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舒洋
（新乡学院 社会科学部，河南 新乡 453003）
摘 要：1929年的《首都计划》是近代南京7次城市规划中最为完备的一次，规模浩大的建设活动也牵扯出一场技术与政治之争。本文就从当时国民党内部纷扰的政权争斗出发，围绕城墙拆保之争与中央政治区的选址设计两件典型事例，探讨政治因素与《首都计划》及南京城市规划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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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首都计划》；南京；城市规划；政权纷争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24-03
政治是城市规划与建设活动重要干扰和影响因素，“城市依其形象而存在，这个形象是由某种政治制度为达到其理想形式而构筑的”。①且在马克思·韦伯等西方学者眼里，中国的城市化同西欧经验相比，并不是经济变迁进程的自然结果，而是国家和政府人为有意识设计的结果。②本文从当时国民党内部纷扰的政权争斗出发，围绕城墙拆保之争与中央政治区的选址设计两件典型事例，探讨政治因素与《首都计划》及南京城市规划建设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国民政府首都规划的相关背景
1912年元旦孙中山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个新时代由此开启。在《建国方略》中孙中山曾评价南京:“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政府“尊总理遗教，定首都于南京”。③
为显示与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的区别，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至此中国只有南京一处被冠以“京”字称谓。然而当时的南京并未从太平天国战争的重创中恢复，与北平、上海相比只能算是一个中型城市。国民政府名义虽为中央，实际掌控的只有东南五省和山东一部，根基并不稳固，各国使馆甚至借口南京缺乏现代化设施而滞留北平不愿搬迁。为巩固中央之位，首都建设迫在眉睫。
1928年11月1日成立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简称国都处，专司《首都计划》编制。负责人孙科、处长林逸民、顾问亨利·墨菲、古力治都是当时最优秀的都市规划人才：孙科系孙中山长子，曾留美研习市政规划等课程，1919年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发表《都市规划论》，介绍西方城市规划的历史与经验，是中国近代以来此领域最早的论述之一；处长林逸民哈佛大学都市规划专业毕业；美国建筑设计师墨菲从1913年接受教会委托，以中国北方官式建筑风格在湖南长沙设计雅礼大学起，已从事中国设计业务十五载；顾问古力治也是美国著名的市政工程师和城市规划专家。但国都处并非国民政府内唯一负责首都规划的机构，紧随其后1929年6月1日成立的首都建设委员会由蒋介石亲任主席，会内委员尽是党国要人，秘书长刘纪文时任南京市长，常务委员包括孔祥熙、宋子文、赵戴文等。尽管事实上这只是个开会的空机构，真正有规划能力的还是国都处，但两者立场想法不同，造成许多冲突。从这个角度讲，《首都计划》也是一个政治竞技场，谁能够掌握首都的计划就掌握了首都的诠释权。
二、初次交锋：城墙拆保之争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国务会议批准蒋介石亲任校长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拆除南京神策门至太平门的城墙，将所获城砖助建军校讲堂。此时蒋介石正因北伐成功如日中天，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黄埔军校是他最为看重的执政之基。次年初城墙一经开拆舆论一片哗然，徐悲鸿撰写《对南京拆城的感想》直斥这是西湖雷峰塔被毁后的“续貂之举”，讽刺主事者堪比“食其砖当药石”。墨菲一到南京得知此事亦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中国的象征，拆掉它将是巨大的错误”，因而千方百计反对。以孙科为代表的党权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权之间针锋相对，展开了关于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初次交锋。
