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新平
【摘要】湖南是我国最早出现城镇的地区之一，但其地理特征和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城镇的发展速度，粗放式的城镇化进程严重影响了城镇本身的质量和城镇人口的生活水平。城镇严重的雾霾现象、PM2.5 现象、城市给水排水困难等正是粗放式城镇化的具体表现。合理引导农村转移人口，大力发展绿色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城镇化绿色转型是湖南城镇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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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绿色； 城镇化； 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课题“湖南绿色城镇化建设战略对策研究”（2013ZK2029）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新平，湖南邵阳学院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一、引言
2012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包容性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之路》，提出绿色增长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于我国来说，绿色工业化和绿色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基本动力。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等原则，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稳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所以，如何推进绿色城镇化，实现我国城镇化的转型，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湖南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但湖南省城镇化水平偏低，严重影响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式的城镇化进程，探索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方法与措施，是推进湖南城镇化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根本性改变的重大问题。本文从湖南城镇的起源开始，分析湖南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而提出湖南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和对策，为湖南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
二、湖南城镇的历史演进
（一） 湖南城镇的起源
原始人群栖息于湖南已有8000多年历史，并逐渐过渡为较稳定的农耕生活。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的屈家岭文化中期古城遗址，距今已有4800年历史。早期的古城主要是为防御外敌入侵，很少现代城市的特征。距今3500年左右，湖南大部分地区的原始社会开始解体，逐步向阶级社会过渡。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势力强大并逐渐南下，同当地的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有历史影响的楚文化，在楚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湖南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铜器的制造和使用日益频繁，湖南提早进入铁器时代。秦汉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后，湖南经济文化获得新的发展。南北朝时，史书有“湘州之奥，人丰土闲”的记载，唐代湖南已是“地称活壤”。
城镇是原始农业文化知识长期积累的历史产物。长江流域的城镇萌芽于大约13000年以前。大约7000年以前城镇基本成型。大约5000年以前，长江流域就已形成了城镇带。考古发现，在武汉至江陵长江中游段发现了9座，成都附近则发现了4座距今5000年的城市遗址。
（二） 湖南城镇的发展时期
明清时期是湖南城市快速发展时期。首先表现为府州县城的增设，城市数量的增加。明代湖南隶属湖广布政司，辖63个州县，其中城步、嘉禾、新田、天柱（清时划归贵州） 4县为明后期增设。清代湖南独立设省，至光绪年间，共辖69 个州县、5个直隶厅，行政中心城市网络更趋完善。湖南的东、南、西部山区，居住着苗、侗、瑶等少数民族。明代虽在此处设立了许多卫所，迁移了大批军籍户在此屯垦，但是汉民仍视之为化外之地，很少迁入，城市发展十分缓慢。清代推行改土归流之后，出于政治因素设置了许多府州县城。由于这些治所通常设在人口较多、经济较繁荣的地方，因此，这些地方成为当地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其次，原有城市的经济意义也日益突显，规模扩大，街道增多，街市逐步向城外扩张，商品种类繁多，往来商民稠密，各种设施也更加齐全。虽然该地区的城市发展曾经因为战争等因素的干扰，出现停滞和倒退现象，但其总的趋势却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再次，政府对市镇墟集的管理也逐渐加强。明清时期市镇不是一级行政单位，一般由所在府、州、县级政府的官员兼管，处理在商业活动中发生的各类事情。但是有的市镇距离所在府州县治所较远，仅仅依靠各级政府兼顾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中央政府会在大小不同的市镇派驻不同级别的官员和机构。
