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少扬 范登伟
摘要：本文以美国介入亚太战略为研究对象，以其中暗含的中美文化冲突为研究内容，主要从“亚太介入”模式入手，深刻分析中美冲突的文化逻辑，彰显美国“文明冲突论”之缺陷，为中国解构美国霸权提供文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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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亚太介入”模式；中美冲突；文化逻辑
近年来，东海和南海争端不断，中美冲突的潜势上升，这一切都源于美国的“亚太介入”模式。美国“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战略，从2009年发酵，至今已有六年光景，在未来日子的里还将持续下去。中美文化冲突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不仅要问，美国为何要介入亚太？“亚太介入”模式有何综合考量？中美冲突的文化逻辑是什么？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在亚太的文化霸权？
一、“重返亚太”的战略回顾
2009年，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务卿希拉里首次披露“重返亚洲”战略；2010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出笼，认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在亚太。提出亚太为美国军事力量再平衡目标，美国战略重心全方位向亚洲转移。2011年，希拉里在美《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美国的太平洋政策》，提出了“太平洋世纪”概念，正式宣布“重返亚太”战略，未来十年美国外交、经济、军事、政治等重心皆锁定亚太。2012年奥巴马公布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明确要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进一步提升海空军作战能力。同年，美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发表演讲《美国对亚太的再平衡》，宣布把六成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2013年，美日韩在亚太借军演敲山震虎。2014年，美国不断挑拨菲律宾、越南、日本鼓捣中国。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迅速恶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挑战。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演变表现为：2009年提出，2010年初步实施，2011年全面实施，2012年取得初步成效，2013年亚太形势恶化，2014年亚太严峻形势加剧。
美国介入亚太打的是组合拳，政治、经济、军事谋略并重。在军事上，搞联合军演：2009 年，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共有6场，包括“金色眼镜蛇－2009”、“和平－2009”；2010年包括“金色眼镜蛇”（自1982年以来每年一次）和“环太平洋2010”（两年一次）；2011 年，美国在亚太的军演达172次，几乎平均每两天一次；2012年，美国在亚太高密度连环军演，光代号就有17种之多，“金色眼镜蛇”和“环太平洋”军演均涉及20多个国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鲜明的战术指向性；2013年有美韩“关键决心·鹞鹰”、美日澳“对抗北方-2013”、美菲“肩并肩”、美日韩澳“红旗”等；2014年有美韩“超级雷霆”、美韩“鹞鹰”、美英澳“红旗”、美日“利刃”、美日韩等23国“环太平洋”、美菲“肩并肩”、美日韩泰等“金色眼镜蛇”等。在政治上，美国全面参与东亚国际合作机制，如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通过参加主导议题，高度重视东南亚战略地位。在经济上，提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关系协定（TPP）,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圈，把中国排除在圈子之外。
美国全面介入亚太，恶化了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对我国形成了半环形包围，严重威胁我国海洋战略和能源通道，在我国南海和东海制造危机，对我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美国咄咄逼人的“岛链”战略，在近海封闭我海军，意在切断我海上运输线。美国“亚太介入”模式扩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周边国家和我国政治互信降低，以我国为中心的双边关系出现很多不确定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障碍。
二、中美冲突的文化逻辑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以日本的经济崛起为开端，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杰出表现，使世界经济的中心逐渐由大西洋沿岸转到了太平洋沿岸。尽管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经济霸主，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这位世界霸主稍显疲态，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出于国家利益和世界霸权的考虑，自然要以“领导人”姿态介入亚太，以确保其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优势，维护美国世界老大的身份和地位。
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特别是美国和中国间的均势，加深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其核心乃是亚太主导权的归属问题。亨廷顿认为，世界之经济权利、军事权利和政治影响正在迅速向东亚转移，中国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美国挑战的国家，这会加剧以美国首的西方支配性权利的衰落，中美文化冲突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利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亨廷顿，1998：104-105）
在亨廷顿看来，除了争夺亚太控制权之外，中美冲突还源于文化认同的焦虑。苏联和东欧解体引发福山一颗骚动之心，制造出“历史终结论”的喧哗。亨廷顿却认为，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结束，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认同的不同文化（或文明）共同体间的冲突。相反地，文化共性则促进了国家间合作，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容易形成“大”文化共同体。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政治中心，而不同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文化冲突（甚至战争）的中心界线。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亨廷顿，1998：129）
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集团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或多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不同国家与不同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不同文明集团的程度。在亨廷顿看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正在以中国为核心形成亚太大文化共同体，即所谓的“大中华共荣圈”。亨廷顿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面临两个威胁，一是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亚洲文明，二是富有挑战性的伊斯兰文明。在他看来，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差异很大，非常容易发生冲突。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亨廷顿，1998：250）
