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静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要：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制度下，帝王君临天下，言出法随。西汉始兴“诏狱”，帝王以其诏令形式左右司法，设置狱所，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其司法审理的独特性，特定时期下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和巩固国家统一，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行，也深深危害到法律制度的内在统一性。认识我国西汉法制领域“诏狱”的产生与发展，辨析“诏狱”司法特征及影响，是我们省察传统法律制度，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构建好当代法律制度一个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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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皇权；政治制度；诏狱；法制；监狱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 (2015)07-0181-08
收稿日期：2015 -05 -12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 2015年5月25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黄静（1970-），男，重庆北碚人，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
秦汉之际，经历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的漫长发展，在十分激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得以最终确立，皇权制度采用新的政治、文化及法律手段，以巩固、维护和促进帝制时代王朝统治的稳定与发展。帝王“言出法随”、“口含天宪”，其言行深刻影响着传统法律的形成和施行效果。“诏狱”，作为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法律现象，自汉以来一定历史时期里长期存在，在有力巩固传统国家的统一和极大维护皇权的同时，由于皇帝诏旨的至上性，具体司法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唯上性、擅权性、秘密性，不可避免带来一定负面效果。我们认识西汉时期“诏狱”法律现象及其法制影响，明辨“诏狱”司法特征，是省察传统法制，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构建好当代法律制度一个重要基础。
一、诏狱之辨义
“诏狱”一词，最早见之于《汉书》所载周勃一事，汉文帝四年九月，“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因有人上书告劾周勃欲反，侵犯帝制秩序，故“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据明代丘濬考证史料，明确指出“诏狱之名始于此”。诏狱，就字面之义而言，狱，在古代早有“皋陶造狱”之传说，有牢狱之义；同时，也有“讼”之义，即法律案件，所谓“争罪为讼”、“听讼断狱”。如史载西周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事其下”。诏，告也，本为告知之意，先秦时表示上对下发布的一种命令、文告，秦汉后则专指皇帝之命令。据《史记》载，秦王并吞六国后，曾召集群臣为新政议立名号，李斯等臣建言：“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秦王除改“泰皇”为皇帝外，其他建议均被其采纳。从此，“诏”成为皇帝专用之文字，与皇权紧密相连，借以象征、体现皇帝威权和尊严的神圣性。