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勒内·弗洛里奥
探索人的心或者灵魂比剖验一具尸体更为困难。因此，精神病学属于一个常常伴有错误的领域。其中，某些错误会带来悲剧性的结局。
在刑事案件中，必须参考精神病医生的鉴定结论，这可能会大大改变被告的命运。如果病情没有那么严重，医生会把被告的责任看得轻一些。那么，法庭对他的惩罚也会减轻很多。
一个意见相左的结论
事实证明，精神病医生在处理同一个病例时，常常达不成一致意见。这样，他们之中势必至少有一人搞错了。
有个人发现一位骑自行车的青年停靠在他的汽车旁，就怀疑那人想偷他的汽车。于是，他掏出手枪朝那青年开枪，对方被打死。被捕之后，开枪人解释说，他不曾想杀害对方，而只想吓唬一下要偷车的人。他被指控为预谋杀人。
开枪人受到两位专家的检查，他被认为是妄想狂和危险分子。受害人家属不满意这种鉴定，提出了抗议。于是，由另两位医生进行复核鉴定。这两位医生也认为被告是个危险的人，并指出，他在作案时和在目前都应被看作是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不予起诉的决定被立即签署了，这个人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可是，在精神病医院里，主治医生对这个“疯人”的神态表示怀疑，提议再作一次鉴定。于是，又有三名教授被指定进行鉴定，他们的结论很清楚：这位观察对象没有表现出那种应被软禁的精神紊乱，应该出院。但是，他们也指出，他对公共安全还是危险的，也有可能会制造新的悲剧。
法院听说要让被告从医院出来非常为难。因为，延长对一个神智正常的人在精神病医院的收容，十分近似于非法监禁；而释放一个可能重新犯罪的人又负有重大责任。他们选择了明智的解决办法，再次委托另外三位教授重作鉴定。这一次的结论又很意外：此人在作案那天以及当天，从来没有精神错乱过。
法院放心了，决定让他从精神病医院出来。
预审官得知后，立即将此人带回监狱。预审官认为：既然开枪人不疯，就应该为他所犯的重罪负责。但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再次指定专家做鉴定，那审理工作将是非常困难的。鉴定人之间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法官可能要废弃那些截然不同和相互矛盾的报告，而这样的事很难处理。
最杰出、最认真的专家都可能作出意见相左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对精神病学鉴定又怎么能给予盲目的信任呢？
有一个引起过轰动的案子，人们指控一位年轻人犯下了极严重的罪行。鉴定人对他作了检查，证明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我对这个论断曾明确地表示保留意见——原注）。代理检察长借助于这个鉴定，在提起公诉时表现得毫不宽容。这个被告也不“装疯卖傻”，他声称自己神智正常，并且以自己的名义开玩笑地给精神病医生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引起了精神病医生的注意，对它进行了长时间的分析，断定这封信以一种令人钦佩的语言概括了被告的心理状态。这使医生认为，自己观察和了解了被鉴定人的全部“正常”心理。
我不是精神病医生，我只是在医生的鉴定报告中看到了这封信的复制品。我很熟悉我的委托人，对于他能如此表达自己的感情，我感到十分吃惊，因此去盘问了他。他向我承认，他曾经从监狱的图书馆里借过一本书，他的信是这本书中一封信的抄本，而且抄得一字不差。我找到了这本书，原来是莫里斯·罗斯坦的《自杀使者》，而那封信的内容就在这本书里。
开庭时，鉴定人指责被告人的抄书行为戏弄了鉴定人，同时又说这本书上的东西完美地反映了这个被告人的心理状态。
一门充满未知的学科
另一个案例将给您描绘出，精神病学是一门艰难、充满未知的学科。这一次涉及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有两辆小汽车相撞了，事故是微不足道的，在场负责做笔录的警察只记下了一些物品损失。其中，一个开车人也只是呻吟着说他的颅骨受了轻伤。应该承认，头部受到冲击而造成的损伤，可能在某种情况下乍看上去并不重，而后来却往往出现严重后果。这次事故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肇事司机收到了向他索要巨额赔偿金的传票。理由是，受害人遭到颅骨损伤后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了，他只好卖掉了自己的商店，在别人的照料下过着类似植物人的生活。
很快，一位专家被指定检查这位受伤者。检查时，受伤者的代理人始终待在一旁。看来，这位代理人很有经验，懂得头部受伤会伴有什么症状。他想以他的这些知识为他的委托人谋到好处。
受伤人很虚弱，无精打采地坐在扶手椅上，半睡半醒，好像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待在这儿。对于这次事件，他也不感兴趣。当他勉强同意回答问题时，也只是用一些简单的单音节词来表达。他甚至忘了自己的年龄和地址……
这位非常认真的鉴定人和他的同行们一样，怀疑那些装病的人。庭讯一结束，他就小心翼翼地紧跟在病人后面，观察他在街上的行为举止。但那位代理人早已预料到这一切，让他的委托人表现得完全像个野性难驯的人，忽东忽西地朝各处走去。
医生的结论明确了：此人不能从事任何活动，让他单独行动是很危险的，必须始终有人陪同。
由于“受害人”很年轻，发生事故之前从事的又是很赚钱的买卖，所以，他应该得到一大笔钱来补救这个重大损失。
然而，保险公司在经过秘密调查之后，终于发觉这是一场骗局。他们向法院控告了骗子，并得到了公开审理，而那些事实令人十分吃惊。
首先，他的商店是否真是在事故发生之后卖掉的呢？人们得知，卖掉商店是出事以前的事，与本案毫不相干。
其次，在这位当事人住地附近，没有人发现他的行为举止有什么明显变化。更使人惊奇的是，警察每次去他家时，他都不在家，他的家人说他一个人到巴黎或奥尔良去了。后来，警察发现这样的情况：鉴定人眼睛里那位倒在扶手椅上的虚弱的不幸者，每逢星期天都在地区足球队比赛时担任巡边员。这是个很不好干的角色，不仅需要具备很强的注意力，而且要求有灵活敏捷的身体，而大家对他这方面都很满意。
于是，预审官召见了鉴定人，请他重新检查一下病人，相信他会承认自己受愚弄了。这位医生把事情看偏了，他觉得自己被怀疑好像和不诚实的人串通一气了。为此，他很不高兴。并且，他看到警察那么放肆，要教训一个有经验的鉴定人，更加感到气愤。于是，他更加自信地重新证实了自己原来的结论。
“多疑”的法官命令进行复核鉴定。法院重新指定了三名专家，他们的态度很明确：尽管他们的同行是杰出的，但是他受骗了——此人未患任何一种精神紊乱症。
后来，原告又争得了再一次的复核鉴定。这些最后进行鉴定的医生，态度不如前几位那样肯定。经过观察，他们认为那人并不像第一位鉴定人所描绘的那样是一名残障人士，他一点儿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同时，他们也考虑到，这次意外事故可能使他衰弱一些。
我们希望，这种折中的解决办法能与事实相符。
（摘编自《错案》，法律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