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将军族》[1]，是陈映真早期的代表作，发表于1964年《现代文学》第19期。小说叙述了发生在社会最底层的两个小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三角脸与女主人公小瘦丫头，连名字都没有，作者根据他们的相貌特征取名为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在这两个普通人身上，却体现了这世间最美好、纯洁的爱情。两个人从相互隔膜、相互排斥到彼此理解、渐渐融合的心灵交汇，其中蕴含了浓郁的“家”的情结，也寓意了台湾人与大陆人和睦相处，共谋一个民族“大家”的深刻象征。三角脸是从大陆到台湾的退伍老兵，年已四十，来到台湾退伍后，孑然一身，只得到康乐队里吹小喇叭，以此为生，无家可归。小瘦丫头是台湾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为了生计，家里把她卖到青楼当妓女，但她坚决“卖笑不卖身”，从妓院逃到康乐队。她在乐队跳跳舞，演演女小丑，有家不得归。两个人年龄差距很大，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一样的遭遇，但是，各异的生活境遇却有着相似的生命轨迹和命运，渐渐地，这两个人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恨不相逢年少时的互生怜惜感。三角脸把他的全部退伍金——一个三万元的存折留给小瘦丫头，悄悄离开康乐队，但并未解决小瘦丫头的问题，也未能让她脱离苦海，再次落入妓院的小瘦丫头，最后还被嫖客弄瞎了一只眼睛。三角脸将自己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小瘦丫头，将自己身上的真善美都展露无遗，这是他闪闪发光的黄金性格，也是在那个年代该被珍视的美好品格。小瘦丫头也时刻牵挂着三角脸，发誓自己一定要找到他，再见他一面。五年后两个小人物的邂逅，原本两个人是可以结成一双忘年夫妻的，然而一个因为怕自己身子不干净而愧对对方，另一个也说“我这副皮囊比你还要恶臭不堪的”。最后两人放弃了生命，一同自尽于甘蔗林里，以最纯洁的方式回归到如婴儿般干净清澈的“家”里面。
一个无家可归，一个有家不得归，在相互接触、相互了解的过程中，慢慢靠近对方，最后以结束生命追寻到两个人的“家”——灵魂归宿。
《将军族》中多次提到“家”，不论是三角脸的家，还是小瘦丫头的家，又由小的“家”联想到大的“家”——海峡两岸早日统一。
小瘦丫头说：说一个你们家里的故事。你们大陆上的故事。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猴子的故事。”他说，叹息着。
他于是想起了一支故事。那是写在一本日本的小画册上的故事。在沦陷给日本的东北，他的姊姊曾说给他听过。他只看着五彩的小画旗。一只猴子被卖给马戏团，备尝辛楚，历经苦楚。有一个月圆的夜，猴子想起了森林里的老家，想起了爸爸、妈妈、哥哥、姊姊……
这里的“猴子”不正是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真实写照吗？三角脸离开大陆的家到台湾无依无靠，孤苦飘零，有时也是“寂寞得很”，他也是很想家，只是当时无家可归，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又如何能穿过长长海峡到达家的彼岸？小瘦丫头被家里卖到妓院当妓女，“卖笑不卖身”，虽然逃了出来，但最后还是被嫖客弄瞎了一只眼睛，自己说“身子已不干净”，即使家就在台东，可是再也不能回家。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受尽欺凌，痛苦地生存着，没有物质的依靠，也没有心灵的寄托，只能借对家的幻想和期待来弥补心里的缺憾。
“像我罢，连家都没有呢。”
“有家。有家是有家啦，有什么用呢？”
“啊。”他说，“很夜了，少胡思乱想。我何尝不想家吗？”
“我想家，也恨家里。”伊说。
家本该带来温暖和慰藉，在伊那里想家恋家也把家当成了痛苦的地方，矛盾的“想”与“恨”，对家也多了一份无奈和不知所措。一“想”与一“恨”之间，蒙上一层隐秘的模糊的思念又不能明说的哀伤。因为，伊知道说了也无人听，对解决自己的现状也无济于。那看似隐晦不可说的对家的思念，又跃然纸上，一读便知。
这里的“家”，明着写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对自己家的眷恋，三角脸离家当兵，退伍后已不知家在何方，单纯思念自己的故乡。小瘦丫头是被家出卖，也不再被家接受，自己无依无靠的心和灵魂都也无处安放，这就是“有家不得归”的悲伤所在。两位主人公的思“家”有所不同。三角脸的“家”在大陆，也是作者对海峡两岸早日统一，成为一个大团结的“家”的期盼。
伊唱着说：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飘啊飘……
“我家离绿岛很近。”
“我家在台东。”
……
“我好几年没回去了！”
