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法制意识和科技力量强于东方各国，这是它脱亚入欧的结果。我们潮情感与其相处，总是适得其反。我们必须把过去的情、理、法，改成法、理、情。对日要法理第一，情感第二。
文／郁志荣
近代以来，中日之间已经发生两次战争，第一次是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第二次是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之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才恢复邦交正常化；80年代至90年代犹如进入“蜜月期”。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两国关系又急剧直下，重新恶化，尤其是近几年，由于日本蓄意制造“9·7”渔船事件和钓鱼岛国有化事件，两国关系跌入冰河期，一度十分紧张，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中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历史的长河中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相处的关系。近代以来缘何关系持续紧张，不仅两度发生战争，当前依旧乌云密布呢？
中日关系缘何不断交恶？
其一，与进入近代后日本选择的对外扩张的历史道路相关。日本是个岛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海洋扩张是其求生存、谋发展的一大出路。自从美国的佩里将军于1853年带领“黑船”打开日本的锁国大门之后，日本茅塞顿开，经过反复琢磨和推敲，最终将本国定位为与欧美类似的海洋型国家。海洋型国家与大陆型国家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前者敢于冒险、勇于探索，也更富有侵略性。为实现脱亚入欧的目的，有许多精英留学欧洲学习先进思想和技术，回国后成为日本前途和命运的设计者和践行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福泽谕吉了。福泽谕吉少年时代受儒学的濡染很深，青年时期又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并几次出洋目睹欧美各国社会现实，对东西方文化有深切感受。福泽谕吉将儒学文化与欧洲文明作比较后，发现东西方文明差距很大，转而批判儒学，主张日本是海洋国家，认为日本必须开拓进取，支持日本走侵略扩张的道路。福泽谕吉甚至把甲午战争看作是一场文明与落后的较量，美化日本侵略战争，认为这是正义战胜邪恶、拯救愚昧中华民族的义战。福泽的思想影响了几代日本人，而且根深蒂固，直至今日，那些叫嚣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分子也与受到福泽谕吉思想的浸染不无关系。
其二，国际环境变化所致。当前中日之间矛盾重重、纠纷四起，其中最大的矛盾要数钓鱼岛领土主权之争。有人预测，如果中日再次发生战争，岛屿领土争端有可能成为导火索。如果深究中日岛争原因，凡是有头脑的人都清醒地认为美国是罪魁祸首。美国不仅挑起了中日岛屿领土主权的争端，而且目前依然左右和控制着两国的纷争。如果美国1969年不与日本签订《归还冲绳协议》，日本绝不敢派军机和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实际控制钓鱼岛周边海域，也不可能公开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其固有领土，中日之间也不会出现最难逾越的门坎儿。当然美国因素是个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根子还是在日本的民族特性和对国土资源的强烈欲望上。美国就是利用日本在国土问题上“一点就着”的弱点，成功挑起了中日争端，离间双边关系，企图达到渔翁得利之目的。
其三，与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动有关。
日本明治维新开国以来，先后经历了战前和战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战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掠夺他国以达到称霸地区和世界的目的，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战后日本高举吉田茂主义的大旗，在美国控制下，努力恢复和发展经济，一举跃入世界强国之列。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叫嚣扩军备战的极右势力死活复燃。时至今日，日本何去何从又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上。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变化，让近代以来长期霸占亚洲第一的日本，心理上很不平衡，无法适应这种新格局的变化。于是某些日本人士持续对华挑刺，一会儿鼓吹“中国威胁论”，一会儿指责电视台每天播放“抗日剧”。又适逢钓鱼岛争端的升级，中日关系走向了冰冻期。
对日关系：法理第一，情感第二
中日原本地理接近、文化同源和优势互补，如今却互不信任。受中日关系的影响，中日贸易额从3，500亿美元直线下降到3，100亿美元，日本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下降到第五位。中日都是大国，在地区和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双边关系恶化不仅影响经贸，还对亚太乃至整个世界带来负面影响。
研究和探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避免矛盾激化和冲突升级再次演变成战争，既是一个长远的战略问题，也是当前的一个实际问题。
近年来，美国给日本松绑之后，日本以中国为假想敌，明目张胆，屡屡挑衅中国。对此，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走两个极端，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摩拳擦掌，这样反而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导致中国变主动为被动。
我们与日本打交道需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日本虽然从1000多年前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向中国学习，但是明治维新之后转向学习西方文明，到二战后又一直受到美国的深刻影响。3次大的学习、吸收和超越使其形成了独特的东西方文明兼容、内外文化结合的杂交综合体。不过，在这一杂交体中，两方文明占据了优势地位，所以，日本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尤其注重发挥法理在国际障弈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处理对日关系的观念和做法也必须转变。实践证明，我们过去对日总是以情感人、以利求和、以退求合的做法是失败的。用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等儒家文化对日本不起作用，甚至起相反作用。如在福泽谕吉之流的日本人眼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前途利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与“海洋国家”以侵略扩张谋发展的理念格格不入。如果我们依然抱着过去的陈旧观念和做法改善中日关系，则永远不得要领。
我们必须把过去的情、理、法，改成法、理、情。对日要法理第一，情感第二。日本的法制意识和科技力量强于东方各国，这是它脱亚入欧的结果。我们用情感与其相处，总是适得其反。40年前邦交正常化时，中国出于好心免除日本的战争赔偿，致使今天的右翼分子否认侵略历史时，中国连完整的“证据”都拿不出来；对钓鱼岛主权争端，我们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缓和举措，日方却不领情，反而得寸进尺，认为这是其固有领土没有争议；2008年中日领导人达成“6 .18”共识，按照共识，日方可按照中国法律参与“春晓”油气田合作开发，日方却曲解为“共同开发”，否则就要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如此等等。因此，中国必须要拿出智慧和决心，在对日斗争中，高度重视法制程序，完善对日问题的相关法律体系，对日展开严格的“法制外交”。
（作者系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