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 100091)
摘要：由于中国对人口生育的集中计划，形成了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两种力量调节人口数量，导致人口增长速度快速下降。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前，有活力人口减少和人口老化使经济增长失去了动力，结果是未富先老，未强先衰。本文分析了人口数量变动和流动格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数理关系和2007年以来二者关系的实践方面，论证和描述了人口增长上行和下行趋势、人口城市化进程扭曲等对经济增长的上行压力和下行推力。笔者认为，计划生育的一个重大缺陷是，只能对人口数量进行调减，但不能对各年龄人口按比例进行调节。其后果是，造成了人口结构老化失衡，巨额养老金缺口，中青年劳动力减少，老年人口延长退休而工作效率下降，养老成本上升使国民经济受到影响。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增长率变动与经济增长速度变动相关关系进行模拟后，笔者认为，由于1995—2013年人口增长率仍然是一个下行和低迷的曲线，对2015—2034年国民经济向中低速度增长变化有着很强的下行压力。最后，笔者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调整和政策建议。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人口生育；流动管制；人口增长；经济增长；计划生育陷阱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003-12
收稿日期：2015-08-10
作者简介：周天勇（1958-），男，青海民和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E-mail:zhoutianyong2010@sina.cn
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中低速度增长的发展阶段。什么原因使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放慢？刘世锦\[1\]认为，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按照其他先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增速自然而然会进入中低速发展阶段。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即是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的，大多数国家人均GDP到11 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时，基本上是从8%的高速进入中低速。中国经济处在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这个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没有探明。从国际经验看，日本、韩国从高速增长期回落时，增速下降幅度接近50%。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高速增长回落后的均衡点可能会高一些，比如在7%左右，或6%—7%之间\[2\]。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很大，劳动力成本很高，人口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约束不断增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也到了11 000美元，因而，到了高增长速度应该发生转折的时候，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再拉到高速增长的格局上来，因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淡定，保持这种7%或 7%以下的中低速度增长将是一种常态。但为什么跌入了中低速度，最基本的原因并没有被触及，亦没有学者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来源进行较为透彻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突然失速，就深层次原因分析，只有从人口增长放缓、人口结构老年化、劳动力流动不畅和供给减少等角度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因果结论。
理论和重大决策方面的失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没有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对人口生育和增长自动的抑制作用。人口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倒U型曲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生育及抚养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发挥着调节作用，即使政府不干预，最终还是会进入低增长的转型阶段。没有考虑技术进步会扩张一定时期规模还在增长的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创新挺过工业化前中期人口增长过快的艰难时期；没有考虑中国可以以人口为基础形成人力资本、制造、创新等比较优势，在保证基本自足和食用安全的前提下，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满足人口吃饭需要。
人口计划和适度人口规模的生育政策，人口流动方面户籍迟迟没有放开，加之农民几乎没有得到土地财产性收益，城镇房价太高，以及不向农民平等地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陷于中断。对人口生育和流动实行集中计划和管制，与物质生产、分配和消费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相冲突的政府干预，后果必然是一种因相互扭曲而带来的损失和风险。
一、国际经验与中国发展失去的10—15年
1.国际数据：人口增长转型与经济增速放慢
根据世界银行2013年对208个国家/地区有关横截面的数据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知人口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与人均GDP和经济增长速度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一般来说，生育率越低，人均GDP水平越高；而人口增长率越低，甚至负增长，则经济增长速度也越低。其数学关系式为：