伊的出逃，类似于鲁迅先生的“归乡”情节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情节。伊的出逃，是背离家，后来又说“过两天我回家去”，为自己的出逃赎罪，归家后接受自己命运的安排。最后，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在蔗田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彻底离去。他们穿着乐队的制服，双手都交握子胸前，他们看来安详、滑稽，却另有一种滑稽中的威严，像两位大将军呢！
家的意义，刚开始是一种简单的想家、归家，渐渐地，就演变成一种想通过彻底离开所谓的家来摆脱不公平的社会待遇。文章充满忧郁、感伤、苦闷的色调和人文主义关怀，作家通过这两个小人物，反映了当时台湾下层社会艰辛困苦的生活状况，然而，小人物虽然活得艰辛、凄楚，但并不猥琐、苟且，生活的磨难并没有泯灭他们善良的本性，他们顽强地与命运抗争着，谱写着人间真情，并以生命为音符把人生纯洁爱情的乐章推向极致、推向悲壮。
台湾光复以后由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一直存在着隔膜和误会。[2]陈映真说：“一个分离和对峙的民族是一个残缺和悲伤的民族，作为一个作家，我对此十分敏感，一直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反映这种分离造成的痛苦。”“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重新团结。”指陈映真的所有小说的主题大多离不开“对于即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的传奇，以及在台湾的流寓的和本地的中国人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与关怀“。这个无比真诚的中国情结，始终贯穿在他的思想和作品中。小说将爱情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分别设计为“大陆人”和“本省人”，通过这两个卑微小人物的互相了解、真诚关心、倾心相爱，真诚地表现了作者消弭两岸之间隔膜的愿望。不同背景和经历的“老兵”形象时常出现在陈映真的作品中，成为他审视两岸分离悲剧的主体。善良和情怀慈祥的大陆“老兵”在台湾大都生活困顿，刚毅性格中不时渗透出淡淡的乡愁。“老兵”形象无疑打动了两岸民众的心，引起情感的共鸣，反映两岸分离痛苦和台湾民众艰辛生活一直是陈映真作品的主旋律，作品中体现了作家对于历史的理性审视和对同胞无限的同情。《将军族》之所以深受读者的喜爱，就因为它契合了海峡两岸渴望祖国统一者的心态。
两位主人公有着看似不同却也相似的命运，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命轨迹，离家、出逃、归家（即死亡）。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黑暗的社会中求生，痛苦不堪，无可奈何也要强忍着生存，直到最后无法忍受的时候，两个人用结束生命来实现两个孤独灵魂的契合。也许，在那个无法选择自己命运的年代，结束生命，求得最后的尊严，才是唯一的出路。两个高尚的灵魂，便抛弃了带有尘世污垢的肉体，毅然决然地到另一世界重新寻求心中渴望的“家”，最后的归宿，以实现他们最终的人生追求。这时候，死亡仿佛不可怕、不绝望、不恐怖，似乎充满着诗意。找到最终的灵魂归宿，死亡便变得熠熠生辉、光彩照人，展现出人性和真情最神圣、最灿烂、最动人之处，这种充满诗意但又不动声色甚至有些漫不经心地对死亡的展现，能够使人产生一种更加恒久绵延的震撼力量。[3]读起来，并不是生活抛弃了他们，而是他们主动地放弃了生命，从而保持一种善和纯净。从这种意义来说，他们才是生活的胜利者，他们以肉体的消亡完成了精神上的觉醒。两个孤苦无依的生命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有了新的寄托，心理上也有着家一样温暖和可依靠的情怀。
陈映真在《将军族》中对家的意象是随着情节的推动不断深入描写的，正如两位主人公的灵魂由最初的孤独无依、情无所依，然后又产生相互隔离、相互排斥的感觉，到逐渐靠拢、渐趋融合的寄托，最终脱下伪装，真诚相待，两个灵魂彼此理解，相互融合。小说在整体上也凸显出陈映真对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一个大家的热切期盼。
注 释
[1]陈映真.将军族[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2]赵非：《一曲两岸小人物的纯情悲歌——评陈映真短篇小说<将军族>》,承德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57页。
[3]倪意之:《一对孤独而渐趋融合的灵魂——陈映真<将军族>解析》，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报，2009年8月版第4期,第109—110页。
（作者介绍：李佳丽，郑州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