1929年3月5日，孙科向国民政府呈文：“当由茂非（墨菲）顾问发表关于南京城垣存废意见，以为南京城垣尚非无可利用之处……伏乞迅予饬令南京特别市市政府即行停止拆城工作，以便设计。”国民政府收到呈文后向南京市政府下发《第471号指令》、《194号训令》：“呈请饬令京市政府停止拆城工作。”但蒋介石态度强硬，3月14日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名义上报国民政府公文：“若一旦停止，势必影响工程，全部一切建筑将陷于不可收拾。恳请转饬市政府仍遵照前案所请办理，俾全部建筑免致功亏一篑。”国民政府却也不依不饶，3月19日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下发第3715号公函：“所请未便照准。”
值得思索的是，当时拆城墙在全国已成风气，广州、武昌多地城墙被拆后，北伐军还曾计划拆除国都北京的城墙，其示范作用不言而喻。包括孙科本人起先也是拆城墙的倡导者，《都市规划论》中就专门介绍西方拆城墙的先进经验。此时态度逆转，一是墨菲等专业人士的说服起到一定作用，二则是他与蒋介石之间确实存在矛盾。孙科曾是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中的成员，与蒋的关系几经分合。1928年后孙科与蒋介石再度合作，但双方的隔阂与不信任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④
“城市建设决策及其实施是一项高度综合和复杂的、同时牵动许多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工作，对此规划设计者常感到力不从心，势单力薄，因而想拉一些人来共同决定”。⑤墨菲在风波中也扮演着微妙的角色，为表示城墙并非无用，他甚至提出可在上面行驶汽车，使之成为现代化的“环城大道”，方案最终被写入《首都计划》。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但究竟是他的确这样认为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至今仍是疑问，而恰是这个方案使城墙没有被拆。
拆城之事，幸未扩大，内外夹击之下，风波才算平息。如今南京保存基本完好的明代城墙全长约25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古代城墙，也是中国少有的保存良好的城墙。此后的北京“拆城方案”也没能在民国时期实行，使得北京城的内外城墙又多矗立了近30年。
三、核心问题：中央政治区的选址设计
“首都建设对于国民政府的建设是头等大事，基于塑造民族形象，为国家建制考虑，首都整体形象关系国民的信任和国家发展，通过在特定政治区域呈现出的雄伟壮丽的空间组织方式，一方面树立国家的权威，同时也能唤起国民的情感认同”。⑥《首都计划》最终将南京城划分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和住宅区六个区域，其中中央政治区是理所当然的规划重点。
在分区规划方面，市政府考虑七项分区内容，其中行政区与学校区是近代以来首次添加的内容。行政区在三易其稿中，更是从最初何民魂任市长时期的玄武湖西岸，最终调整到刘纪文任市长时期的明故宫旧址一带（1928年7月何民魂去职，蒋系人马刘纪文接任南京特别市市长，把行政区调整至明故宫旧址自然是蒋介石意志的体现。蒋名中正，明故宫中央政府区被描绘为“中正之位”）。⑦但这毕竟是市级规划，当规划级别提升至中央后高层各派皆意有所图。在《首都计划》最终的文本中，中央政治区地点令人意外地选择在东城墙外的紫金山南麓，老城之外另建新城是个颇具野心的计划，从景观角度看也必是一幅壮丽的帝景。“查世界新建国都，多在城外荒郊之地，如澳京之近巴那（堪培拉），土耳其之安哥拉（安卡拉）、印京之新大理（新德里）无一不然，一方固可规划裕如，一方亦有鼎新革故之意，该地（紫金山南麓）位于郊外，实与斯旨相符，他如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墨菲归纳此地的五个优势，“面积永远足用也”，“位置最为适宜也”，“布置经营易臻佳胜也”，“军事防守最便也”，“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也”。⑧这一规划恰透露出孙科的良苦用心，中山陵内刻有孙中山《建国大纲》全文，清楚规定全国“党权高于一切”，孙科曾声称1928年“到了南京以后”，“见蒋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力笼罩一切”，从此“无聊倦思”，“凡事皆苟且敷衍”，之所以“勉为隐忍”，乃是考虑“党国艰危”，指望蒋介石“能有日觉悟”。了解此番心情，就不难明白孙科为何这样规划中央政治区了。墨菲的方案的确没有让他失望，这个位于中山陵西南侧坡地上的中央政治区，南北中轴线从中山陵与朱元璋的孝陵之间穿过，跨越紫金山上1500多年前的六朝祭坛，其面积比美国华盛顿中央行政区还大。在全新开辟的山坡上，国民党党部大楼、国民政府、五院、各部会由高到低依次排列，所有建筑样式都做出明确规定，整个中央政府共计容纳10万人。最上方的中山陵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透过一种视觉景观清晰地交代出孙中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方案中中央党部牢牢占据着中轴线的最北端，那里地势高峻。为何选择这个位置？自然是象征“党权高于一切”，不能由枪来指挥党。最终的中央党部设计方案颇具美国国会山的风姿，仿佛是华盛顿国会大厦套上了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外衣。可以想见，这样一个规划方案绝不可能为中央政治区选址争论画上句点，党权与军权的纷纷扰扰远未尘埃落定。
