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站在今天回望历史，梁启超所孜孜以求的君主立宪，不过是晚清“自改革”的一种逻辑结果和政治的现实追求，其败固然有许多原因，但都脱不了“自改革”本身的问题，所谓“胎里病”。
梁启超的师友关系、学术传承，以及政治实践是理解梁启超的自改革乃至他所寄望的君主立宪何以成殇的钥匙，也是理解晚清自强运动走向失败的一把钥匙。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晚清时期知识精英，尤其是像梁启超这样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属于草根的知识精英，为复兴所做的努力的纷繁图景。
什么是自改革？梁启超的自改革在同时代人中又有何特别之处？
自改革一词，来自龚自珍对于王安石“改易更革”的化用：“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所谓自改革，就是主动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以防止体制内外对现有统治秩序的挑战。晚清时期的自改革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局势的变化也在作出调适，在梁启超那里，自改革的最终目标最后变成了君主立宪。
以过去的革命史看来，晚清的变革是1840年后在外衅压力下的“刺激—应激”反应，“中华帝国的自大幻觉和昏睡状态最终是被西方炮舰‘唤醒’的，是对西风东渐的一种回应”。这种看法显然忽视了中国思想先驱的存在，这是不符合事实，或者说只是部分地符合事实。
其实，目光应该投向1840年之前更早的年代，中国近现代变法改制的第一声叹息，发生在更早的嘉庆五年，即1800年。其时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言事，称“数十年来，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士大夫渐不顾廉耻，百姓则不顾纲常”，洪亮吉却因逆龙鳞，以“大不敬”判斩立决，后免死发配新疆。
嘉庆之际，延续着所谓康乾盛世的余荫，也被视为乾嘉盛世。但其实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盛世，都是立于危墙之下。乾嘉时更是如此。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已经将所谓强大帝国的问题点了出来：“停滞的帝国”。
洪亮吉看到了问题，其命运虽然跌宕，但还是激起了后世一些有责任的知识精英的回响。如书中所述，道光时期由清地方大员主导编撰而成的《皇朝经世文编》，自是这种历史先声的回响，也是一种自我改革的尝试。
不过，这种改革，如龚自珍诗言，“药方只贩古时丹”。其思想渊源，依托的是经学异端常州学派的经世致用之学，虽然在破除传统的思想禁锢上居功至伟，但破旧有功，立新无望；即便事功者所言变法，依然只是在传统的轨道中的努力。如果没有来自完全不同的工业文明国家的坚船利炮，或许，也能有中兴之望，但是，工业革命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自成一体的天朝体系，再也不能自外于新世界了（虽然朝贡体制下也有商贸体系，但影响局限在开埠的口岸），更没有依靠传统思想传统方法来中兴的机会了。
虽然后来崛起的梁启超，和他的师友们给后来的思想注入了新的甚至西方的思想，包括君主立宪的思想，但毫无疑问，都带着“胎里病”。
这应该是晚清自改革之殇的一个原因。
自然，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等维新一派，其面对的，不仅是祖宗之法的阻力，更有祖宗之法护佑之下的各种利益，慈禧及其围绕身边的人，各级未能被动员接受新思想的臣工、读书人。这方面的原因，已有太多叙述。
康梁一派的改革，要面对的不仅是他们的对手，还有同样要改革的洋务派。
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自序中，引陈寅恪的文字，称其先祖（晚清名臣、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
虽然同样要自我改革，但历验世务相信要镜鉴西方变法的封疆大吏陈宝箴，与相对草根出来的鼓吹托古改制的知识精英康有为，其实不仅仅是改革的理念和路径不同问题。最终，两派这种立场分歧，在晚清的自改革中，不仅没有相互弥合相互支持，反而是相互攻讦，张之洞档案显示，张之洞在重洋务的同时，一个重要的攻击方向，就是康有为的学说，自改革阵营致力于对改革话语主导权的明争暗夺，而不是求同存异，戮力同心，恐怕这也是导致不仅是梁启超也是所有人鼓吹的自改革图强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
此外，草根出来的知识精英与大多数传统士大夫之间的不默契，甚至敌视，与康派的托古改制罔顾学术漏洞，道德上与传统士大夫所信奉的理念相左，终究得不到同样渴望变法的更广大的士大夫群体支持，也是自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未有枉尺而能直寻者也”——虽然那些士大夫本身也未必如孟子所言。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不仅是目的正义，程序正义、手段同样重要。
康梁维新和后来梁启超鼓吹的君主立宪，他们最主要的依靠，只是一个希望亲政走向前台的懦弱无力甚至一直病歪歪的年轻的皇帝。事实上，并不是坐在皇帝宝座上想改革的人，都能成为当年日本维新的明治天皇的。
晚清的自改革，错过了洪亮吉，错过了魏源龚自珍，错过了洋务运动，错过了维新变法，最终虽然推行立宪，但却眼睁睁看着最后的机会从眼前流逝，终为革命所乘，梁启超也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君主立宪梦破。而革命，却是梁启超害怕并竭力希望通过自改革避免的。
其实，自改革的破局，不是别的，归根到底，还是梁启超们自改革努力想保全的政权一手导演的。
如梁启超所言，“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当一个政府，“讽谏无用也，笑骂无用也，策厉无用也，恫吓无用也，一切皆是闲言碎语，政府闻之已熟”，革命就难免了。自作孽，不可活。
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梦破，中国最终走向民主共和之路，但这条路于中国而言，走得太过曲折艰辛，其中牺牲，实在太大，这恐怕是当年革命党人所未能见到的，却是梁启超极力想避免的。
戴季陶《日本论》称西乡隆盛是胜利的失败者，其思想规制了后来日本的发展。梁启超没有这样的幸运，虽然，如此书所叙，梁启超和他的自改革一直处在各种名目改革与保守的夹缝中，最后又毁于革命，但当年他们努力的场景，历久弥新，尤其梁氏当年的洞见，至今犹如阴魂，在中国大地上空游荡，俯视着这个多难的国度。
哲人其萎，遗响犹存。
梁启超当年的困境，其实也是理性改良主义者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