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顺飞 顾佳蓉
摘 要：司马迁和班固作为汉代的两大史学家，对于法的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通过研读他们撰写的史学名著《史记》和《汉书》，我们就他们两人认为的法对国家、对民众所起的作用以及各自对于刑罚运用的态度方面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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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法的作用 比较
司马迁和班固作为史学的大家，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史记》和《汉书》，历来成为人们研究汉代社会所必读的书目，他们在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他们对于法的不同观点也融于字里行间。仔细研读，可以发现他们对于法的作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立足点与侧重点。以下就从几个方面来对他们对于法的作用的看法进行比较。
一、法对国家的作用
司马迁认为法主要是对国家内部起作用的，是用来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他在《酷吏列传》中就提到，“法令者，治之具”，法令本身就是用来统治的工具，在“上下相遁，至于不振”这样君臣互相躲避、天下丧败的情况下，严酷强硬的“法”就能起到稳定皇权统治，维护君主的至尊统治地位的作用。为此，司马迁特别突出皇帝重用酷吏来维护一尊。在《酷吏列传》中多列举汉朝的酷吏，并且有意的突出君主对酷吏的重视和重用。例如，皇帝重用酷吏，特别是在酷吏打压了威胁皇权统治的王亲贵族时，皇帝非但不责罚，还大肆加赏，加官进爵。《酷吏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酷吏致都杀了临江王，“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窦太后是维护王室贵族的，所以用重罚惩治了致都，罢了致都的官。然而这个时候，皇帝却“乃使使持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从事”，依旧对致都十分信任，并且让他继续全权处理政务，可见君主为维护自己的地位，对这些官吏的信赖和重用。很多酷吏在打压王室贵族后，皇帝还是大加赞赏，加官进爵，如“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甚至司马迁还提到酷吏张汤生病不上朝，皇帝还亲自去他家探视，由此可见，酷吏受君王宠信之深。也从侧面看出，君主重用酷吏，重视法的地位，用法来打击豪绅贵族，削弱藩王郡王的势力，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维护君主中央集权。而司马迁写酷吏，也就是为了突出“法”对国家内部的重要作用，巩固皇权，维持这个国家的统治。
班固则认为法对国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对外的，主要体现在抵御外敌，杀伐征战上。班固的特点是从兵、刑一源的角度，突出兵、刑一体。班固在《汉书·刑法志》中明确提出“大刑用甲兵”，独具见解地将“兵”的内容写进正史的刑法志中，揭示了刑法起源于“兵”以及早期刑法“兵刑合一”的特点。所以在班固看来，法起初是用来惩罚犯罪的军士，而这些军法逐渐演化为惩罚所有犯罪者的刑法。法源于兵，也应用于兵，统治者需要制定法以约束军队，管束士兵，即所谓的“师出以律”，用以惩罚犯罪的军士，而这些军法逐渐演化为惩罚所有犯罪者的刑法。其次，班固提出“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国亦将修之，小国设备，则难以速得志矣”，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其疆域、维护其安定，就要制定赏罚分明的法令，“狃之以赏庆，道之以刑罚”，起到激励士兵作战的用途。“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在班固看来，刑法的出现看似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统治者极为有利，但也是为了以武力来消灭战斗，禁止残杀，使国家获得安定的。
二、法对民众的作用
对于法的作用，两人都有提到用法来“禁奸”，即防止奸邪之人作恶。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提到：“行之法十年，秦民大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可见法对社会安定和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班固认为法的作用是“除暴扶弱”，比之司马迁的“禁奸”，多了一个“卫善”的思想，即要保护善良的百姓。在禁奸过程中，班固借用皇帝的言论来说明这一点，“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同关甚弗取。”犯法的人论罪，无罪的父母妻子不该受到牵连的罪罚，这一点与商鞅的“连坐”观念相异。班固认为，法律既用来惩罚犯罪的暴徒，也用来维护百姓的合法权益。当自身受到侵害时，应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即是班固“卫善”的思想。
另一方面，司马迁认为法有“导民”的作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指出“法令所以导民也”，而法令导民，需要一个媒介，那就是官。“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在社会不安定的年代，为什么百姓仍然洁身自好呢？原因是官员奉职循理，遵守法纪，作出了好榜样，所以说，法引导了先接触法令的官员，由官员间接引导百姓。因此，司马迁认为只要官员认真执法，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导民作用。而班固则认为法对人民只起到了警戒的作用，而导民应用德教。“被民以德教，变而化之，必世然后仁道成焉。”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只有通过道德来教育，才能真正感化他们，规范自己的行为，避免触犯法律。“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刑罚只会加重民众的怨愤，而不能“知耻”，所以班固不主张用“法”导民。
三、对刑罚运用的看法
如何运用刑罚，司马迁和班固都主张德主刑辅，即应以德来作为约束百姓、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而法只是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他们虽然都认为法应严而不苛，但他们对于刑罚的运用也各有一些各自不同的看法。总体比较而言，班固所认为的对于刑罚的运用更有人情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刑罚的用法用量上
班固在刑罚的用法用量上有明确的分类和说明。在《汉书·刑法志》中，他明确提出“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具，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他将刑罚分为“大刑”“中刑”和“薄刑”，针对犯罪者犯案的大小，分出轻重等级，作出适合罪行的相应惩罚，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儒家的仁爱思想，反对滥用酷刑。他同时一再强调刑罚要与罪责相当，他认为“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刑罚过轻不足以对百姓起到威慑的作用，“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如果刑罚的使用不能很好地针对所犯之罪，那对于君主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体现出班固用法时对于“情”的考量是极为明显的。而司马迁在这点上就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可见他归根结底还是认为法是公正的，法外无情。
（二）对老幼弱者的宽待
班固认为刑罚的运用要因人而异，尤其体现出对老幼弱者的宽待。《汉书·刑法志》：“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齓者，皆不为奴。”“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这些都表明班固在刑罚运用上对老幼弱者放宽了要求。而司马迁则主张用法的绝对公平，要做到“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迁认为法是公正的象征，法要树立起威严，就必须无情，不存在人情味一说，更不存在“法外有恩”的情况，即使是亲人犯法，也要一视同仁，依法执行。他进一步提出，法治平等的观念，特别是要消除等级观念，执法者要公正无私，特别是对待贵族时，注重公平断案，不畏惧权贵，不徇私枉法，体现出法的公平，尤其是对平民百姓。司马迁特别在《酷吏列传》中提到致都“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曰好‘苍鹰’”，这一细节表现出司马迁对其公正无私品德的欣赏。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班固在运用刑罚时充分体现出仁爱之心，比之司马迁特别讲求公正无私，更具人情味，这应该是深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所致。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与班固对于法的作用有着不同的见解，透露出他们的法治思想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指导老师：周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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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司马迁.史记[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施顺飞，顾佳蓉 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 21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