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是强大的、统一的现代工业国家，中国是落后的、分裂的农业国家。日本的年工业总产值高达60亿美元，中国仅为13.6亿美元，不到日本的1/4；日本钢产量169万吨，中国4万吨，仅为日本的1/42；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而中国尚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火炮，一辆坦克或汽车。这种国力、军力的巨大悬殊，决定了中国不能轻易地、匆促地与日作战，必须长期准备，尽可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国内，组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上，联络美、苏、英三大国，并最终组成以美、苏、中、英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中国政府为中华民族而战，并非受“英美主子”指使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英、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抗战是由于“日寇的侵略直接伤害其英、美主子的利益”，受“主子”指使，才被迫应战的。这种说法，既厚诬前人，又严重背离历史事实。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首先争取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中苏两国断交。1932年，中国政府派老资格的外交家颜惠庆与苏联外长谈判，恢复邦交。蒋介石日记云：“与俄复交，足使倭人胆怯。”他把这一外交转变视为对日本的“第一打击”。又云：“敌之所畏惧者，即我之所最上者。”1933年5月，中苏两国开始谈判，商订名为“互不侵犯”而实为向中国提供军援的双边条约。至1937年，双方约成，苏联成为最早援助中国抗战的世界大国。
英国在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英国在很长时期内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战，反而害怕日本，对日采取妥协、绥靖政策。1939年7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谈判。在谈判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在重庆发表讲话，提醒英国“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必将妨害中国”，“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英国何能背信蔑义，甘与侵略国相附而放弃其对华久远之谊”。四天之后，该讲话在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蒋介石要求英国立即停止与日本之谈判。
美国长期标榜孤立主义、中立主义，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却大量向日本销售钢铁、汽油、铜、锡、铅、机床等各种战略物资，助长日本侵华实力。为此，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美国政府一度对日本采取经济封锁和制裁政策。但是，在1941年的美日谈判中，罗斯福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却提出《临时过渡办法》，企图放松对日本的经济封锁和制裁。蒋介石得悉，极为愤怒，通过驻美大使胡适提出抗议，他要求胡适转告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中（正）亦不信美国政府至今日对日本尚有如此之想像也”。在中国政府的抗议和交涉之下，罗斯福承认考虑不周，决定放弃“蠢事”，改取对日强硬政策。日本政府恼羞成怒，谴责美国已堕落为重庆国民政府的代言人，悍然发动珍珠港事变，美、英随即对日宣战。
可见，不是“英美主子”要求中国政府抗战，而是中国政府为中华民族而战，批判、谴责了英、美对日本的妥协、绥靖政策，才促成了美、英两国政府对日政策的转变。
中国政府联络美、苏、英三大国的外交方针
1937年淞沪战役失败后，南京局势告急。国民政府准备迁渝之际，蒋介石就曾表示： “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中国政府对抗日外交政策的表述，是对于组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呼吁和期待。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爆发，蒋介石立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将“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国家之完全失败”。他建议， “成立军事同盟”， “推美国为领导”。罗斯福赞同蒋介石的意见，于同年12月16日复电，建议蒋介石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产生永久机构，设计及指挥我等共同之努力。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通过远东联合军事计划。次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提议在华盛顿组织最高联合军事机构，制定作战计划，指定宋子文为最高军事会议的中国代表。同年12月31日，罗斯福在华盛顿约见宋子文、丘吉尔及苏联代表，同时签字。次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发表《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成立。
可以看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最早和最积极的倡议者。这一联盟的成立，团结了当时世界上的主要进步力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酝酿和运作过程中，中国政府以道义为重，始终维护并忠诚于自己的外交路线和同盟国家。
