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登高
（集宁师范学院，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 要：国民性批判是鲁迅作品最为显著的特点，它既源于鲁迅对其所处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不断揭示现实人生弊病的使命的理解，也源于鲁迅不屈的战斗精神和批判精神。他将犀利而刻毒的批判锋芒指向人们习以为常的病态心理，以挖掘国民的劣根性，从而引起人们对民族思想救疗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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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鲁迅；国民性；国民性批判；国民劣根性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39-03
国民性，又称民族性格，是指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积淀形成的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19世纪至20世纪初，在中国这一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几千年所沉淀下来文化精神弊端以及畸形的民族心理不断暴露出来：一方面，思想文化转型迫使国民“站队”，中国文化弊端显而易见；另一方面，苦难的中国人民被“生存”所胁迫，病态心理占主导。鲁迅深刻地意识到“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将目光聚焦于国民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希望从他们集体无意识的劣根性中寻找到中国陷于危难境地的根源，并尝试探索改造国民思想的新出路，致力于“民族魂”的塑造。
一、国民性批判的焦点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家尊严的丧失也顺带掠夺了国民的自尊心。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冲撞以及长期封建压抑下的畸形思想和病态心理爆发，使得国民在苦难重重的生存环境下，性格、心理迅速发生变异，从而衍化成一类典型的中国人。鲁迅抓住一类人的典型性格特征，并对其进行分类，以审视国人的劣根性和落后性。鲁迅在国民性批判的过程中主要将炮火集中于以下几类性格的人：
（一）愚昧卑怯的奴性
奴性文化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最为精要的概括。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统治下，国民习惯臣服于逆来顺受、绝对服从的被统治地位，加上儒家文化“和”思想的渗透，自我意识薄弱、反抗精神缺失，国民的性格之中始终带有愚昧卑怯的奴性。鲁迅在杂文《坟·灯下漫笔》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而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国民的奴性在鲁迅的眼里可真谓是低到了尘埃里。
《祝福》中祥林嫂的惨死既是世态炎凉的结果，也是其自身愚昧而导致的悲惨结局，而其悲惨的命运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底层劳动妇女的真实写照：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甘于唯唯诺诺地生活，安安稳稳地做奴隶是最大的理想。在做女工期间，“然而她（祥林嫂）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在几次三番的命运劫难中，祥林嫂依旧选择回到鲁镇做奴仆。小说中反复出现“我真傻”，这既是祥林嫂痛失儿子的自我谴责，也是鲁迅“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悲叹。《阿Q正传》中，阿Q作为“国民性弱点典型”，其精神胜利法为自己的失败命运、奴隶地位采取辩护、粉饰和盲目自尊的态度；《故乡》中，昔日童年好友闰土一声“老爷”显露了小农阶级难以抹灭的封建残余思想以及其在经济和思想上的双重贫乏。
（二）麻木冷漠的看客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正是几千年来强调秩序的正统儒家文化的浸染，中国国民在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势力面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沉默地参与“热闹”，而在弱者面前则或是冷漠的“打量”、或是冷嘲热讽地渲染“热闹”。鲁迅的笔下，不乏这样一群看客，而在其所创造的“看与被看”的独特审美视觉下，其大都显得麻木而冷漠。这既是特殊社会背景下，人们迫于生存而不得不“关闭”各项感官的结果，也是国民在长期封建统治下思想发生变异的产物。
在小说《药》一文中，鲁迅借老栓的视角，生动的刻画了一群看客“看”革命英雄夏瑜被砍头的场景：“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中国人素来喜欢看热闹，也善于将从“热闹”中得来的素材加工、整理成佐料，以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添油加醋。可悲的是，国民将所有的热闹都看成是一场“表演”，袖手旁观不说，甚者还落井下石。《祝福》一文中，鲁镇的民众不仅对祥林嫂悲惨的命运无动于衷，还以取笑其遭遇为乐，如其在述说自己凄惨的故事时：“……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将矛头直指这一类冷漠、麻木、没有丝毫血性的看客，活灵活现地表现了他们丑陋的嘴脸，将中国人爱看热闹的劣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不愿改革的保守派
正如鲁迅在《论改革》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不仅钳制了国民的精神，也摧残了他们的意志，而只能一味地安于现状，成为封建制度忠实的维护者和追随者。难怪鲁迅发出这样的哀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在这一片固步自封的土地上，实难自觉地孕育出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鲁迅对这样一群不愿改革的保守派可谓是捶胸顿足。