由此，古代“诏狱”一语，或指奉皇帝诏令查处的法律案件，或指根据皇帝旨意设置的专门收审、羁押重案要犯的监狱。清代律学家沈家本曾对古代“狱”进行考证，也充分表明了这点。从两汉史籍诸多记载中，也可以得到切实的佐证。如汉昭帝初，刘德“为宗正丞，杂治刘泽诏狱”、江都王刘建“诏狱岁至，生又无欢怡日”之言，其中“诏狱”之义，均指奉皇帝诏旨查办的法律案件。又如史载成帝初年，匡衡之子昌因“醉杀人，系诏狱”、“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其奸秽重罪，收付诏狱”，其中所称“诏狱”，便是按皇帝意旨羁押人犯的专门牢狱、监所。
通过细查汉代史籍文献，我们还发现古代“诏狱”，除了指专门监狱和特定法律案件之外，另有司法审判组织，或特别的法庭之义。如史籍有载，“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该处的“诏狱”，如果理解为监所或司法案件，皆为不妥；又如《后汉书》有载“遂逮后弟侍中喜，诏狱无所得，乃解”，两处的“诏狱”，应有特别的司法审理组织之义。我们或可推测，“诏狱”，作为古代帝王下诏审理的特别法律案件，因署理这类案件，涉及到相关人员有别于普通人的羁押、审理问题，古人或许将之视为一个体系对待，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之下，据情况差异侧重在不同方面：有时直接指体现皇帝意旨的案件本身，有时又指审理案件的特殊组织或机构，有时又把它作为专门拘押案犯的监狱看待，因此，在古籍文献语义上内涵有别，导致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复杂之义。
如果说“诏狱”不同于一般狱讼的特性，是因秦朝所开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确立了皇帝至上权威，才凸现并形成开来，那么，至少在秦时也应存在这种法律现象。因年代久远，史料欠缺，现已难以考证，然而，虽无其名，却有其实。史载，秦始皇曾受方士卢生蛊惑，令避其行踪，却在“幸梁山宫”时被知情者泄露，于是“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可谓有“诏狱”之实，而远在战国秦时，诸如商鞅被刑以车裂，也可在实质意义上视为“诏狱”事例。不过，“诏狱”一词真正开始频繁出现于史籍并形成一种特别的法律现象，则是从西汉时期开始。
二、汉代诏狱始兴
史载，汉初，丞相萧何因上请皇苑于民，惹怒了高祖刘邦，刘邦盛怒之下，“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经劝，释怀后“使使持节赦出相国”，据沈家本《狱考》一书的考证，“廷尉有狱，汉时大臣多下廷尉”。萧何因触犯龙颜，处以刑具羁押于廷尉狱，可视为汉代“诏狱”之先声和前奏。如前所述，汉文帝时周勃被控谋反一案，“诏狱”一词正式以其名始见于两汉古籍。周勃因饱受“诏狱”之苦，曾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大将军一旦失宠无权，也为狱中小吏所蹂躏，欺辱有加，由此可见西汉“诏狱”之一斑。紧随其后，周亚夫因其子买葬品器物而被告劾，“召诣廷尉”，也被控有反，廷尉官吏以“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为由，羁押周亚夫于狱中，“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从周勃父子同为“诏狱”而身陷囹圄，我们可以管窥“诏狱”案已初步兴盛起来。
《宋史》曾有评日：“诏狱，本以纠大奸匿，故其事不常见。”就一般情形而言，因王朝最高统治者下诏进行审理的案件，或将特别人犯羁押于特设的监所，所涉及对象的特殊性，当不比于普通大众的违法犯罪行为，其数量毕竟在少数。不过，因西汉承秦制，随着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确立、发展和进一步强化，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斗尖锐化，和皇权密切相连的“诏狱”不在少数。据《汉书》载，至西汉中期汉武帝时，杜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因此受牵连的案犯，“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史料文献还表明，为拘押、审查王公大臣及郡国守相等权贵及其违法罪行，西汉中后期除中央设有廷尉诏狱、中都官诏狱外，还在地方广设魏郡诏狱、钜鹿诏狱、洛阳诏狱等特别狱所。可见，“诏狱”在汉代已并非少不可闻，其社会影响十分深刻。
