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秀琼，颜炼钢
摘要：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农村劳动人口转移至城镇工作，通过教育与培训使其成为城镇劳动力，并适应城镇生活。通过梳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职教育的需求状况与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高职教育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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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教育；农村劳动力；转移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2015年度（高校）研究课题“高职院校服务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以宁波为例”（项目编号：2015SCG084）；2014年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课题“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高职院校的地位和作用研究”（项目编号：L2014B006）
作者简介：谢秀琼，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文化、现当代文学；颜炼钢，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教育管理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11-0010-04
城镇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从最初的区域流动，到岗位流动，再到城市生活的融入，城镇化的每一步推进，都离不开教育的支持与人力资本的积累。一般而言，农业转移人口可分作本地农村人口和外来农村流动人口，限于篇幅，本文仅探讨本地农村转移人口对高职教育的需求，及高职教育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与生成机制
劳动力转移主要是指劳动力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岗位之间的转移。职业教育如何作用于劳动力转移，需要进一步探讨其生成、运作机制，才能整合现有职业教育资源，服务于农村人口城镇化，促进教育与县域、城镇的互动发展。在诸多的劳动力转移因素研究中，“推—拉”理论认为：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劳动力具有吸引作用；另一方面，农业技术革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具有推动作用。两者互动释放出的强烈信号，即农业收入低于其他产业而产生的利益差异驱使着更多人流向城市寻找工作。卡托纳的经济心理学模型进一步解释了在劳动力转移这一个体行为中，客观环境如工业化的“拉力”和农业的“推力”，并不直接对劳动力转移产生影响，而是客观环境对劳动力的心理过程，如愿望、态度、预期等产生影响，进而产生转移行为。［1］即以上两种合力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归根结底得转化为农村劳动力自身的内在需要，才能减少因被动转移而产生人际摩擦与人力资源损耗，实现空间、职业的有效转移，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在此基础上，博加斯的自我选择模型认为，迁移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个因素：潜在迁移者个人能力的“可转移程度”、相对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平均收入水平的比较。［2］
综合上述理论，我们可以得出，教育作为劳动力转移的内在驱动力，或通过提升个体就业技能直接促成劳动力流向技术更高、收入更好产业、岗位，或通过影响个人主观愿望、态度间接促成农村劳动人口向城市迁移，成为农村劳动力城镇化的重要因素。（见图1）
国外城市化的经验也表明，教育与城市化有着双向互动关系。随着城市化进一步推进，对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以美国为例，初等教育保障了劳动力最基本的教育需求，中等教育的发展适应了工业化对劳动力素质的普遍要求，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让未来劳动力在岗位、职业的转换中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总体来说，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给不同群体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转移选择和就业渠道。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高职教育的需求状况与问题
高等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命题的新型城镇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对比农村劳动人口城镇化的教育需求，高职教育的作用发挥还是相当有限。概括而言，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高职教育总体供给与城市化率不相符合
截至2013年末，城镇人口比重53.73%，城镇人口在2011年末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后，呈持续增长态势。以沿海城市宁波为例，截至2012年末，宁波常住人口763.9万，城镇人口比重69?4%［3］，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10年的2.11∶1缩小到2013年的2.03∶1，部分区域进入“1”时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按户籍统计的城镇人口远未达到50%，即20%左右的城镇人口处于半城镇状态，他们完成区域、职业迁移，但未完成身份、精神生活的城市融入。这中间的差距，除去户籍制度这一历史原因，还受限于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一般而言，教育程度与迁移能力呈正比关系，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迁移动力和获得实质性的迁移能力。农村文盲劳动力在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受到诸多限制，即使从农村转移至城市，多为从事劳动密集产业或低端服务业，无法适应中、高端服务业所需要的各项技能素质要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的占比为4?6%，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仅占9.6%，农村劳动人口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则更低，教育程度总体偏低影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效能。
（二）高职教育供给与农村劳动力产业转移的教育需求存有差距
相关研究表明，教育水平高的劳动力创新越强，职业稳定性越强，也有利于完成职业或技术的转换。2013年，全国就业人数按三次产业分布为31.4∶30.1∶38.5［4］，第三产业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产业。相比而言，农村劳动力虽呈逐年递减趋势，然而其在产业、岗位间转移空间却相当有限，第二产业就业人数依旧多于第三产业，与城镇化总体趋势存在较大差距。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在整体产业布局上的引领作用是关键，这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所需的新型职业农民、现代制造业所需的高技能人才、现代服务业所需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均需高职院校的参与，发挥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应有作用，为产业转型升级输送大量中、高端技能型人才。
（三）高职教育供给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高层次教育需求不相称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教育程度高低不仅影响着个体劳动力对区间、产业、岗位转移的态度，也影响着转移后岗位的稳定性和收入高低。“教育水平与收入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明显地体现在高中以上这一组劳动力上。”［5］从收入情况来看，大体表现出受教育年限越高收入越高，例如，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业年平均收入为9.97万元，计算机信息软件业为9.09万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7.67万元，远高于城镇集体以上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究其原因，第三产业尤其如金融、计算机信息软件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学历普遍较高，对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要求更高，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则无法胜任该岗位。与农民转移劳动力对高层次职业教育的旺盛需求相比，目前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力度欠缺，普高与职高、中职与高职之间缺乏融合、渗透与统筹。
