策优势，改善民营企业的外部生存环境。
五、结论
企业与政府之间保持有政治关联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中国民营企业也广泛地建立起政治关联。但在政治关联遍地开花的现象背后却出现了官商勾结、权力寻租等不规范的行为和隐患。本研究分析出，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是民营企业依赖政府并建立政治关联的本质动因；不完善的市场制度、不健全的法律法规、不透明的政策等，是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和建立政治关联的制度诱因。研究还发现，政治关联是一把双刃剑，正确地运用政治关联能有效地发挥其正效用；错误地利用政治关联，负效用会被放大。为此民营企业需要科学的策略指导他们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规范不合理的政治关联，降低负效用的影响。本研究根据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问题的分析结果，对比论证并提炼出四条科学合理的策略，如建立制度化的政治关联、采取主动的政治关联、实行群体政治关联等策略，为民营企业实现政治关联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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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杨其静．政治关联与企业家腐败[N]．东方早报，2014-10-28.
[2] 高勇强．企业非市场行为与规范化研究[J]．中大管理研究，2007，（2）：135-146．
[3] 吴文锋，吴冲锋，芮萌．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管理世界，2009（03）：134-142．
[4] Ma L，Ma S，Tian G．Political connections，founder-managers，and their impact on tunneling in China´s listed firms[J]．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13，24：312-339．
[5] Faccio，M.．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96：369-386．
[6] 托马斯·海贝勒．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M]，吴志成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