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文政 乔观民
摘 要：“地理”一词是汉语中较为古老的词汇，其词义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多次演变，既有“对山川地貌描述”之义，又有“地理学”“行政区划”之义，甚至一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风水”的代名词。通过对“地理”词义的考释，结合具体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以探索其词义变迁的社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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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理 词义考释 历史演变
语言随着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语言三要素中，语音与语法相对稳定，而词汇的变动性较大。[1]（P133）因此，学者研究语言发展时总是以词汇的发展作为例证。词汇发展变化的主要表现有：词汇成员的更替、词汇身份的改变和词语意义的演变。[2]（P166～168）作为词汇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词语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任何词语的意义都存在于一定历史范畴中，具有明确的时代意义。[3]词义变迁和词义色彩的变化也反映了时代变迁、文化传承和社会转型[4]。同一词语在不同时期的意义，反映了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通过分析这些词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词义变化，可以探索和对比语言使用者的社会价值、民族思维方式与对事物的认知差异，是历史发展的一面“镜子”[5]。“地理”一词由来已久，其词义不断变化，并且在近现代受到西方科学的影响，导致古今“地理”词义迥然不同。
本文通过分析“地理”词义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变迁，反映同一词语对不同意义的文化符号的承载，同时体现出社会进步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对词汇发展的影响。
一、先秦时期：“地理”本义的形成时期
“地理”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周易·系辞上》中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义为：仰观天上日月星辰的文采，俯察地面山川原野的理致，能知晓幽隐无形和显明有形的事理。[6]（P535）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认为“地理”即地有山川原野，各有条理，故称理。[6]（P536）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言明：“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汉书·郊祀志》：“山川，地理也”[7]（P36～37）。《周易》中的“地理”指的是山川、大地的形态。“地理”一词最初反映的是人们对地面上山川的认识，其词义侧重于对自然环境的描述。而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通过分析史料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人类择地而居的需要，即生存需要。在远古时期，“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当时人类的生存环境较为恶劣，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人类就必须对自身周围的环境情况有一定了解，掌握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地方。即使人们进入定居的农耕时代，也必须了解居住地所在的地形、水文、气候，以及这些自然条件与栽培植物的关系等知识，从而确定定居地点并驯化栽培植物，进而择地而居。《墨子·辞过》：“古之民，未知为富室时，就陵阜而居，允而处。”所谓“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的。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容易取水和捕鱼，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另外考古证明：西安半坡遗址就位于渭河支流浐河阶地上方，地势高而平缓，土壤肥沃，适宜生活和开垦。半坡仰韶文化遗存中房屋多朝南，表现出“喜东南，厌西北”的特点，遗址四周有防御性壕沟；壕沟的南北方有公共墓地，居住地与墓地分开。由此可知，远古时期的部落对居住环境已有所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有所认识的基础之上，懂得居住方位与日照和风寒的关系。[7]（P3～4）
第二是人类因地制宜的生存策略。由于早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较为低下，顺自然之势而进行生产和生活成为了当时人类的生存法则，于是产生了“因地制宜”的理念。在生产和生活中，做到不违天时，不失地利。故《礼记·礼器》：“天时有生也，地理有宜也。”《管子·形势解》中也提到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先民须因地制宜，发展生产。[8]
第三是政治军事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较多，形成了“兵家”学派。在当时，地理环境对于军事活动尤为重要。如《孙子兵法·地形》中云：“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管子·地图》中也指出，作战时“凡宾主者必先审知地图”，了解所谓“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等地理条件，方能“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地利”。占据好的地形，可以获得战争的先机[7]（P22～23）。在此前提下，先秦时期的地理活动以勘察地形地貌为主，勘察有利于行军布阵之地。