显然，西汉“诏狱”的兴起，是专制皇权确立和不断强化的产物，在皇权制度下对于臣民的绝对要求，便是无条件按君主要求办事。然而，西汉在立国和巩固政权中，为刘姓王朝的建立和稳定立下卓越功勋的一些功臣、名将得到朝廷极大礼遇，这些权高位重的列侯、公卿重臣及地方大吏有意或无意依仗权势不遵汉法，或者以势压主，威胁皇权及中央集权制度，皇帝确立“诏狱”，借国家法律工具予以直接敲打、震慑公卿重臣，使其收敛行为，这在特定时期下对促进国家的大一统，巩固君上至尊大权和权威，维护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十分突出的法律效果，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不过，就主观而言，君王集天下大权于一身，其强烈的集权欲望与现实中又必须分权于臣僚来推行其政令的矛盾，使其不免时刻警惕臣下乃至皇亲宗室觊觎自己的权位。由于帝王权力的至上性，其言辞具有特别效力，所谓“言出法随”、“口含天宪”，虽其权力不受制度性制约和监督，但在实际中也不得不遵循一定技术或形式上的规则，以保障君主言语的正当性和严肃性，因此，“诏狱”无疑成为帝王之首选。帝王以其诏令形式左右司法，“诏狱”的威权和唯帝王个人意志为是的特性，极大满足了其攫握权力的情怀，而具体的司法审理，势必成为维护其君上大权、强化其权力的过程。
三、诏狱之司法审理
有汉一代，案件的司法启动方式主要是告劾，告劾是逮捕人犯和惩罚犯罪行为的必经刑事程序。审判程序有讯、鞫、报、复审及执行等，从接受告劾、上奏立案、发布逮令、拘传罪犯和证人、审讯、判决到最终执行等，构成系统的国家司法诉讼程序和审判制度。
“诏狱”，作为帝王下诏审理的特别案件，从史籍相关记载来看，通常启动司法审理的途径为：一是自下而上的告劾。地方或中央有人控举，不管是民举或是官究，根据案情而上报，廷尉作为当时执掌刑辟的朝廷最高专职司法命官，受理各地上报的重大或疑难案件，如事涉重案要案，上奏皇帝，待皇帝知悉下诏后，便以“诏狱”立案处理，前述周氏父子被控欲反的“诏狱”案，便是如此；二是自上而下，即帝王依据其个人意志或龙颜震怒下直接下诏要求查处的案件，如前引萧相国械系一案。不论如何，“诏狱”的司法启动，一般须有皇帝的许可，以其诏书为立案依据。不过，史料也显示，极个别人犯在拘捕时并未有皇帝诏书，但因其罪行的严重性、紧迫性，也以“诏狱”论处。例如，昭帝始元五年，有人在京城公开自称武帝的卫太子，致聚观者数万，社会影响极大，“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遂送诏狱”。
（一）案由及涉案对象
奉最高统治者名义的诏旨予以查办的“诏狱”案件，诏书上明确记有所要缉押人犯的姓名，称之为“诏所名捕”，或简称为“名捕”。这些涉案对象之行为性质，从记载“诏狱”的汉代史料来看，一般涉及三类：一是涉嫌危害中央集权制度和统治秩序的行为，如谋反、大逆、不道、祝诅等当时的严重罪行，属于重大案件，如周勃父子谋反之“诏狱”案；二是侵犯君主专制主义的行为，如对封建帝王尊严的不敬、罔上、非所宜言等，乃至直接威胁帝王、宗亲安全的行为。如宣帝初，侍医淳于衍等“侍疾无状”，收系诏狱案；三是严重违反封建人伦礼制规范的淫乱、大奸、僭礼等不法行为，典型的如广川王刘去因淫乱、残杀而被告劾。此外，也有一些案件性质本不严重，但因罪犯的特殊身份有其特权规定，如汉制“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这些享有“上请”特权的权贵一旦涉案，必须先行奏闻圣上，皇帝下诏后才能予以立案审理，否则违禁，因违法处置而受到惩处。例如，因疑魏相夫人残害侍婢，京兆尹赵广汉率领吏卒，突人丞相府邸，“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收奴婢十余人去，责以杀婢事”，此事被劾奏，宣帝恶之，令“下广汉廷尉狱”。