rGDP=7.629rPOP－6.846(1)
其中，rGDP为GDP增长率，单位为%；rPOP为人口增长率，单位为‰。
不同发展水平的横截面国家和地区的统计数据，也可以动态地表现一个国家/地区从经济不发达到经济发达状态有关数据的变化。中国2013年的GDP增长率为7.67%，由式（1）可得对应的人口增长率应当是18.90‰，但实际人口增长率只有4.90‰。可以解释为，或人口以外需求、投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大；或GDP增长统计数据有误差。但从一般人口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匹配关系来看，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推动，由于超低生育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基础性影响，中国经济跌入中速和低速增长区间的压力很大。生育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人均GDP水平越低，生育率水平越高；反之，人均GDP水平越高，生育率水平越低。总和生育率随人均GDP的增加而降低，但人均GDP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总和生育率保持在一个中低水平的稳定状态上。
对人均GDP小于10 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回归，其生育率与人均GDP水平的数量关系为：
FERT=4.250－0.0003345×PGDP (2)
其中，FERT为总和生育率，PGDP为人均GDP，单位为美元。
由式（2）可知，人均GDP每增加1美元，总和生育率降低3.345×10-4。中国2013年人均GDP为6 807元，由式（2）可得应有的总和生育率为2.240，但实际仅为1.600左右（世界银行数据），远低于应有值。如果按照从8%的经济增长速度跌下来的2011年的人均GDP计算（5 414美元），当年总和生育率应当为2.440，但是，201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00左右。数据表明，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其发展水平与生育的关系为，富了以后少生孩子，而中国是还没有富就少生孩子了。
2.失去了向发达国家跨越最宝贵的10—15年
欧洲、俄罗斯和东亚等均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或只实行了指导性计划生育的国家/地区，目前人口已经处于低生育、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他们的人口增长率是一条从高到低较为平滑的下降曲线。中国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中低出生、低死亡和中低增长转型，但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生育由政府集中计划管理和市场双重调节，其结果是人口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一度反弹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速度提前进入低水平区间，形成发展中超低生育造成的人口坑。如图2所示，由人口增长正常下行曲线与超低下行曲线所围的区间即计划生育人口坑。
各阶段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从中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进程中，失去了高速增长最为珍贵10—15年的时间。中国2011年人均GDP为5 414美元，如果国民经济以8%的速度持续增长到2014年，人均GDP为8 696美元，而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7 500美元。2011年由于人口相对萎缩造成的经济下行，已经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也说明，人口萎缩和老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陷阱已经开始显现。
如果人口到2020年以前，以8‰的速度增长并能顺利流动，且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如果2011年以后GDP平均以8%的速度增长，即使汇率不变，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3 155美元，并可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后工业社会和新兴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如果以8%的速度一直增长到2025年，按2014年不变汇率计算，人均GDP可达到19 000美元，发展水平将与2014年的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和葡萄牙等国家相当，接近于中国台湾2014年的水平。可以看出，人口急剧萎缩和老龄化，以及城市化进程的中断，使中国失去了10—15年非常关键和最为宝贵的跨越时间。
二、人口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数理关系和实践
目前，在学术研究上的一种偏颇可能是，观察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学者们忽视了人口增长、结构和流动的影响，而讨论人口增长、结构和流动的学者对人口变动本身，或其与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考虑较多，而对其变化可能对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影响研究不足。
仔细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人口增长的上升和急剧下行将在20年后影响经济增长速度。1978—1987年人口增长率从11.80‰加速到16.61‰，经济增长率从1998年的7.80%持续上行，加速到2007年的最高点14.20%，而1987年后，人口增长率从16.61‰急速下降到1997年的9.20‰，经济增长率则从2007年最高速的14.20%下行到2014年的7.40%。那么，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有哪些内在传导影响呢？人口规模增加使消费增加，进而影响GDP的规模，而人口增长速度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也会连续地影响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强制性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只能调减新出生人口，以控制人口规模，而无法对不同年龄人口比重进行均衡调节。简而言之，有计划而无比重，其结果是改变了中国人口结构（1962年以后高生育率年份除外），以2010年为例，婴幼童少青中老人口的分布态势呈现五星结构，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在未来很长的时期中，如果不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婴幼童少青中年人口将持续减少，老年人口将持续增加。那么，五星结构中下部人口逐步减少萎缩的趋势，对长期的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将造成什么影响呢？下文将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数理描述和含义分析。