小说《肥皂》主人公“四铭”正是保守派的典型，因为儿子不知道“恶毒妇（old fool）”的意思，就愤然不平：“其实，在光绪年间，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可万料不到学堂的流弊竟至于如此之大：什么解放咧，自由咧，没有实学，只会胡闹。……吓，什么学堂，造就了些什么？我简直说：应该统统关掉！”四铭忠诚地奉行着老祖宗的那一套，认为“女孩子读书无用”“女娃出来乞讨有伤风雅”，更把“新文化”贬得一文不值。鲁迅对这一类不愿改革的保守派言辞中难掩讽刺之情，他们鼠目寸光地固守着旧文化、旧礼仪，甚至不允许他人做丝毫的改变，这一类人的可悲正在于成为旧文化、旧道德的守护者。
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出路
鲁迅的全部创作表达出一种现实战斗精神和现代反抗意识，显示出一种民族魂，其在杂文《偶像与奴才》一文中指出：“自卑和内松，是我国民的劣根性。此劣性一天不拔去，就一天不能脱离奴才。”鲁迅认为改造国民思想的根本出路在于根除民族的劣根性，其主要提出了3条出路：
（一）依靠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结合
《呐喊〈自序〉》中写道：“假如有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鲁迅借用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20世纪中国的社会环境、国民的思想状态，在这样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中，必然需要铁屋外的“先觉者”找把钥匙来打开。五四时期的新知识分子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先驱者，其必然肩负着改造国民思想的重任。包括鲁迅在内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从传统中走来，同时又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深谙其糟粕和精华，又汲取了新文化思潮的精髓，具备改造国民思想的基本条件。人民大众作为改造的主体，先觉醒的一代知识分子直接作用于此，因此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觉醒是改变整个国民群体命运的必然选择。
鲁迅的作品中不乏对自身角色的自省意识和对新一代知识分子角色的审视和深度思考，如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采用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在看似病态的思维和语言之下巧妙地融入了象征性描写，以达到战斗的深意。而“狂人”正是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先觉醒过来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形象而存在的，其思想上彻底的反封建和叛逆精神既是对封建礼教和制度“吃人”本质逐层揭露，也是引起国民救疗注意的需要。鲁迅借以“狂人”的形象，希望以其疯言疯语打破国民传统封建思想的局限，为社会注入新鲜的认知思想以及价值观念。
（二）改造国民的道德素质
国民深受旧道德的戕害，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孔子之道儒家伦理学说不仅绑架和束缚了国民的理智，而且使其陷入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境地。在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相交加的中国，鲁迅深知思想的贫乏远比经济的落后来得更加的严重，于是果断“弃医从文”，并汲取了章太炎“道德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根极也”的思想，认为改造国民“自改造国民道德素质始也”，简单地说，就是使国民能分清对错、知荣辱。鲁迅提出了“人立，而后凡事举”的“立人”思想，以彻底贯彻启蒙的教育思想。其对国民性的批判，将国民的人性弱点赤裸裸地、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正是以改造国民道德素质为出发点。
（三）发挥文艺的重要作用
鲁迅深刻地认识到文艺在改造国民思想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作为一个民族思想浓缩的载体，其既能够反映社会各方面的状况以及人的精神面貌，又能够“辅翼道德”，实现“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的目的。另外，文艺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兼审美性、教育性、娱乐性于一体，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国民的价值观念、道德素质。正如其所说，“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因此，鲁迅积极倡导发挥文艺的多种社会功能，鼓励国民从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挖掘营养、精髓，以达到“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当然，鲁迅所指的文艺是优秀的作品，即健康、高尚的“艺术品”，他不反对借鉴西方积极的文化精髓，但批判全盘接受的崇洋媚外的行为，对此提出了“拿来主义”的原则。
鲁迅以其深邃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独辟蹊径地从民族性格出发，以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他于病态社会中不幸的人身上采撷罪恶之花，借有力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深度，深入地剖析、表现“恶之花”对人性的摧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积极寻求改造、更新国民思想的有效方法，以打破旧文化、旧思想对国民的钳制。另外，其所创造“国民性批判”思想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于促进民族自省、提高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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