最高统治者亲自下令交办的“诏狱”案件，一般行为性质严重，而且针对性极强，其涉及的对象通常是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因社会地位显赫，政治作用举足轻重，一旦失职违制，其行为社会危害大，足以对帝王权威及其统治秩序构成直接或潜在的威胁。传统社会下统治集团中的上层人物，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中央主要是皇亲国戚、功臣名将，地方则为侯王郡守等高级官僚。有学者根据西汉“诏狱”所涉具体对象，将之细分为四类，即：诸侯王及其家属、幸臣；宫廷妇女与宗亲外戚；公卿大臣；地方大吏。前述成方遂假冒卫太子“诏狱”一案，虽涉案对象为庶民，但因其行为侵犯皇室尊严，性质严重，故也归人“诏狱”。
（二）羁押案犯处所
汉初，“诏狱”案件通常为国家最高司法专职机构——廷尉进行审理，案犯也羁押于廷尉府下监狱，所谓廷尉诏狱，收审二千石以上的公卿守相官员以及诸侯王与宗亲外戚。位列三公的丞相和御史大夫也参与审理“诏狱”案件，如前引《汉书·赵广汉传》载赵广汉曾因诛杀荣畜一事，“人上书言之，事下丞相、御史”，又如杜延年为太仆右曹给事中时，受霍光重用，“常与两府及廷尉分章。”。两府虽兼理部分司法审理事务，但相府与御史府内不设置监狱。朝廷中央除廷尉狱之外，中央各列卿机构也有其管辖下的本部监狱，收押其属下或专管领域之内的犯罪者，一般不收押事关“诏狱”的囚犯。
不过，西汉中后期，因政治情势变化，“诏狱”案剧增，除廷尉诏狱外，中央和地方增设了诸多收押“诏狱”案犯的狱所。史载，“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汉武帝将中央各列卿机构设置的监狱统一为“中都官狱”，并将许多升格为收押“诏狱”案犯的监所，称为“中都官诏狱。”如后宫掖庭令治下的掖庭诏狱、暴室诏狱等，以满足新形势下关押“名捕”案犯。同时，地方也广设魏郡诏狱、钜鹿诏狱、洛阳诏狱等专门狱所，用于收押涉案的侯王、郡国守相等权贵。
（三）诏狱审理
“诏狱”案件的主持与具体审理，据史书记载，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1)皇帝亲派“使者”审理。史载“吉以故廷尉监征，诏治巫蛊郡邸狱。”使者因受皇帝遣派，职权大，能全面干预司法审理的整个过程，监管审理的各个方面。皇帝特差专门的“使者”直接承办诏狱，主持对犯人的审讯，充分体现“诏狱”特色，是皇帝防范政府官员，“集中权力，加强其个人统治之手段”。(2)廷尉审。按汉代通例，中央朝中各列卿百官和州郡刺史、官长犯罪后，一般送押廷尉审判。廷尉是中央专任刑辟的最高司法官员，牵涉“诏狱”以及“诏狱”案件，皇帝一般会令其处理，史书屡有“下廷尉”、“诣廷尉”、“召致廷尉”等用语，表明廷尉司法审理“诏狱”的常态性。(3)官署的行政官长审理。如汉代宗正府“掌亲属”，管理皇族、外戚事务的大臣，魏其侯窦婴因替灌夫辨罪，被“劾系都司空”，羁押于都司空监狱，其所在官衙的行政长官为都司空令，由其主“诏狱”审理事务。前引《汉书·丙吉传》也载有“章下掖庭令考问，则辞引使者丙吉知状，掖庭令将则诣御史府以视吉。”可以看出，主持案件正是执掌掖庭狱的掖庭令。(4)诏狱之狱官审理。中都官诏狱内设有狱官，称为“狱令”或“狱丞”，也可负责审讯某些具体的“诏狱”案犯。如史料载日：“掖庭诏狱令丞，宦者为之，主理妇人女官也。” (5)朝廷诸命官同审。因诏狱案本身具有的特殊性，涉及王公贵戚、公卿重臣，皇帝遣派朝廷数位命官一同审理这类案件，史称之为“杂治”、“杂案”、“杂考”。如前引《汉书》所述宗正臣刘德与有司“杂治刘泽诏狱”一案、江都王刘建因“谋反”，“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相杂案”等俱是。
所有“诏狱”案的审讯及审理终结，承办的司法主审官一般会将“诏狱”案犯的供词、审理过程和拟判意见一起上奏皇帝闻听，皇帝为整个“诏狱”的最终裁决者，案情性质和皇帝个人考量决定着案犯的生死。鉴于“诏狱”案犯的种种原因，或为功勋卓著、地位尊贵的侯王公卿，或为皇亲宗室、外戚和后妃，或其罪行涉及帝王私密，即使罪有不赦，一般也不在闹市予以公开处决，朝廷多采取在牢狱内进行秘密处理的做法，除有极少数释放的，如绛侯周勃，自杀的，如周亚夫、刘建等外，多以秘密处决的“下狱死”，或药死或笞杀等不一而足。
四、诏狱对传统法制的影响
（一）汉初诏狱司法特点