（三） 湖南城镇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湖南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市镇人口由1978年的593.8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916万人，城市数量由10个增加到29 个，小城镇由154 个增加到1023 个，新增868个。初步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以市州区域中心城市为骨干，以县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并举，小城镇快速发展的城镇体系。特别是“九五”期间启动的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将对推进全省城镇化进程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城市建设投资也不断增长。一大批城镇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投入运行，一些市政公用设施从无到有，有的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当前，湖南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呈现以下特征：城镇体系逐步优化，城市群雏形初步形成。通过着力打造“3+5”城市群，大力培育区域性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集约发展小城镇，全省城镇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等级结构进一步优化，城镇功能进一步完善，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城镇综合实力不断提高，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增强。城镇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心城市特别是“3+5”城市群已成为全省经济的增长极和发展引擎，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城镇发展质量得到提高，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科学规划对城镇的引导调控作用日渐凸显，城镇服务能力和保障能力不断提高，城镇生态与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三、湖南绿色城镇化的主要问题
（一） 粗放式的城镇化引发较为严重的土地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
很多地方借城镇化之名，大搞土地规模扩张，用土地非农化和城市扩大化来简单替代城镇化，单纯追求土地转化和城镇景观，造成农村基本农田的大面积污染和浪费。一些地区借机搞圈地运动，导致用地结构混乱，城镇建设思路不清晰。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污水灌溉、固体废弃物堆积引起土地污染等问题。
（二） 城镇人口集中，破坏生态环境系统平衡关系，引发环境污染
主要包括人口的集中产生的大量生活垃圾对环境的污染；人口集中带来的大量生活污水对环境的污染；人口集中的炉灶烟雾产生对空气的污染。
（三） 城镇化进程中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传统高污染行业的发展造成污染严重
工业企业一般在城镇集中地区，引起了较为严重的工业污染，绝大部分企业没有防治污染设施，同时管理和各种制度不健全。工业污染造成的生态污染严重影响了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基础。
（四） 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其他问题
掠夺式开发造成某些资源濒临枯竭，城市污染转嫁农村，大量的城市垃圾只能往郊区农村直接堆置或简单填埋。农民工进城后在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合法权益、子女受教育等很多方面都无法享受与城镇人口相同的待遇。
四、湖南绿色城镇化发展对策分析
（一） 加快绿色城镇化推进机制设计
1.加快形成绿色产业支撑机制。大量事实都说明城镇生态产业的脆弱性，绿色城镇化需要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产业的支撑。一方面是推行绿色工业化，以绿色技术为支撑，绿色生产方式为核心，为城镇化提供绿色工业支持；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城镇化提供绿色产业支撑和绿色文化内涵。
2.充分利用市场引导机制。发挥市场的引导作用，使城镇化的绿色转型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营造市场环境，让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利益最大化的条件。
3.强化自组织机制。绿色城镇化的空间首先在优势区位得到发展，形成位势，从而形成从无序走向有序的一种负熵流，使区域产生了绿色城镇化的自组织现象。通过这种自组织机制，使人口流、知识信息流和物资流形成空间集聚，产生规模效应，进而又形成新的势和流，产生新的自组织现象，促使绿色城镇空间继续聚集和演化。
4.完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地方政府在推进绿色城镇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它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外在的激励和推进。因此，应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来迫使地方政府更有效地投入到绿色城镇化中去。
（二） 以发展中小城镇为突破口推进绿色城镇化，实现市镇体制创新
市镇体制创新是绿色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城镇化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湖南省要根据喀斯特山区地貌复杂、人口居住分散等特点，选择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经济聚集程度高的、人口相对集中、公共设施较完善的地区，通过市镇体制改革与创新，大力发展特大乡镇，适度发展中小城市，完善城市功能，集聚配套产业，承接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逐步发展为新的经济增长区和人口密集区，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三化”同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三） 发挥省会长沙的辐射作用，实现全方位绿色城镇化
湖南绿色城镇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作为省会的长沙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和增长极作用。如上海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就是以上海主城区为中心，充分发挥主城区的辐射作用和增长极作用，带动周边卫星城的建设和发展。在湖南省绿色城镇化过程中，要以长沙市为中心，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将长沙市淘汰的一些产业逐步转移到周边的城市，加快周边城市的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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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