1929年12月5日《首都计划》全部完成，一份500多页的英文规划报告集结成书，31日中文翻译本印刷完毕，呈送首都建设委员会。当天国都处即遭裁撤，宣告任务终结，这一命运便同中央政治区的选址之争有关。方案一直未获首都建设委员会同意，原因大概有二：花费过于昂贵；蒋介石并不希望孙中山在党的政治体系中地位过于显著，这会增强竞争对手的实力，反映到选址中便是不愿意中山陵在空间安排上处于过于显著的位置。
国都处被裁撤后的第18天，国民政府下发“训令”，将中央政治区改在明故宫旧址一带。“训令”中并未说明决策的具体理由，但文后附有一张短签，上书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亲笔批示：“行政区域决定在明故宫全城路线应即公布为要。”决策过程着实奇怪，之前未召开任何会议商讨，送达南京后自然引起孙科强烈反弹，在国民党内部又造成一次小型政治风暴。蒋介石一纸命令让《首都计划》的全盘设计戛然而止，南京最终没有形成一规模完整的中央政治区。“各政府机关根本没有照规划行事，大都各行所好，到处乱建房子……后来不得不把中央行政区计划改在中山门内明故宫一带。⑨一系列官署建筑大多如珍珠般散落在中山大道的沿线。
四、《首都计划》的历史影响
上世纪20、30年代欧洲新建筑运动兴起，1925年，勒·柯布西耶出版《明日之城市》提出建设功能分区，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雅典宪章》提出现代城市应协调好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类似先进思想均在《首都计划》文本中均有体现。从城市规划史角度分析，《首都计划》的种种设计比时代超前至少20年，其进步性正是问题所在。尽管如此，在规划指导下，南京还是启开近代以来建设最为集中的时期。城市的主要格局大致在那个时期确立，为孙中山奉安大典开辟的主干道——中山路，今天仍是南京道路系统的骨架。按照一些学者的计算，《首都计划》实际上实施了30%—40%，正是这些部分奠定了当今南京城的特色。民国政权处在内忧外患之时，民族主义的要求自然会体现在公共建筑上。《首都计划》中专辟“建筑形式之选择”一章，提出“要以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极力提倡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对20年代末和30年代上半期南京的政府办公建筑设计产生了很深的影响”。⑩1927到1937年，国民党在南京兴建了一批政府性建筑，均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改良式中国建筑手法”。
《首都计划》诚然是一个由国家倾全力去主导的计划，正因为如此，也注定是一个失败的计划。从根本上讲，城市的发展不能由某种单一力量来决定，而应由众多因素历史地合力。但在那个时代，国家力量相对放任，权力集团内部政治纷争不断，必然反映到城市规划建设中，最后酿成无法控制的结局。国民党标榜自己由南京起家，但最后的失败也在城市。1949年后南京的身份地位发生历史转变，此后按照自己的速度前行。褪去纷扰的政权争斗，走过战争与和平，《首都计划》留下的不仅是一部技术文献，也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见证了近代中国人关于理想家园的不懈追求。
注 释：
①沈克宁.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J].世界建筑，1988,(6).
②（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M].商务印书馆，1995.
③（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首都计划[M].南京出版社，2006.1.
④高华.革命年代[M].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⑤王建国.析城市规划建设的政治因素[J].华中建筑，1990,(1):29.
⑥汪晓茜,俞琳.南京近代都市建设制度之研究[J].建筑师，2010,(4)l:59.
⑦苏则民.南京城市规划史稿[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282-283.
⑧（民国）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首都计划[M].南京出版社，2006.41—43.
⑨⑩刘先觉,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南京篇）[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11,12.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