1.数理描述
假定在三部门国民收入决定过程中，当期全社会消费由边际消费倾向和前期国内生产总值决定，当期投资作为一种引致需求，由投资加速数与前期消费变动决定，则：
2.人口变动对实际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影响
（1）人口变动与消费相对收缩
从消费增长的数据看，2008—2014年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分别增长21.60%、15.50%、18.30%、17.10%、14.30%、13.10%和12.00%，2015年5月，增长10.10%，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将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消费增长下行数据与前一时期人口增长下行数据是相关契合的。
中国人口五星结构会逐步影响到经济发展，先是0—14岁人口逐步减少会使幼儿奶粉、幼儿园（国内幼儿园短缺是政府准入管制造成的）、玩具和童装等消费需求逐步萎缩，而后是小学教育萎缩，小学逐步过剩；进而扩展至初中、高中及大学。
例如，小学在校生从2006年的10 711万人下降到了2013年的9 306万人，7年间减少了1 405万人；初中在校生从2006年的5 937万人下降到了2012年的4 763万人，6年间减少1 174万人；高中在校生从2008年的2 476万人下降到了2014年的2 400万人。相应地，学校数量也呈减少趋势，2013年与2006年相比，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减少了128 110、7 786和2 801所。当然，这其中存在学校结构调整和优化合并的因素，但入学年龄人口规模萎缩是小学和中学学校数量减少的根本原因。
人口处于高增长状态时，劳动力收入会呈增长态势，其生活消费也在相应增长。而人口增长趋缓，特别是青年人口规模下降导致消费增长速度放缓，甚至在某些方面引发消费萎缩。例如，中低龄人口规模下降，童装和时尚服装需求就会减少；耐用消费品家庭购买饱和，其生产增长幅度必然下降，甚至会出现负增长；而中国目前的房地产供给过剩，且婚龄人口在2015年到达最高峰后会呈下降趋势，住宅刚性需求必将减少。
（2）人口变动与投资增速下行
人口相关的需求减少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从投资和建设方面看，小学、初中、高中、职业学校、大学、住宅、工厂、商店、银行、医院和养老院等，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老龄化将出现一波过剩，一波建设兴起，随后又一波过剩。有的需要拆除，有的需要转变用途，而新建设施，除了养老院和医院等会增加投资建设外，其他设施再加大投资的社会需求逐步不足。2007—2014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分别为24.80%、25.90%、30.00%、23.80%、15.90%、20.30%、19.30%和15.30%，2015年1—5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继续回落，同比名义增长11.40%。
以人口数量为基础的家庭对住房的需求，是推动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装修、耐用消费品和其他家用消费的增长来源。但是，中国目前城乡住宅的供给已经严重过剩。1991—2012年中国城镇住宅竣工累计套数（加原有存量），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0亿—2.50亿套\[3\]。2013年至2015年的第一季度，商品住宅竣工面积为18.20亿平米，约合1 820万套住宅，城镇中有70亿平米的小产权房，约合7 000万套住宅。考虑到城镇建设的保障房会与拆除房相抵因素的影响，城镇总计有住宅30 820万—33 820万套。2015年3月末，尚在施工中的商品住宅面积为407 713万平米，如果竣工将会增加供给4 077万套，届时将有34 897万—37 897万套新增住宅。
我们先不考虑未来新增住宅的因素，因农民工在务工地购买住宅的比重不到1%，在家乡附近城镇购买住宅的比重约为14%，除去他们购买的1 500万套，还剩余29 320万—33 320万套，城镇居民按照1.50亿户计算，平均每户可摊住宅1.95—2.22套。按照城镇居民人口中21%的人有多套房，66%的人有1套房，13%的人无房租住计算，
相关数据见2014年5月20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目前已有的2.93亿—3.33亿套住宅存量，减去1 500万被农民工买去的住宅，再估计未销售的空置房为1 000万套，可知，城镇居民中有1套房的9 900万户，无房租住的有1 950户，余下3 150户拥有5.37—6.63套住宅。可见，城镇住宅供给明显过剩、且住宅拥有量严重不均。
人口增长的放缓，特别是结婚成家人口的逐渐减少，加上独生子女拥有的多套房和因老人去世而留下的空房，使住房需求可能会相对下降，导致住宅投资增长率从2010年到2015年1—5月呈现同比33.20%、27.90%、16.20%、19.80%、10.50%和5.10%下降趋势。
（3）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出口下行
2012—2014年，16—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减少了345万人、244万人和371万人。劳动力人口增长幅度的减缓和绝对数量的下降直接造成了可投入劳动力数量下降，特别是农民工劳动力供应数量的下降，导致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东南沿海等地制造业招工难等问题出现。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下行使其成本上升，并使中国提前失去了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成本优势，导致出口需求对增长的拉动力下降。以2002—2014年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工资上涨趋势对比为例，2014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平均工资为2 864元，此数值在2002年时仅为640元，2014年进城务工农民工工资为2002年的4.48倍；而2014年城镇居民平均工资为3 349元，此数值在2002年时为1 031元，2014年城镇居民平均工资为2002年的3.25倍。可见，农民工工资增长速度要大于城镇居民工资的增长幅度。
