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跃红
汪曾祺的《五味》是一篇描写中国六种味道食物的优美散文，其中关于臭味食物，最妙的当推那一段关于臭豆腐的文字：
过去上海、南京、汉口都卖油炸臭豆腐干。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因为一个大人物年轻时常吃而出了名。这位大人物后来还去吃过，说了一句话：‘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文化大革命’中火宫殿的影壁上就出现了两行大字……
最高指示：
火宫殿的臭豆腐还是好吃。
某本颇为流行的教辅用书为此还配了如下练习：
问：作者介绍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时，引用了一个大人物的话和“文革”时的“最高指示”，这样写有什么好处？
答：好处：突出了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好吃的特点，增添了行文情趣。
坦率地说，上述练习对问题的求解还只是停留在“知其然”的层次上；如果要进而达到“知其所以然”的层次，恐怕就要明确提到其中运用了一种名叫“降用”的修辞手法。
所谓“降用”，就是把一些分量“大”的、“重”的词语降作一般的词语来用，所以，“降用”也可以称作“大词小用”或“重词轻用”。
我们曾经是一个“指示大国”，人们对上级领导甚至是单位头头的讲话和文件，都毫无例外地称为“指示”。“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有别于其他所有的“指示”，就把毛泽东的讲话和文章叫成了“最高指示”，在说话、作报告、写文章、写检讨、写家信甚至写结婚申请书的时候，都要引用“最高指示”。习惯成自然，不仅毛泽东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叫“最高指示”，就连一些鸡毛蒜皮包括与政治军事等国家大事风马牛不相及的闲话也叫成了“最高指示”。《五味》用“一个大人物”来指称毛泽东，而不肯用“毛泽东”来直接取代“一个大人物”，除了对毛泽东当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无调侃之外，更重要的是与臭豆腐这个最不起眼的俗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此微小之物竟借毛泽东这个“大人物”的“最高指示”而名于世，行于世，令人在捧腹之余平添几声历史的感叹！
无独有偶，《五味》写到苦味食物时，还有这样一段妙语：
北京人很保守，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
北京人过去不吃蕹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
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
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由此可见，大白菜主义是可以被打倒的。
很明显，此段行文之妙，就妙在“大白菜主义”也运用了“降用”修辞手法，令人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常常怒目而视，而行动上却怯于反抗，未庄人便说是“怒目主义”。
确实的，在《阿Q正传》中，鲁迅非常频繁地将一般用于国家、政党、社团或大人物所做的政治、军事等大事的词语、带有严肃色彩的词语，用于说日常小事，用于说普通的人，甚至用于说无聊滑稽的想法和举动，但这些“降用”却不是“错用”，而是“妙用”，使语言幽默。例如：“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Ｑ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勋业”本指功勋和事业，很有分量，也很庄重，可是鲁迅却把它用来指阿Ｑ“伸出手去摸”小尼姑的“头发”的不规矩行为，形象地揭示了阿Ｑ的内心感受，极有嘲讽意味。又如，说认定“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之类是阿Q的“学说”；阿Q按照地保传达的赵府的要求去磕头赔礼，作者说是“履行条约”；将盘辫子的人们称为“盘辫家”；如此等等。
其实，《阿Q正传》的书名就包含着“降用”修辞手法的运用，因为就词组而言，“正传”无疑就是书名的中心词。“正传”是什么意思呢？如其第一章《序》所说，就是“本传”，就是“列传”，例如谈到战国乐毅的生平情况，我们常说“参见《史记》本传”，指的就是《史记·乐毅列传》。关于“列传”，通常的解释是：“列传者，谓列叙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司马贞《史记索隐》）“其人行迹可序列，故云列传。”（张守节《史记正义》）在1936年5月8日致李霁野的信中，鲁迅曾这样明确地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为我做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假使这样的也可以做传，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在鲁迅看来，连他自己都不配做传，像阿Q这样“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行状’也渺茫”的人，就当然更加不配做传——不配做传却终于“给阿Ｑ做正传”，其书名中的“正传”就其“本传”之意而言，显然采用了“降用”的修辞方法。
《阿Q正传》正文共九章，许多标题都采用了“降用”的修辞方法。如周作人就曾指出第二章《优胜记略》和第三章《续优胜记略》：“这题目虽然并不一定模仿《绥寇纪略》，但很有夸大的滑稽味，便是将小丑当作英雄去描写，更明显的可以现出讽刺的意思来。”[1]至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其中“恋爱”、“悲剧”、“中兴”和“革命”之降用性质也是一目了然，不必赘述。（详见拙作《推敲<阿Q正传>书名的修辞方法》，《中学语文教学》杂志2009年第4期）
鲁迅的《阿Q正传》和汪曾祺的《五味》虽然分属中国现当代的小说经典和散文经典，但其“降用”修辞方法其实并不高深，许多学生写作时都能无师自通地运用于作文之中。如《一个10岁的女孩的心灵史》，初看，觉得用“史”似有不妥，字典中说“史”是自然或社会以往发展的进程，把它用到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的身上，合适吗？但是，它恰恰是在稍稍违背用词传统和规范中显示了新意，把原本分量较重、适用范围较大的“史”一词用于较小的事物，把大词活用为小词，使语言表达更鲜明、庄重，更有一种视觉冲击力。[2]
回到《五味》练习上来，它之不能从“知其然”而进到“知其所以然”上，从心理上分析，恐怕是其设计者患上了李海林所说的“术语恐厌症”，“对术语有一种本能式的反感，岂不知术语正是理论研究的工具，如果没有专门的术语，真正的理论研究几乎寸步难行。”[3]其实，术语同样也是语文课堂教学和语文练习讲评的工具，李海林曾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课堂实录的自评中说：“关于‘意象’及‘组合’，以及与‘场景’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对学生来说，是纯粹的概念辨析，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课堂里我又要讲到呢？课堂里讲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分类的，一类是需要学生掌握的，属于‘学习内容’的范畴，另一类是教师的教学工具，是教师展开教学的‘话语’，不宜要求学生掌握，所以我只是一语带过。”[4]王荣生则把这种“教师的教学工具，是教师展开教学的‘话语’”称作“工作概念”，关键是“去‘用’它们，而不能满足于‘复述’”，“只要在具体作品的教学中让学生‘感悟’到它们是什么东西，并且学生能用它们来表达他们对具体作品的‘体味’，应该说，就达到了知识教学的目的”[5]
所以，本文开头所引《五味》那道练习，不管答案是出自学生还是教师，都应指出其没有指明“降用”修辞方法的缺失，因为“降用”作为一个术语，它是“教学工具”或“工作概念”，是没有必要刻意回避的。
注释：
[1]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47.
[2]毛荣富.大、小词的活用[J].中学生阅读(高中版)，2003，（01）.
[3]李海林.言语教学论[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576.
[4]李海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课堂实录[J].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8，（12）.
[5]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郭跃红 浙江省杭州市朝晖中学 31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