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
作者简介：张祥龙，（济南 250100）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只要是追求人生深意的人，都可能欣赏海德格尔的文章。但是，要从哲理上得其韵味，却十分不易，因为他的思想终极处，是不可对象化的，无论在哪种意义上。也就是说，你可体会到他文字的蕴意，但一旦要从观念上、分类上抓住其中的道理，就茫然失据了。它实在是拒绝被你条分缕析地总结出来，就是硬要去总结，也几乎都会沦为刻舟求剑之举。于是那些习惯于传统分析路数的人们，就只能以谴责海氏或海学的“非理性”来为自己的理性挫折辩护了。但我们阅读他的著作时，却总能感到其中有一再复现的整体思路，所以应该有某种方法在背后运作使之然。由此看来，明了海德格尔的思想方法，就是理解而不仅是欣赏他的关键。
现在学人们已经大致同意或起码开始认识到，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一个最清晰表达，可以在他早期对“形式显示”或“形式指引”（die formale Anzeige）的陈述中找到。他在其它地方也谈到自己使用的方法，比如在《存在与时间》导言中讲到的“现象学方法”。但只有对形式显示的方法论展示最有哲理的层次，最能相比于传统的哲学方法而出新，因而也最有助于我们攀登这个思想的高峰，最有助于我们知晓它在整个西方哲学乃至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当他具体地阐发形式显示时，涉及三个层次，即总体化（概念化）、形式化和形式显示。总体化加上少许形式化或可看作是传统西方哲学的主要方法论特点，黑格尔之后的当代西方哲学的方法可视为以形式化为主，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或搀合上总体化，或带有形式显示的某些特点，而海德格尔则是追求纯粹的形式显示所主导的思想境界。
此专栏中的两篇文章都探讨海德格尔形式显示方法的深意，而且都是借助于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一些相关的研究，从某个新的角度来开显它，力图扩展我们迄今对这个方法的理解。蔡祥元的文章《语言与海德格尔思想方法的形成》，特别突出语言或意蕴（das Bedeutsame）在海德格尔方法形成中的作用。刺激海德格尔开创这种方法的那托普疑难，即那托普对现象学反思方法的两疑难中，第二个就是关乎表达原初经验的语言疑难，因此我们以前探索形式显示方法的含义时，也必涉入这个维度。但蔡文要在此方法的起源处或最根本处，发现语言或意义的地位。它从海德格尔自承所受到的胡塞尔影响即“范畴直观”谈起，显示它所直观到的超感知“形式”的语言性，特别是系辞“是”或“存在”意义的不可还原性——既不可还原为感性直观及其表达，也不可还原为感知对象的综合统一及相应的判断，而是那引导判断实行的意蕴发端。这也是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形式”的纯姿态关联的意义，要在形式显示中得到生命意境化和缘发生的体现。由此，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直观就被改造成解释学的直观，以人的实际生命经验的首发可理解性或原生意蕴性为导引，拒绝任何减弱、割裂这种鲜活和整全的生命意义体验的理论化。就此而言，存在就等于存在的意义，那超出了真假和分类的起头处的意义。
李峻的文章《生活形式与可能性之指引——论海德格尔“形式指引”思想的纵深维度》也涉及到形式指引与胡塞尔现象学的语言向度的关系，但不以后者所讲的范畴直观，而是“本质上的场合性表达”为引线，认为形式指引类似于那种表达，不表示所言者的种属性质，而是指引到个别存在——独一无二的“我在”和“这个（事物）”——的具体情境化中去。由于形式上的指引与所指引的形式皆是悬空的关系而非现成的实体，这种个别存在并不是现成的个别对象，而是非对象化的及具体切身的“空虚之境”或发端势态，也就是时机化的原本可能性，必表现为原初可理解的“先行具有”，由此而与蔡文强调的意蕴先行相呼应。但两文一个突显原初经验的不脱生命的普遍性，一个是强调这种经验的独特个别性，实际上说明：形式显示所指引出的理解和表达经验，超出了传统哲学的普遍与个别二元分叉，而达到在所有现成者之先的纯关联发生性（实行性）、原本可理解性和隐显互补性。
形式显示乃是当代西方哲学中最为彻底和最富于形式自觉的方法论革新。它要应对的挑战——那托普疑难是这种挑战的一种表现——是如此根本，逼使它必须在前人觉得不可能之处来形成哲学方法。传统西方哲学的主导方法是观念化，基于杂多现象中抽象出单一观念的总体化，可以是先验主义式的，也可以是经验主义式的，再辅以寻找观念间的结合与分离之术的辩证法（它在黑格尔那里取得了“正-反-合”的概念化生命的形式）和基于语法的形式逻辑。与这种方法相对，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关系先于实体（含观念实体）的形式化方法。它被观念辩证法导致的生命绝望所激怒，而在数理逻辑和相对论那里得到鼓舞。“现在是没有‘东西’那样一种东西了。”（罗素）“什么是自我？自我是一种自身与自身发生关联的关系，或者是在一个关系中，这关系自身与自身所发生的关联。”（克尔凯郭尔）但这关系又常常被沉淀为某种新的对象，不管是这关系的语义辖域，还是关系所指称的个体或绝对主体。
一些要在关系中超出相对性而达到真理的人，如胡塞尔，就寄希望于直观方法以获得明证性经验；而那些不满足于夹带着“硬核”的关系的哲学家，则希望通过直观或直觉来进入无硬核的纯动态关系，比如柏格森。海德格尔认为关系要是彻底的和纯粹的话，就必是发生式的、充满了迎头可理解的意蕴，所以批评胡塞尔的现象学直观法中还有割裂原发经验的对象化倾向，即便是意向对象这样在意向关联中构成的意向相关项也罢；同时认为柏格森的直观还不足以参透时间这种纯发生的存在论关系，看不到始源时间与日常时间的源流关联。海德格尔对柏格森的批评似乎过于严苛，在我们看来，柏格森的直观或直觉，类似于艺术家的直观，有可比于海德格尔后期讲的揭蔽技艺之处，可以加深加宽我们对关系和意义的知觉，并因此而有助于我们直接感受到动态的、正在发生和进行着的关系。但是，他的直观法过于简略含混，依靠人们的艺术感受力，缺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直观和解释学直观（即形式显示）所具有的认识论纹理和存在论意蕴，缺少与传统的总体化方法的准确区别，因而疏于哲学思想所要求的那种可让人摸索的路标性。
海德格尔阐发的形式显示与以上所有这些方法都不同。它有着深远的哲学史视野，有明确的方法论递进层级，有不入原发经验湍流绝不罢休的决断，还有胡塞尔现象学提供的充满直观张力的多条思路的启发，包括这两篇文章涉及的语言思路的启发。总之，这个形式显示方法让哲学思想进入真正的“热思”，也就是在经验火热进行时随之而思，而不是事后的冷凝反思；也同时进入生动的“道言”，即开道构意之言，而不只是表达现有观念的概念之言。这就与《周易》的见地有相通处了：“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辞下》）这样的思与言，或变通之思与鼓动之辞，就不可能是相互外在的了，而是那必会引出自身的缘发生（Ereignis）的诗思——诗之思，思之诗，参与到生活、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命运的构造之中。对于这个堪称西方二十世纪哲学最重大成就之一的方法，这个专栏所提供的只是一次尝试性的新探索，从中亦可以看出此方法的内在丰富性或耐解释性。
（责任编辑 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