中国2008年以后出口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除了美国次级贷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欧美需求相对减少之外，中国农民工劳动力供应放缓和减少、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东南亚和印度等国家和地区上升、一部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东南亚和非洲、产品竞争力下降才是关键因素。2006—2014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分别为23.86%、20.57%、7.30%、-13.72、30.46%、15.15%、4.97%、6.00%和6.10%，2015年1—5月出口增长0.8%。
（4）经济增长的人口城市化推动力减弱
林毅夫认为，到2049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将达到4万—5万美元，城市化率水平将达到75%，未来人口达到2 000万的城市会越来越多。中国经济还会以8%的速度增长15—20年时间\[4\]。他还提到，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在人均GDP数值达到美国人均GDP 21%时，实现长达20年的7.60%—9.20%的增长速度\[4\]。由此推测，当中国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人均GDP 15%时，可能亦会存有国民经济长期高增长的潜力。但是必须正视的是，中国在发展的体制、结构和过程上有其特殊性，这决定了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扭曲性。中国人口流动管制政策、土地制度和地方财政体制等与德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差别很大，中国现行经济运行和结构之后果与过去的体制和政策之间存在密切的因果关系。
中国人口的户籍管制和城乡分割，使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城市居民户口，在职业选择、购车购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受到严重的准入限制和歧视。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征用体制下，农民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补偿，根本无法得到耕地、林地和宅地等土地财产性收益；微薄的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使大部分农民不可能具备在城镇购买住宅的支付能力；土地财政和垄断买地又使房价奇高，农村务农的农民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收入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10到17；进城农民工在许多方面无法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都是造成农村人口最终无法定居性迁入城镇并成为城市人口的障碍。
中国城市化与世界其他国家正常城市人口流动存在很大差异。正常的城市化人口流动流程是，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人进、就业进、居住进、教育进、医疗和养老进、其他公共服务进、终身进，绝大部分会成为永久工作、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中的市民。而中国在2014年就已经达到54.77%的城市化率，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人口流动流程是，20%左右外出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镇常住6个月以上并在城镇中打工而已，实际上是85%的农村人口在青年时到城镇中务工，老年时再逆向流回乡村的扭曲性过程。
这种85%的农村进城人口最终还要回到农村的人口流动流程，对于经济增长来讲，极大地减少了建设住宅、装修、购买家具和电器等的需求拉动，且老年后回农村的这部分人口的边际消费率很低，其回农村后的消费水平是在城市消费水平的25%—33%，从而必将形成2亿—3亿人的巨额消费塌陷区。因此，如果没有大力度的改革，期待城市化还可以继续强劲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城乡人口流动对经济的推动现实。即以人口城市化为契机，以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居住的房地产产业为主导，在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中，持续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似乎已经严重受阻。
因人口相对萎缩而引起的国民经济乘数和加速性下降机制，2015年持续发挥作用，观察三大需求的增长速度：2015年5月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下降到10.10%；1—5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到11.40%；房地产投资下降到5.10%；1—5月出口增长0.80%，其中5月份出口负增长2.80%；用能和交通经济方面，4月全国用电量同比增长1.60%，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一季度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8.70亿吨，同比负增长9.40%。经济增长方面，一季度GDP增长从2014年同期的7.40%下降到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2014年3月的8.70%下降到2015年5月的6.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