秦末因连年战争导致人口凋零，经济萧条，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治理思想，与民休养生息。法律上虽沿袭秦制，但省简刑罚，初以“约法三章”取信于关中民众，后以《九章律》颁行于世。中央司法组织机构方面，除皇帝亲审重大案件、复核、裁决疑案外，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和廷尉行使司法权力。此外，中央各列卿机构也有审判职能，由各行政长官兼掌司法事务，但与“诏狱”无涉。如《汉官旧仪》卷上载少府、光禄勋、执金吾、卫尉四官，“奉宿卫，各领其属，断其狱”。“四官”可听断其专属案件，不交于廷尉审。如前所述，中央各卿部门机构自设监狱，可囚禁专管领域内的罪犯，如廷尉狱、郡邸狱等，“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中央司法机构外，京师和地方也有司法机构，署理地方狱政。沈家本曾总结为：“京师之内，三辅分治之，其讼狱自论决之，不之廷尉也”、“在外之狱，郡县则守令主之”、“三辅及守令、相皆有专杀之权”。
总体而言，汉初法制较为粗简，司法权力比较分散，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分，但“诏狱”权归中央，一般由廷尉行使司法权。廷尉接手审理“诏狱”，不仅受法定程序和国家律法的制约，也有朝野政治势力的掣肘和社会舆论的干扰，因此“诏狱”的判处，并非一概顺从皇帝个人的意旨。汉文帝一次出行，有民人惊扰其乘舆马，文帝令人捕之送廷尉，其意当在重判。不料，廷尉张释之审后以“犯跸”之法仅处罚金奏报，张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不得不承认：“廷尉当是也。”
（二）诏狱发展及制度影响
汉中期武帝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数十年的发展，国家渐显繁荣、强盛，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统治者不再满足先祖“无为而治”思想，开始迎来立法建制的高峰。在专制集权统治不断强化，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社会现实下，涉及皇亲国戚、侯王郡相等权贵的重大案件屡屡发生。专司刑辟的廷尉作用凸显出来，丞相、御史两府往往把地方郡国守相的告劾、检举，转与廷尉处理。前引《汉书》载杜周为廷尉时，“诏狱亦益多矣”、“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便是当时社会狱政现象的真实写照。“诏狱”增多，“诏狱”案犯难以尽数羁押于廷尉诏狱，不得不分押于他处，中央各卿部门下辖狱所便成为理想之地，汉武帝将之统一为“中都官狱”并升级为“诏狱”，作为羁押重要案犯之地。同时，“诏狱”案件也亟需人力来审结，最终，这些“中都官诏狱”在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下获得司法审判权力，具备了与廷尉相同的地位和司法权力。史载，“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正是洞悉了司法组织系统结构和职能的这种明显变化，所以谋士伍被给淮南王刘安献策：“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逮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
尽管皇帝有亲审“诏狱”权力，毕竟其精力有限，不能事必躬亲，而一旦交付廷尉审理案件，往往受法律程序和社会舆论制约，对强势的帝王而言，难遂己愿。同时，由于诸多“诏狱”案性质不便公开审判，案情也不宜让人通晓，将罪犯羁押在名目繁杂而隐秘的中都官诏狱，由皇帝亲派使者审讯，不仅可以做到密不可知，也方便强力干预审判活动，一定程度上也利于案件审结。因此，基于客观和现实考量，最高统治者将中都官诸狱设为“诏狱”并赋予其司法审理职权，在国家正常司法体制外，开辟特别的司法审判组织，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极大地顺应了君上意愿。
然而，中都官诸狱的升格和职能转换，对国家正常法制的破坏却是显而易见。如果说西汉初期的“诏狱”主要还由廷尉“典刑”，虽本质上也秉承帝王意志，但毕竟遵循法定性要求进行审理，具有正当性、规范性。一旦在国家普设的司法机构之外另设“诏狱”系统，则官有“二辟”，从根本上破坏了一国法制的内在统一性、严肃性。司法本以两造兼备，判官居中听断，以此厘清事实真相，按律罚当其所，而这些特别狱所及其承载的“诏狱”审判在封闭、秘密的司法环境下，仅凭皇帝一己之需，以一造之设，“理官（即司法官）不得而议，廷臣不闯其辨”，令狱吏无视正常程序和律法规定，毫无顾忌，上下其手，最后“事成近习之手”。