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宇青
国家主义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群体，坚持国家和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的统一、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认为个人必须绝对服从于国家，甚至为了国家利益应当作出无条件的牺牲。
国家主义学说的大致轮廓
谈到国家主义，大家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近代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潮即已传入中国，并被作为救国救民的一种学说而应用于改造中国的政治实践。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的名字和当时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紧密相连，并有了以他们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或称“醒狮派”、“中国青年党”），其政治影响堪与当时的国共两党鼎足而立。
然而，究竟何谓国家主义？为此，笔者专门查找了一些权威性的辞书，如1992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1999年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2002年版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等，但是书中均无“国家主义”的词条。虽然在一些哲学辞书中有此词条，但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例如，在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中指出了国家主义的理论渊源，它在“理沦上推崇德国费希特、意大利加富尔的国家主义，否认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原苏联学者N·T·弗罗洛夫主编的《哲学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对国家主义所可能产生的历史作用作了描述：“国家积极干预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认为“只有国家才能充当经济发展的动力，才能保证生产的现代化，才能克服民族的分散、种族的分立和单独行动的倾向，只有国家才能保障民族的统一和增强国家的独立”。但是，这一解释只是看到了国家主义的积极作用，而对其弊端却没有涉及。《辞海》[哲学分册l（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认为，国家主义“对内企图用‘国家至上’的口号取消阶级的奴役，对外宣传民族优越论”，“甚至用‘保卫祖国’的名义叫嚣侵略战争”。这一解释其实和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并无二致。张弓长等主编的《哲学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连法等主编的《简明哲学应用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等只是以“中国青年党”的历史来解释“国家主义”。
造成国家主义缺乏精确定义的原因，或许是因为“国家”本身的复杂性，而且它又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等不同层而的观念纠缠在一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国家主义作出精确定义的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上述的解释中探寻到关于国家主义的大致轮廓。
概括地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政治思潮，国家主义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群体，坚持国家和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的统一、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鼓吹个人必须服从、忠减和服务于国家，甚至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应作出无条件的牺牲。国家主义思潮何以出现？
20世纪初的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国家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就在于要在国民中树立起政治国家的观念，并为保护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而努力。国家主义派领袖曾琦以“内不统一、外不独立”为论据加以概括。他指出，只有国家主义才能“使国民明了国家根本立足点之所在，使全国国民尽能透彻了解国家主义之真意而信仰之；对外则有一致抵抗之勇气，夫然后可以永保我国之独立与自由”。
那么，在当前的中国为什么又会出现国家主义政治思潮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不妨继续按照曾琦的思路来思考。也就是说，当下中国出现国家主义政治思潮的原因，仍然包括内与外两个方面。
一是外部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融入世界，主动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的过程。在今天， “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开放之初的那种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拒斥态度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中国的开放程度、中国人的开放心态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开放改变了中国，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然而，不能不看到开放背后的另一面，就是在开放过程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技术、资金和观念等方面的过度依赖，不仅使得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也使得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
同时，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国民心态也有了大幅度的跃升。20世纪后期到目前，被开除“球籍”的危机意识逐渐淡出，而“亚洲世纪”、“环太平洋世纪”甚至“中国世纪”的国民意识日益凸显。然而，中国在不少领域还受制于人，尤其在外交领域还有一种被欺负的强烈感受，例如，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钓鱼岛问题等，就时常触发国内民众敏感的神经，以至于在民众中问形成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采取强硬外交路线的强烈愿望。
于是，一方面，“中国崛起”成为全国上下共同构筑起来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始终存在着，双重的纠结造成了对更强大国家的呼唤，也成为了滋生国家主义的温床。
通常情况下，国家主义常常倚重于民族主义，并使其为之服务，成为国家赖以表达和实现意志的天然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国家主义思潮的形成便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民族主义的因素，两者就像孪生兄弟一般难分你我。当前中国的国家主义思潮在这方面的表现是较为明显的。需要说明的是，在极端情况下，国家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还会转化为民粹主义。这是目前应当予以警惕的。
二是内部原因。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开放的实施和推进的历程就是国家对社会（包括个人）控制松动的过程。一方面，正是伴随着这种松动，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改革带来的最大、最为激励国人的成果。
然而，另一方面，改革30多年来，在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现象，社会纵向流动的空间日益狭窄，因此，在不少人中间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某些人的社会心态经历了从羡慕到嫉妒、再到不满、再到怨恨的变迁，而且怨恨的层级也从初期指向暴发户、官员个体，开始转向制度和价值。《人民日报》在2011年4～5月，接连发表了5篇关于社会心态方面的评论员文章，即对严重的社会戾气等不良社会心态表达了关注。不良的社会心态又进一步酿造了诸如不信任、不宽容、道德失范等不良的社会风气。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成为诱发中国社会秩序不稳的重要因素。
所以，对当前的中国，不仅需要发展，而且需要发展之下的秩序。因为如果社会不稳定，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此有深刻的体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不仅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而且多次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强调稳定压倒一切。进入21世纪，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和谐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主要政治议题。与此同时，民众也不希望社会发生动荡和不稳，对社会稳定和树立强大的中央权威也有渴求。于是，内部稳定秩序的追求就成为国家主义形成的重要条件。
既要发展，又要秩序和权威，更要有秩序和权威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当前中国的国家主义又是和权威主义紧密相连的，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划分。
总之，任何一种思潮都有其现实的社会基础。国家主义在当下的中国有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存在一定的契合度。它强调国家至上、稳定与秩序优先，实际上正是对目前出现的国家安全需要维护、社会政治秩序需要维稳的一种反应。因此，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的国家主义，严格来说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因为这一思潮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策略和政治实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