一般研究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以及国民产出乘数和加速性上行和下行时，暗含的一个假定是，人口变量稳定和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几年的经济持续下行，是由于在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对人口生育的行政计划管制，使人口生育和增长受到市场和计划双重力量的调减，导致了人口生育和增长的急剧下降；同时，人口流动方面的管制和土地等改革迟缓，也导致了城市进程的中断。其经济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即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下行而形成国民经济人口萎缩和流动不畅性的衰退。
三、未来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在下一个更长的阶段中，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因此，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国民经济持续下行的时间还会有多长，增长速度会降低到什么水平区间才能稳定下来？国民经济会不会持续低迷增长，跌入经济未富未强、人口萎缩和老龄化的陷阱中，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断？
1.人口变动对未来中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中短期作用关系，主要体现在0—14岁人口减少或增加对当期青少年消费和教育等产生收缩和扩张的影响。本文分析了1973年以来二者之间的数据发现，如果人口增长或下降较为剧烈，其将会对20年后的经济增长率造成深远影响。
从0—14岁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看，2000—2010年间平均每年减少了881万人。其中，影响教育及各阶段人口消费的是，2004—2010年人口下降主要减少的是小学在校生规模，2000—2003年的人口下降减少的是初中和高中在校生数量，从2017年开始，大学生入学人数将开始呈现减少趋势。这种各级学校在校生的减少趋势将一直持续到2035年才能逐渐停止下来。由此我们可以预测，短期内入幼儿园难的问题将得到极大缓解，中期内小学、初中年龄人口的教育和其他消费将急剧萎缩，高中年龄人口的教育和其他消费将逐步进入萎缩期，而“十三五”期间，大学年龄人口的教育和消费开始萎缩，并在未来的“十四五”和“十五五”期间越来越严重，到“十六五”时期才能稳定下来。近年来，送子女出国留学热愈演愈烈，如果此种趋势不断演进，则中国大学教育以及这部分年龄人口的消费将迅速陷入萧条之中。
2.人口变动对长远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变动将对长远期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正常而言，人口从20岁左右开始进入劳动年龄，成为新增劳动力的来源，20年前人口增长幅度决定着20年后国民经济投入劳动要素的多少，进而影响着国民产出增量的多少；第二，这部分人群在20年后成为新增劳动力，获得工资等收入，形成有消费和储蓄能力的人群，意味着20年后国民经济消费规模将增加，储蓄规模也将加大，投资能力随之增强，出口也会因中青年劳动力比重较大而增加竞争力；第三，人口从20岁开始陆续进入适婚年龄，成家生子需要租房和购房，购买家具、家电和居家用品，建材、建筑安装、耐用消费品和汽车等的需求亦会随之增加。本文对1974—1994年人口增长率与1994—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构建模型如下：
ry=－1.293+0.749×POP(4)
其中，R2=0.600，POP的p值=0.000，且显著。我们分别来分析人口上行和下行对20年后经济上行和下行的影响。例如，1979—1987年是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生产体制被改革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减少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而且这一时期农村人口的出生率比集体经济时所有上升；第二，城镇知识青年在农村务农时，到了结婚年龄考虑要回城不敢成婚生子，20世纪70年代末停止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允许1 000余万知识青年回城，知识青年回城参加工作并结婚成家生子，因此，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9年的11.61‰上升到了1987年的16.61‰；而20年以后的GDP增长率则从1979年的7.60%上升到了1987年的11.70%。本文对此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以下数量关系：
ry=－4.049+0.962×POP(5)
其中，R2=0.540，POP的p值=0.030，且显著。可以看出，当人口增长下行时，对20年后的经济增长形成下行压力。1973—1978年，人口增长率从高位的20.99‰下降到12‰，20年后的1993—1998年，GDP增长从13.6%下降到7.30%。当然，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都在高位增长的水平上变化。1988—1994年人口增长率从15.73‰下降到11.21‰，GDP增长率从2008年的10.10%下降到2014年的7.40%。这一次是进入中低位增长的人口变动影响GDP也开始进入了中低位增长的状态。
通过回归分析可知，1973—1978年：ry=0.752+0.586×POP，其中，R2=0.911，POP的p值=0.003，且显著；1988—1994年：ry=1.908+0.491×POP，其中，R2=0.651，POP的p值=0.028，且显著。此两个时段中国人口增长率与经济所增长率对比情况,如图4和图5所示。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及图4和图5中所反映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看，当人口增长按照同样的速率动态变化时，或特别缓慢呈上升下降变动趋势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能受投资、出口、财政支出、债务变动和货币流量等因素的影响较大；而当人口增长速度上行或下行变动较大时，经济增长上行或下行的速度必定会受其基础和决定性的影响。
3.人口下行对未来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1994年，人口生育率为1.76‰，人口增长率为11.21‰，1995年人口增长率下降为10.55‰，而到了2014年人口生育率下降为1.26‰（作者估算），人口增长率下降到了4.79‰。如图6所示，1995—2013年人口增长下行将会对2015—2034年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其中，1995—2014年间人口增长率曲线下降较陡，其中的1997—2002年、2005—2010年间的曲线更陡。
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2015—2034年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为：