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期的国家结盟是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后冷战时期的国家结盟的主要因素则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国家结盟要考虑“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这样的问题，意识形态似乎不重要了，而血缘、信仰、忠诚、家庭等因素日益凸显。人们倾向于和那些有相似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例如，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等等。在当今世界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显著，相同文明国家很容易结成联盟，不同文明集团之间非常容易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的“文明冲突论”。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和亚洲文化差异很大，最容易爆发冲突，冲突的结果会导致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其中，美国和中国的文化差异很难弥合，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目标。两国的文化分歧是全面而广泛的，这种态势最终势必导致权利关系的变化，核心问题在于亚洲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亨廷顿认为，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亨廷顿，1998：259）
可见，中美冲突的文化逻辑牵涉到两个要素：一是文化差异的认同焦虑；二是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很显然，文化差异只是文明冲突论的烟幕弹，而争夺亚洲领导权才是利益冲突的关键所在。
三、美国霸权的文化解构
亨廷顿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其“文明冲突论”代表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思维指向。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与两大主编之一。他的“文明冲突论”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有着潜在的巨大影响。亨廷顿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章《文明的冲突？》，接着于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这两篇文章标志着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笼。
众所周知，人类世界是一个多种族世界，世界文化必然呈现为多元化态势。多样性文化使人类世界异彩纷呈，最终是由地球上的生物多样性所决定的，这样的宇宙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世界都是多样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人类世界多种文化相互融合是同一性，各种文化异彩纷呈是多样性，人类世界的发展是二者最终的辩证统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规律。但是，在当今的人类世界里，这样的宇宙规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以“单强独霸”的面目挑战世界多样性，非要在人类世界推行以美国文化为标志的普世主义，挑战人类世界心理承受极限，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了程度不一的不安全事件，使人类世界的和谐安全增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我们该如何解读美国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行为呢？李公昭认为，美国传统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上升为民族使命感，在20世纪逐渐演化为普世主义，普世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大美国主义”，即理想化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
这种民族主义在19世纪末发展为一种民族使命感，到20世纪则被进一步夸大，甚至等同为普世主义和理想主义……美国主义固然激励着美国人的爱国心与自豪感，但同时也让一些美国人戴上了有色眼镜，认为无论在政治体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美国都大大优越于其它国家与民族。因此，美国的一切都理应成为其他国家效法的典范，美国也理应成为世界领袖。于是，美国人在世界各地以老大自居，非此即彼、非友即敌，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这种狂妄自大、惟我独尊的美国主义，理所当然应冠上“大”的帽子。”（范登伟，2013：86）
大美国主义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打着普世主义的旗号，做着霸权主义的勾当，行着国家利益主义之实，在不同文明体之间制造混乱，演绎着文明冲突的故事。无怪乎，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巨变和东欧解体，认同危机在全球蔓延，“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文化认同理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世界人文学科刮起了文化认同研究的飓风，文化研究迅速升温并演化为文化政治思潮，文化认同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概念。
中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学习并赶超西方社会。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西方文化迅速入侵，美国文化到处蔓延，国人的文化认同出现混杂性。1989年国内政治事件给国人敲响了警钟，2009年美国介入亚太战略再次敲响警钟，国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核心问题，文化重塑和思想建设迫在眉睫。
亨廷顿认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摒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的国家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亨廷顿，1998：353）
文化多元主义对美国安全的挑战令亨氏担心，美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同样令人不安。如果我们任凭美国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将出现重大危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必然得逞。所以，美国“介入亚太”模式客观上增强了亚洲自身的文化认同，中美文化冲突逻辑上在所难免。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美国在亚太的霸权呢？亨廷顿自己也承认，“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接受全球的文化多元性是必要的，还需要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这就需要我们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推动联合国的改革，需要我们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从文化认同的高度重新审视美国文化，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多领域加强自身建设，充分重视中美文化冲突中的“防洪堤”工程，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未雨绸缪。
四、结语
正如主席所言，太平洋之大足够容纳中美两个国家。如果美国非要挑起文化的冲突，我们只能积极应对挑战。我们坚信“应兵必胜”的军事原则，世界正义一定属于被欺负的我们，霸权主义最终会失去人心。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和而不同的外交策略。我们坚信中华文化的合法性，我们不搞普世主义，我们为世界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我们积极加强自身文化建设。我们要借助反腐倡廉和整顿四风的有力契机，大大强化文化重塑和思想建设工程，如此我们才能使中华儿女凝聚文化认同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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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亚太介入’模式下的中美文化冲突研究”（编号：2013-GH-1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