1940年6月，英、法联军在比利时抗击德军，德军大胜，联军大败。同年，日本政府逼迫法国、英国关闭滇越铁路、滇缅公路以及香港、广东之间的边界。中国政府中的孙科、白崇禧等许多人都主张改变外交方针， “绝英，疏美，联德，联意”，蒋介石却坚决主张外交方针不变。他在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上说： “我国现行之外交政策，大致仍遵一贯之抗战到底方针，友好各邦，以对暴日。”又说： “我们一本立国仁厚的精神，英法虽败，我们可能范围内还要帮助他，不能因为他败，我们便凶狠起来。”当时，美国和苏联尚未卷入战争，因此，五届七中全会决议： “美与苏均超然欧战之外，我自当本一贯之方针加紧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合作；对于英、法，尽力维持固有之关系。”
1941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日。当时，德军正重兵围攻莫斯科，苏联处于危殆状态，但蒋介石仍然代表中国政府前往苏联驻重庆大使馆，致以节日祝贺，设宴款待苏联援华军事顾问，演剧助兴。其日记云：“我国于其被侵略失败之时，不惟不计较其既往，而且报之以道义，此为中华不畏、不侮立国之精神，不能使之丧失。至于对方之如何感想与能否感召，则非余之所计也。”1943年，蒋介石派傅秉常出任驻苏大使，特别叮嘱他“现在及战后，与苏联均应友好合作”，为了合作，蒋介石甚至主张：以“克己”为原则， “经济利便，我可与他，例如羊毛公司、伊宁铁矿等”。
中国虽然是弱国，但人口众多，幅员广大，因此，法西斯阵营多次拉拢中国政府加入自己的营垒。日本政府和军方曾12次派人与中国政府谈判，企图缔结“和约”，或实现“蒋汪合作”，均遭中国政府拒绝。德国政府也曾多次派人出面，企图在日中之间进行调停，也均遭中国政府拒绝。1942年，德国第二把手戈林曾派亲信到瑞士，会见中国政府驻欧代表桂永清，企图缔结《中德军事密约》，“背盟突攻印度，与德合作”， “期与日本会师波斯湾”，被蒋介石严令拒绝。
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坚定地联络美、苏、英三大国，积极倡议组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才能获得三大国的援助，使中国抗战胜利得到最大保证。三大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
中国与美、苏、英三大国结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由此得到巨大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三大国对中国的援助概况如下：
苏联自1937年9月至1941年6月，援助中国飞机1235架，大炮1600门，机枪1.4万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同期，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1.73亿美元。志愿空军进入中国领空作战，连同苏联军事顾问、专家、技术人员共达5000人左右。
美国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援华的租借物资及劳务总计约为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为5.17亿美元。中国向美国购买或租赁的飞机即达1394架。另，经济贷款6.98亿美元。至于人员援助，陈纳德的飞虎队在开辟驼峰航线，对抗日机，帮助中国掌握制空权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总计至抗日战争结束，飞虎队及其后身第十四航空队，共击落日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敌船、44艘军舰、1.3万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万名。美国在中国领空牺牲的飞行员高达1579名。
英国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对德作战，但是也曾经分4次共向中国提供贷款1800万英镑。1942年2月，英国政府宣布给予中国5000万英镑贷款。1943年5月顾维钧与英国外相艾登在伦敦签订《中英财政协助协定》，确认此项贷款。但实际上直到二战结束，英国并未拨付分文。
上述援助，除英国的5000万英镑贷款属于望梅止渴外，其他则基本到位，对于弥补中日两国在经济力、战斗力方面的巨大差距，支持中国抗战显然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
同样，中国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众所周知，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94%。二战的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由于中国战场困住了日军主力，才阻碍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苏联得以加强欧洲战场，避免两面作战，专心致志对付希特勒的部队。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万多辆坦克到欧洲。这对于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以及最后反攻，击溃德军起了重要作用。同样，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对于延缓日军南进，为英美赢得时间，为美国空军轰炸日本提供基地，阻挠德、日两军在印度洋会师等方面，也有不容抹煞的功绩。所以斯大林曾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丘吉尔也说：“如果日本进取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关于中国战场的作用，罗斯福对小罗斯福的一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罗斯福的话描绘了一幅德日法西斯会师的可怕局面。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局面，自然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以及当时蒋介石坚决制止了桂永清和德国戈林的亲信之间的谈判。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之所以取得近代以来对外战争中的完全胜利，其原因在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同盟的存在。两个同盟互相配合，相辅相成。没有国内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能坚持八年之久；没有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单独对日作战，虽然最终也会胜利，但时间会漫长，困难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