ry=－1.035+0.738×POP(6)
其中，R2=0.690，POP的p值=0.000，且显著。这个推算实际上是在假定前20年人口下行变动，且未来没有其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对2014年后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预测。
按照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段人口增长变化对20年后经济增长变化影响的回归分析来看，人口增长率与20年后经济增长率几乎平行，1995—2014年人口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增长速度继续下行并进入低增长区间，会对2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产生较强的下行影响。如果没有特别的改革、技术进步和创新、开放和走出去等战略、体制和政策等措施的强力推动和支撑， 2016—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从7%左右跌到3%左右；2021—2030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将从3%左右降低到1%左右；而2030—2035年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1.30%左右，中国国民经济将进入如日本一样的长期低迷增长的阶段。但两者存在巨大区别，日本是先富后老，而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并且先老而后能否顺利实现富裕的风险和难度无法预测。
如果2016年果断并全面取消计划生育，将使生育率有望回升到2.10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提高，除了抵消死亡率上升的因素外，还有望能回到8‰左右的水平。短期婴幼童教育、保姆家政、住宅逐步累加，刺激消费和投资，有望使经济增长保持在6%左右的水平上。到2036年时新增人口会进入劳动力年龄，工作的人口将呈现累积性补充和增加，有收入能力支付消费的新成年人口将持续增长，结婚生子购买住宅的人口也会替补和增多，届时，可能会如同1999年，出现一波经济振兴的发展潮流，并避免中华民族在21世纪20年代的全球复兴后，在21世纪40年代时又再次陷入衰落。
如果不放开计划生育，或放开计划生育后出现如同日本、韩国、俄罗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因生育抚养直接和机会成本高不想生育，或想生育但不孕不育而不能生育，或推迟结婚年龄和独身家庭激增），即使政府使用各种办法鼓励生育，人口生育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会在生育替代率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会下滑。其经济后果是，消费和投资更进一步地持续萎缩，教育、住宅、养老和医院等将陷入一波又一波退潮式衰退中。到2035年左右，老龄化程度将非常高，人口开始负增长，GDP增长率如日本一样，可能在0—2%左右的水平上波动，届时，中国经济将陷入长期低迷发展时期，继而跌入计划生育人口坑的陷阱之中。
四、老龄化引致的国民经济难题
将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人口结构进行对比，由图7—图9可知：第一，中国人口结构呈五星状，下方婴幼童少青中人口会越来越少，其中劳动年龄可以提取养老金人口与需要养老人口之比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且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许多老年人在工作时没有提取自己的养老金，需要中青年人提取的养老金供养老人；第二，印度的人口结构呈金字塔状，其养老金提取与中国一样，也需要中青年人提取的养老金供养退休老年人口，目前其养老金覆盖率只有劳动力人口的12%左右\[5\]，但其婴幼童少青年人口多于老年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提取养老金的中青年人口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会越来越多（与中国相反），其养老金压力实际上比中国轻得多；第三，美国的人口结构呈瓶状，其老年人提取了自己的养老金，由于通货膨胀等原因也存在着养老金缺口问题，但其用延长退休年龄等方式解决养老金不足的问题。
关于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形成的养老金缺口，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魏吉漳\[6\]测算，不包括农村养老金，仅以城镇基本养老制度计算（以2012年为基准），社会统筹账户的隐形债务就高达83.60万亿元，个人账户的隐形债务为2.60万亿元，合计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账结合制度下的隐形债务为86.20万亿元，占2012年GDP的比重为166%。曹远征\[7\]认为，从远期看，假如从2010年起 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0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0%。马骏和肖明智\[8\]的研究预测，2011年3个劳动力赡养1个退休的老人，38年后1个劳动力赡养1个退休老人，即养老金缺口将逐年扩大。他还提到，除了养老成本，还应当考虑由于人口老龄化，狭义卫生总费用加上长期护理成本， 这部分支出38年后会上升到GDP的10%，其中1/3需要由政府买单。他认为，2012—2021年为中国城镇养老金收支的“宽松期”；2022—2035年养老金覆盖的退休人口数量加速上升，且随着城镇化的减速和城镇全覆盖的基本实现，缴费人口上升的速度明显减缓并开始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而下降，为中国城镇养老金收支的“渐紧期”；2035—2050年中国城镇养老金的缴费人口数量开始明显下降，且退休人口数量持续快速增加，为中国城镇养老金收支的急剧“恶化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未来规模越来越大的养老需求直接引致高税负，而高税负会影响未来的投资、创业和经济增长。老年人口比重过高，中青年人口比重过低，势必需要加大养老金的征收，其中包括财政需要弥补养老金的不足、填补因通货膨胀而造成的养老金亏空等，这都需要政府征收越来越多的税收才能保持平衡。目前，中国的实际宏观税负已经达到GDP的37%左右，随着养老负担的加重，税负也会越来越高。中国的老龄化要比其他发达国家早，形势也要严峻得多，宏观税负最严重的时候，很可能达到50%以上。如此高的税负必然会抑制劳动、技术和资金等要素的供给和投入，影响国民经济的产出水平。在经济增长低迷的老龄化社会中，一般需要轻税和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而高养老金又需要高税负的支撑，可见，在低税刺激经济增长和高税维持养老之间，形成了经济政策的两难境地。