所以“地理”的本义侧重于对山川方面的描述，对于人文现象描述的较少。
二、两汉时期：“地理”词义的初步扩大时期
东汉许慎进一步规范了“地理”的词义，并规范了指代“地理”词义的称谓。《说文·阜部》：“阞，地理也。从阜，力声。”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阞谓脉理。按力者，筋也。筋有脉络可寻。故凡有理之字皆从力。阞者，地理也。朸者，木理也。泐者，水理也。”但凡出现“理”字的词语，都可以按照脉理的原则进行解释，所以“地理”指的是“地表的脉理”[9]（P1363），并以“阞”作为称谓。将“地理”分为“地”与“理”二字，可以更好地理解许慎的定义标准。《说文·土部》：“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许慎将“地”的本义释为“地面”[9]（P1278），与“天”相对应，“地理”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说文·玉部》：“理，治玉也。从玉里声。”译“理”为“治玉之法，剖析璞石而得玉”[9]（P26）。本义为顺着纹理将玉从石中分离出来，后又引申泛指一般事物的纹理。“地理”即“地表山川地貌的纹理”，与先秦时期对“地理”词义的定义相一致。
由于两汉时期长时间的大一统局面，政局稳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并且张骞对西域的“凿空”之旅丰富了世人的眼界，扩大了中国的对外交流，社会生活和国家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因此官方编修的地理志应运而生。随着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之后，“地理”的词义开始扩大，其词义在原本对“山川描述”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人文现象的描述”和“行政区划”的概念，并在《汉书·地理志》编撰之后，增加了“学科”的含义。“地理”一词含义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 地理” 由单纯指代山川和各地物产的描述，变成了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现象的描述。班固编撰《汉书》，其中包括中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汉书·地理志》。在此之前，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禹贡》到西汉的《史记·大宛列传》《史记·货殖列传》等描述区域山川地貌和物产情况的典籍，皆没有以“地理”命名。《汉书·地理志》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转录《禹贡》和《周礼·职方》全文，讲述汉代以前的疆域沿革；第二部分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的全国行政区划为纲，记述汉代郡县的设置、沿革，包括郡国一级的户口，所辖县、邑、道和侯国，县一级的物产、山川、宫祠、古迹和关塞等，以及域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交通往来情况；第三部分参考了《史记·货殖列传》写各地风俗特产的内容，汇总了刘向“略言其地分”、朱赣“条其风俗”的成果，加之班固本人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和研究，按经济和风俗特点区分地域，记录了各个地域的范围、历史、地理、民生、风俗和特点，以及中外交通和交流的情况。[8]（P36～37）
第二，“地理”增加了“行政区划”义。《汉书·王莽传下》：“六月，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经艺，合之传记，通于义理，论之思之，至于再三，自始建国之元以来九年于兹，乃今定矣。’……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实遴啬，讬以地理未定，故先赋茅土，用慰喜封者。”其中的“地理”即指代分封的封地，是“行政区划”的意思。
第三，“地理”增加了“学科”的词义，等同于“地理学”。自《汉书·地理志》以后，中国历代官修史书中绝大部分有地理志，记述各朝郡县疆域、山川状况。如著名的二十四史，其中有16部有地理志。“地理”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如《旧唐书·隐逸传·孔述睿》：“述睿精于地理，在馆乃重修《地理志》，时称详究。”《元史·刘秉忠传》：“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清代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十：“覃精许郑，尤长于地理。”《地理志》的编修导致“地理”词义扩大，增加了“地理学”的含义，即在行政区划沿革研究的基础上，记述行政区内自然、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
三、唐宋明清时期：“地理”词义的转移时期
风水，又称“相地之术”，即临场校察地理的方法，也叫“地相”，古称“堪舆术”，是一种研究环境与宇宙规律的哲学。中国风水术的发展与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尚书·召诰》记载：“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10]（P574）。即周成王营建洛邑之前，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达洛地踏勘探测了那里的环境，再占卜筑城的具体位置，得到吉卜，才开始测量营建洛邑的工作，并且将地基选择在洛河的“汭位”。“汭”，即是河流弯曲之地，地貌学称之为“河流凸岸”。水中泥沙由于水流速度不均匀，大多沉积在凸岸侧，土地肥沃，平原面积会越来越大。这种地形利于交通、耕种、渔猎。从风水的角度说，这种地形是“形胜”。另外，风水中“地理五诀”——“龙、穴、砂、水、向”中，“龙”即山岳，如“龙者何？山脉也。山脉何以龙为？盖因龙妖娇活泼，……而山脉亦然，……”（《周易阴阳宅》）。风水术中“寻龙点穴”中的“寻龙”即勘察山脉，寻找“吉龙”，即是那些光肥圆润、尖利秀美、势雄力足、雄伟磅礴的山脉。史料证明：地理环境的勘察是相地活动的必要流程，对地理环境的认识也是评价所相之地凶吉的依据。