事实上，承办官吏自恃有最高统治者诏令，将其效力置于法律之上，在审理中往往一味迎合上意，以邀功赏，对案犯酷刑有加、任意戏弄，竟有“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之荒唐，足见罔顾律法、构陷罗织罪状之一斑。时人就有“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的疑问，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社会舆论尊重、信赖国家公开颁行的律法，当律法与君主之令冲突时，司法官员不可屈法阿主。西汉中后时期“酷吏”辈出，可以说，“诏狱”逐渐凌驾于正常司法制度之上，是其至为深刻的原因。实际上，“诏狱”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也备受世人所诟病，明代丘溶指出，汉唐以来的“诏狱”之名，“是于常宪之外而更为之异名，以罗人于死地，所以张奸臣之威，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诏狱”不仅演变为君主个人实施淫威，自逞私欲的工具，也为朝中权臣借“诏狱”为名，排斥异己、泄私愤．成为破坏社会秩序的政治工具，使正常法律制度沦为徒具。
不可否认，汉初因殷鉴于秦亡“孤立之败”之训，一度实行封国与郡县并存的治理体制，封国治理，本为固化刘姓帝国，捍卫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现实却朝其反方向发展，竟酿成吴、楚“七国之乱”。为吸取政治教训，践行强干弱枝策略，汉武帝不仅在中央广泛设置“诏狱”，也在地方开设“诏狱”，借此震慑、削弱朝廷公卿重臣、皇亲国戚等政治力量，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事实上也颇有成效地惩戒了违法乱制的官吏，在统治阶级内部冲突激烈的历史背景下，对巩固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汉后期因情势变化，诸多“诏狱”萎缩，汉成帝“罢上林诏狱”，东汉光武帝时更是把中都官狱大部废除，仅保留廷尉诏狱和洛阳诏狱。纵观我国皇权制度下的历代王朝，“诏狱”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虽不否认有其合理性因素，但“诏狱”作用的发挥，总是基于权力掌控者与行使者的个人意愿，而非根本的正常司法制度，一旦君上昏聩、权臣乱政之时，“诏狱”之祸害无穷，唐有周兴、来俊臣之害，明有锦衣卫“诏狱”之惨烈，当不可不铭记。由此可见，“诏狱”并非帝王一时的权宜之计，它是专制皇权制度的衍生物，无疑，西汉始开“诏狱”先河，为历代“诏狱”不绝的历史源头。
结语
秦朝确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其尚未展开便旋即灭亡，汉袭秦制，充实、发展中央集权国家的各项制度，奠定了后世王朝治理国家的总体格局。“诏狱”，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是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必然产物，其始兴于汉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诏狱”对不遵汉法、觊觎皇权的诸侯王、公卿重臣以及违法乱制的地方大吏进行法律制裁，有力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加强了中央皇权，维护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其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西汉中后期“诏狱”数量剧增，在法定司法系统外，设置中都官诏狱并赋予特别司法职能，不仅破坏了国家整体法制的统一性，也危及到国家长远的公平安宁秩序。尽管名目繁杂的中都官诸多“诏狱”存在的时间不长，东汉初年几乎全被革除，但历代王朝依然皆行仿效“诏狱”，为政治需要而倚重其强力成效，忽视甚为根本的健全正常法制的长远性考量，其社会影响备受世人所诟病，值得我们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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