二是当财政税负过重影响到经济增长时，必须采取降低税收的措施，从而势必形成巨额的养老金债务，进而波及到金融体系的稳定。这时，国家一般会采取以下措施弥补养老金缺口：用未来财政收入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作为保证，向国内外发行长期养老金国债，筹集资金；在养老金预算特别紧张的特殊情况下，加大财政赤字规模，向银行透支；在政府养老金不足的情况下，挪用个人缴存账户资金等。养老金债务与其他国家、企业和家庭债务共同形成了国民经济总债务。中国未来养老金的特点是：需求量会越来越大，政府的财政负担会逐年上升，养老的债收益率很低，违约可能使银行等体系坏账率上升，引起金融体系间发生连锁反应，导致金融体系崩盘和国民经济大幅度衰退的风险很高。
三是在未来的老龄化社会中，巨大的城乡二元消费差别会造成乡村老人贫困和消费塌陷区。如前文所述，中国的城市化，由于种种原因，85%进城务工的农民并没有真正进入城镇成为固定的城镇居民，而是青中年时在城镇劳动，为子女挣得上学和结婚等费用，老年时还是要回到农村，许多返乡农民最后可能生无分文。许多学者将关注点放在未来城镇的养老金需求量和缺口上，并没有观察到中国城市化中断的这一特殊现象，其假设是，随着时间的推移，85%左右的农民会进入城市。实际上，未来很可能的场景是，85%的进城务工的农民老年后返回乡村，加上农村年长的人口规模可能达3亿—5亿人。由于财政支付能力的限制，这部分人口不可能得到与城镇居民相同水平的养老待遇，同时他们自身积蓄无几、消费水平低下，最终会成为相对的贫困人口群体。这部分农民老年后回到乡村度过余生，是一种对过去城市化依靠霸占农村土地搞建设的牺牲，也是一种对于未来可能捉襟见肘财政的消极平衡。最终，这些老年的农民会成为计划生育和人口老龄化后果的买单者。
四是从长远期看，养老金负担的加重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能力越来越弱。支付的养老金和养老消费实际上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金的来源需要从产品中提取，其占产品和服务的比重越高，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就越低。从各国各年龄人口比重的结构比较结果来看，印度呈养老金负担较轻的金字塔结构，美国呈各年龄人口均衡分布的瓶状结构，只有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形成了老年人口部分大和婴幼童少青中人口部分小的五星结构。由此可以推断，从长远来看，印度存有巨大的劳动力红利，同时，产品和服务中的养老成本很低，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假定养老金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假定技术进步不变、假定以人口结构决定的养老成本不变，其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将保持稳定。而从长远来看，中国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产品和服务中的养老成本比重将越来越高，从而丧失国民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即使推进技术进步，其效果也将会被巨额的养老成本所消耗。当然，从积极意义上讲，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会弥补养老金的亏空，抵御经济的下行，保证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大的灾难和风险。
五是劳动力不足与结构性失业并存，会使创新和效率持续下降，例如大规模使用机器人替代劳动力，会造成需求相对更加不足和生产相对更加过剩。一方面，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的放缓，特别是青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会导致用工短缺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另一方面，也会发生严重的结构性失业，即由于人口萎缩，教育、住宅等消费需求萎缩，导致相关产业向外排挤劳动力人口，形成失业人群；为了弥补养老金缺口，不论未来来自民众的阻力有多大，坚持推迟退休年龄，而延长工作年龄势必会减少青年人的工作岗位，岗位的老年化和知识陈旧以及思维的固化，直接影响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创新，而学习和反应能力的下降和工作精力不足也会使工作效率低下。
五、结语
宏观上，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会调节人口过度增长的势头；微观上，妇女的受教育水平、生育抚养子女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会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和调节生育行为。从国际上来看，在人类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和机制的调节下，即使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国家，其人口也会经历从工业化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的过程，到工业化中期的温和增长，再到工业化结束时的低速度甚至负增长的过程。从全球人口变动趋势看，并不会发生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会一直以几何级数爆炸式增长下去的态势。
为了将人口减少到一些学者们计算的所谓适度的7亿人规模，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提倡计划生育，80年代强制性地实行一胎化的生育政府管制措施。这其中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体制扭曲是：在财富生产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在人的再生产方面，则从家庭分散自主决策生育转向政府集中管制计划生育的模式。行政性计划生育的两个重大缺陷是：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调节，形成急剧的人口下行陡坡以及巨大的计划生育人口坑；只能对人口规模在生育方面进行计划管制，但不能对人口结构按比重进行均衡调节，导致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社会内在和自动、以及政府外在和强制的两种力量抑制人口增长，使人口增长从爆炸到温和，再到低增长的过程太急，人口下降曲线太陡，使其成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