（四）高职教育供给与农村劳动力的基本培训需求不相称
实践表明，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每增加1年，农民年人均收入就能增加3.6~5.5个百分点，打工收入就能增加5%左右。同时，考虑到迁移成本，不是所有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倾向于向城市外迁。“在四川的样本中，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首先选择农村本地非农业就业，其次才是外出就业，最不好的选择是本地务农。”［6］针对选择本地非农岗位就业的农民，以及生活在偏远山区有意愿却不具备转移条件的农民，有必要通过不同层次的短期培训或远程教育，提升他们的经济收入。2013年，全国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机构）占职业技术培训学校的79.2%，相比农村职业培训的广大市场，高职院校在政府组织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职业技术培训中所占份额并不大，有待高职院校在服务城镇化发展的方向上作出转变。
三、高职教育推进农村劳动力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部分省份高职院校“生源荒”的信号必须引起高职院校的高度重视。拓宽职业教育面向，多元化办学，多教统筹发展，诸如中高职衔接办学、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新市民素质提升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养等应是高职院校转型的主要方向，也是服务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7］高职院校与生俱来的服务城镇化发展前沿、人才培养属地化等特点，决定了其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高职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以满足农村转移劳动产业间转移教育需求
根据劳动力转移的推拉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需要产业的支撑。城镇化客观上是农民逐渐减少的历史过程，但不是简单地让农民离开土地，而是通过产业吸纳富余农民就业，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因此，高职教育必须根据区域产业布局需要，调整专业结构、更新教学内容，增强职业教育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1）依托国家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试验区，推进教育与区域、产业、行业协同创新；（2）在保证高职教育满足第一、第二产业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的基础上，有重点、分步骤地加快新型城镇化急需的信息技术、商贸商务、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等现代服务应用型人才培养；（3）拓展高职院校在县域及城镇的服务空间。针对吸纳大量劳动力收入却相对较低的行业如批发和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有必要及时向农村已转移人口提供“学有所用”的成人职业教育和社会培训，提升其岗位适应能力和发展空间。
（二）高职教育贯穿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整个过程，以满足已转移人口的终身教育需求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是简单的职业更换，而是劳动力资本积累提升的过程。所以，对农村劳动力教育或培训，不仅在转移中，更应该提前至转移前，也相应的延长至转移后，与目前所倡导的终生教育相结合。（1）建立横向沟通、纵向衔接的教育结构体系。探索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接轨，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互通，为新增劳动力终身学习奠定基础；（2）依托校企通等服务平台，积极构筑畅通的就业信息渠道和网络，加大高职院校参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力度，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为目标，政府、企业、高校、培训机构四方联动的教育培训机制。
（三）构建中高职衔接顺畅的职业教育体系，以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高层次教育需求
根据教育与劳动力流动的递进关系，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但不可忽视的一点，市域、现域、乡镇对高技能人才的类别和层次又是不同的。所以，构建中高职衔接体系显得尤为迫切，应在顶层管理上加强系统设计，在体制机制上予以理顺，以适应城镇化对劳动力市场提出的挑战。具体而言，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发展总体规划，针对不同层次、类型人才的需求，合理确定中职、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规格，注重中、高职教育在培养目标、专业内涵、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延续与衔接，促进职业教育规模、结构、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发展。
（四）开展“市民化”教育，以满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教育需求
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选择在城镇工作和生活，但不少农村转移人口仍然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现象较为普遍。面向农村转移人口开展“市民化”教育，不仅可以减少与本地居民的文化冲突，而且使得农村转移人口更好、更快适应地城市生活。借鉴发达国家对城市移民的教育经验，“通过政府、社区、企业和各级工会组织，以正式与非正式、显性与隐性，双向互动、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8］，向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双向互动、灵活多样的市民教育，提升他们融入城镇生活的适应力，在潜移默化中促成农民“市民化”。而在这一较为漫长的市民化过程中，高职院校必将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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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利萍.教育与劳动力流动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10.
［2］俞文钊.市场经济中的人的经济心理与行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7.
［3］周骥.2012年末宁波常住人口763.9万城镇人口比69.4%［EB/OL］.［2013-05-22］.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13/05/22/007728599.shtml.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4/indexch.htm.
［5］蔡昉.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145-149.
［6］赵耀军.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四川为基础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7（2）：37-42.
［7］金雁.服务新型城镇化地市高职如何作为［J］.青年教师，2014（5）:39-41.
［8］丁红玲.社区教育在新型城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J］.职教论坛，2013（33）:50-52.
［责任编辑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