风水发展至唐朝之后，分野为“形势派”和“理气派”。特别是唐朝末年皇室风水师杨筠松，因黄巢起义京师城破，携带大量风水著作由长安逃至江西赣州，并在赣州收徒传道，将原本皇室专用的风水秘术传至民间。因杨筠松是提倡形势之说的宗师，特别是其风水思想强调“山龙落脉形势”，造成“形势派”重视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的特点，而且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位于山灵水秀之处。[11]
唐宋时期，“地理”一词逐渐成为风水学的代名词[12]，其词义逐渐向“风水”转移。如宋朝笔记中，多以“地理”指代“风水”。《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北宋皇帝建陵之前，总是“召京城习阴阳地理者三五人偕行”“将阴阳文字看详”[13]（P1072），才最终选定墓址。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高逸》：“（僧）文幼，薄能为诗，精阴阳地理。”尤其到了明清时期，风水学内容的书籍常常冠以“地理”二字。《地理琢玉斧》《地理啖蔗录》《地理五诀》《地理四弹子》《地理囊金》等明清风水名著，此处的“地理”皆是“风水”的别称。“风水先生”被称为“地理先生”。
明朝之后，风水派别中玄空派风水成熟。玄空风水是形势风水和理气风水的结合，其核心要求“形理兼查”。“形”，即观察内外之形；“理”，即考察理气凶吉。这一时期地理先生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目的，在看风水时不仅要看该地是否适合做阴宅或阳宅，还需要看这个地区是否与安葬或居住在这里的人的生辰八字相合，在看风水的同时，还要算命。特别是明清时期，风水学在民间流行之后，地理先生的职业内容包括了婚丧嫁娶、打井修坟、修桥铺路、相地择坟、建房修宅等等与看风水相关的内容。[11]所以“地理”逐渐有了“命理”的概念，并逐渐蒙上了迷信的色彩。
四、近现代时期：“地理”词义的缩小时期
近现代，由于中国与外界的交流逐渐增多，西方近代科学逐渐引入。根据外文翻译的新词，丰富了中国人的词汇。“地理”的词义再一次发生变化。
第一， “ 地理” 词义保留“ 学科” 的义项。近代学者将英文的“g eo g ra p h y”译作“地理”。这个词语起源于公元前2 世纪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的合成词“geographica”，其中词根“geo-”是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的意思，“graphica”是“描绘、描述、记述”的意思，合在一起，“geographica”就是“大地的记述”，与中国古代“地理”的原始义相同，故近代学者将“geography”译作“地理”。“地理”保留的“学科”的词义，等同于“地理学”。虽然近代国外与国内的“地理”都有学科的意思，但所指的内容却不相同，中国古代地理学主要指研究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的学科[7]（P37），而近代西方的地理学主要指研究地表各种事物及其关系的学科，并且出现了学科内的分派，通常分为研究自然环境的自然地理学，研究人文现象的人文地理学，以及研究经济活动的经济地理学[14]（P35）。随着近代的中外交流，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观点，建立了中国自己的地理科学。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环境问题、空间问题（国土整治、空间规划等）的出现和系统论、控制论等科技观念的进入，以及科技手段的提高，现代地理学应运而生。学科定义再一次发生变化，即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同人类相关的地理环境，以及地理环境与人类关系的一门学科。地理学对人地关系的研究着重于其空间关系，不仅重视对空间现象（自然现象、人文活动、经济活动等）的描述，还试图寻找和解释其中的变化规律；不仅注重对现象的定性描述，还注重定量分析，对地理现象的解释由单纯的解释性描述，过渡到理论演绎、实验反馈、模式化的方法。[15]（P277～288）
第二，“地理”的风水学语义逐渐失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提倡改革葬俗，特别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移风易俗、破旧迎新、政治运动频繁等原因，风水被定为封建迷信，曾一度销声匿迹。“地理”原本的词义——“风水”等逐渐消失，“地理”逐渐成为了学科的意思。“区划”的词义也逐渐淡出人们视野，词义进一步缩小。
五、结语
词汇词义的变化，反映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社会生活的变迁也丰富了词义内容与表现形式。自中国先秦时期至近现代之前，“地理”的词义一直在扩大，由先秦时期对山川纹理的描述，转为两汉时期对区域内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描述，并增加了“行政区划”和“学科”的义项；唐宋明清时期，“地理”又增加了“风水”的义项，并随着明朝玄空风水学的形成，逐渐蒙上了迷信的色彩。近现代后，“地理”的词义开始缩小，主要指“地理学”，另外，近现代“地理学”一词所代表的语义也与古代“地理学”的意义不同，由研究行政区历史沿革的学科，变为解释和探索空间现象的学科。
通过分析“地理”词义的考释和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到“地理”词义的演变过程，有助于对古书的阅读理解，以及对古代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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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政 乔观民 浙江宁波 宁波大学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