笔者通过运用数理模型的方式，勾画出这样一种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变动状况：由于计划生育调节使人口增长在结构持续推移状态下变动，人口结构急剧老龄化，不同年龄人群决定的消费、投资和出口形成结构性、排浪式变动兴起和衰退，持续地在长远期中形成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且这种不同人群结构性的萎缩，影响消费和投资等变动存在乘数和加速效应，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景气和衰退。
我们是假设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根据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上行和下行受20年前人口增长上行和下行三个阶段影响的回归历史经验看，2015年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如果不调整人口政策、如果没有赶超型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没有开拓发展的世界空间，中国未来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从7%下行到3%，进而下行到接近1%,并可能出现零增长。可见，计划生育人口坑的收缩对国民经济下行的压力巨大。
我们必须认识到，老龄化将引发巨大的风险。虽然某些发达国家没有实行行政性计划生育，亦由于其内在机制的调节也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是由于中国实行了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其后果是失去了人口红利加速推动经济增长而及时完成工业化的最关键10—15年的宝贵时间。与进入发达国家和新兴后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未富先老，未强先衰。由于提取养老金的中青年人口越来越少，需要养老金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使国民经济中养老成本居高，国民经济竞争力趋弱，进而造成巨额的养老金缺口，税负居高，财政负担加重，退休年龄被迫延长，影响劳动创新和效率，形成经济增长进一步下行的压力，更可能引发金融体系失稳和国民经济剧烈波动。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战略和政策建议：2016年尽快停止生育管制，使生育由计划交由家庭自主分散决策，并废止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此政策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战略意义在于：第一，逐步增加婴幼童少消费，恢复教育等需求，减轻社会抚养费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支付能力，刺激农民创业和买房积极性，恢复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城市化的进程；第二，如果2016年放开人口生育，2036年新增劳动力人口就会逐步进入经济领域，届时将会出现如同1999年开始的经济增长上行一样的情况，新增劳动力增加会提供包括收入消费、结婚生子和购置住宅等方面的推动力；第三，根据马骏等学者的研究，养老金缺口在2035年后急剧恶化，如果提前在2016年放开生育，到2036年，这部分人口参加工作，会扩大养老金缴费人口规模，及时弥补亏空和缓和财政、债务和金融危机；第四，中国经济总规模很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微弱超过美国，21世纪40年代由于中国人口负增长可能性太大，经济增长将持续低迷，老龄化各种问题严峻，很可能被美国二次超越，甚至可能被印度超越，如果2016年放开生育，城乡家庭愿意生育且能够生育，那么21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中国新劳动力将会增多，消费、投资和出口逐步恢复，老龄化问题将得到缓解，有望稳住第一经济规模的地位，否则，中华民族在21世纪40年代很可能会再次面临衰落。
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计划生育造成的人口坑等严重问题，但我们发展的优势也不容置疑，例如中国有巨大的人力资本规模，海外留学和工作的人才规模也很大等，这些都是弥补和跨越计划生育人口坑的有利因素。
因此，需要强力改革行政事业体制，简政放权；控制和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轻税薄赋；鼓励创新创业，激发民间创造力和活力；发挥人才作用，吸引海外人才归国；推进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创新，建设领先世界的创新型国家；增强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和走出去，主要是对方能认同的文化软实力、先进技术、国内与国外产业关联、有活力并能控制风险体制走出去；开拓中华民族发展的市场等空间，在合作多盈的格局下，实现国民收入的有效回流。只有这样，中国在21世纪才有可能跨越计划生育陷阱，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之梦。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参考文献：
［1］刘世锦. 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
［2］刘世锦.以深化改革开启经济增长新常态——近中期中国经济形势展望［DB/OL］.http://economy.caixin.com/2014-03-20/100654141.html，2014-03-20.
［3］陈永杰. 我国户均住房超1配\[N\]. 证券日报, 2013-04-12.
［4］林毅夫.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N\]. 南方日报, 2013-10-12.
［5］李亚军. 印度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发展评述\[J\]. 南亚研究季刊, 2014，(1): 71-75.
［6］魏吉漳. 现行统账结合模式下隐形债务预测与测算\[A\].马骏.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4\[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7］曹远征. 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N\]. 财经，2012-06-12.
［8］马骏, 肖明智. 城镇职工养老金收支预测和改革研究\[A\].马骏，张晓蓉，李治国，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徐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