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元代少数民族文人大量涌现，前人谈及该群体词风，多以“豪放”论之，本文认为以“疏野词风”概括更为准确。在本民族文化、中原汉文化等多重文化影响下，元代少数民族词人词作意象朴素，不事雕琢，意境粗犷旷远;少用典故，直抒胸臆，质朴真率，潇洒不羁，其以创作实绩为渐衰的元词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元代文学 少数民族词人 疏野词风
一
词最早的称谓为“曲子词”，发于隋，稍胜于唐，至宋臻于极盛。词至于元，盛极难再，以至于有“词衰于元”的说法。清代蒋兆兰在《词说》中谓之“非粗即薄”、“日就衰靡，愈趋愈下”，明代王世贞曾断言“词已亡于元”。这样看待元词未免过于刻薄。在海域混一、民族大融合的宏大背景下，各族士人齐聚中土，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使元朝文化展现出别具一格的新气象，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元代士人借鉴吸收异族文化，使元词呈现出不同于前朝独特的风貌。元词被分为“南宗”、“北宗”两派，南宗词派崇周（密），姜（夔）、张（炎），尚雅正词风;北宗词派以豪迈高旷为主要审美倾向，推崇苏（轼）、辛（弃疾）、元（好问），而少数民族词人群体又为北宗词派重要一支，他们长期受中原文化浸染，汉文化修养境界极高，其词作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但又因少数民族词人拥有不同于汉人的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格和民族背景，使得他们的词作风格独具一格。
词产生于民间，本通俗直率，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便日渐雅化，有诗余之说，至于元代，词逐渐脱离音乐，加速了其功能由歌场娱人到写意言志的转变，成为案头文学。赵维江先生在其《金元词论稿》中对此论述：
北宗词所接受的是苏轼所倡导的“以诗为词”的观念，在这里词体的基本性能已完成了由传统的应歌娱人向言志自娱方面的迁移，词体疏离了歌场，词人创作时也就不必再考虑如何代人言情和取媚听众，很自然词人主体精神的表现便成了创作最重要的内容。[1]
唐圭璋先生在《全金元词》中收录少数民族词人共9人，有耶律楚材（契丹人）、耶律铸（契丹人）、廉希宪（畏兀儿人）、偰玉立（回纥人）、勿颜思忠、贯云石（畏兀儿人）、薛昂夫（回鹘人）、李齐贤（高丽人）、萨都剌（回族人），词作共85首，后来学者又添加补词3首，综观少数民族词人的词作大都符合上述北宗词派词作特点，远离歌场应酬，缘感而发，抒情题咏，多为言志写意之作，表现其主体精神，大类于诗。
不少评论者言元代少数民族词人词作整体风格豪放，窃以为少数民族词人之作，比之苏轼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所表现出的满腔慷慨豪壮之气，还是有所差距的，我们大可以用“放而不豪”来概括。如耶律楚材词句“浩歌遥望意茫然”[2]（《鹧鸪·天题七真洞》），耶律铸的“更宜笑宜狂宜醉”（《鹊桥仙》）;勿颜思忠《水调歌头》中：“白云渺何许，目断楚江天。悲风大河南北，跋涉几山川”;薛昂夫在《最高楼》中写道：“便百年，浑是醉，几千场”;李齐贤词句“好轻裘快马，穷探壮观，驰山走海”（《沁园春》）;萨都剌《念奴娇·登石头城》“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唯有青山如壁”等等。少数民族词人词作中大都有这类气象开阔的词句。单把这些词句提出来看，描绘景象壮阔宏大，令人胸中开阔，心气激荡，豪气入云，但常常是有句无篇，整个篇章中缺乏激昂盛大的气象。既是如此，我们把这些词句放回作品中阅读，原先读来令人心神激荡的词句，现在却觉得平和了许多，胸中之气一缕缕地散向天地万物，在阔大的景象中消散。如耶律楚材的《鹧鸪天·题七真洞》：
花草倾颓事已迁。浩歌遥望意茫然。江山王气空千劫，桃李春风又一年。
横翠嶂，架寒烟。野花平碧怨啼鹃。不知何限人间梦，併触沉思到酒边。
上片写时事境迁，不论世事如何变迁，花草开败也好，王朝兴盛也好，时空百转千回，春风来了，又是一年。下片景物描写清幽淡远，最后两句抒发感慨，人间梦无限，寄情到酒边，周颐曾评价这两句：“高浑之至，淡而近于穆矣，庶几合苏之清、辛之健而一之。”[3]这样一来“浩歌遥望意茫然”与“江山王气空千劫”的豪壮之气便被词作整体的疏放之气冲淡了，甚至使疏放之气更加具有感发之意。除却萨都剌部分作品，其他少数民族词人词作亦可以以此解之。所以说少数民族词人词作风格放则放矣，豪气不足，整体风格难以称得上“豪放”。
二
如果我们不主故常，以“豪放”来概括元代少数民族词人词风，那么这个词人群体有没有整体的风貌呢？窃以为“疏野”二字可概括之。“疏野”出自署名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皋兰课业本原解曰：“此乃真率一种。任性自然，绝去雕饰，与‘香奁’、‘台阁’不同，然涤除肥腻，独露天机，此种自不可少。”[4]虽是论诗之语，但词既被称为诗余，拿来论词也不失妥当。诗词为中华文化精粹，少数民族词人能用汉字作诗作词，足见其汉化程度之高，即使他们汉化程度已经到了极高的境界，可是也没能掩盖他们与生俱来的民族文化特质与民族性格，在词体中，这种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表现为清新真率质朴之风，即上文提到的“疏野”之气。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体会少数民族词人词作中的疏野气息。
（一）意象朴素，不事雕琢，意境粗犷旷远
少数民族词人词作中的意象大多为花、鸟、鱼、树、茅舍、桑梓等田园意象和山、水、海、风、云等山水意象，平白质朴，描绘粗犷，不似汉族文人精雕细刻，雍容高雅。如薛昂夫的一首词作《最高楼·九日》中言道“也休说、玉塘金马乐。也休说、竹篱茅舍恶。花与酒，一般香。西风莫放秋容老，时时留待客徜徉。便百年，浑是醉，几千场。”整首词乡野田园气息浓郁，牛山、龙山、竹篱、茅舍、花、酒等意象，未经雕刻，但不经意中便渲染了田园闲适的气氛。高丽词人李齐贤词作中出现一些另类的表达，如“一啸蹇驴背”（《水调歌头·望华山》）;“争如似犀首饮，向我牛角上任穷通。看取麟台图画，□馀马鬣蒿蓬”（《木兰花慢·长安怀古》）; “村暖鸡呼屋，沙晴燕掠波”（《巫山一段云·芳草城东》）;“高歌一曲礼成江。肠断贺头纲”（《巫山一段云·西江风雪》）;“猎骑何曾顾，渔郎只漫看”（《巫山一段云·长湍石壁》）;“驴背须如雪”、“安得联翩，云裾霞佩，共散麒麟发”（《大江东去·过华阴》）等。它刻画的都是常见的田园意象，见之朴素，部分意象带有民族特色，更能表现出少数民族特异的气质。少数民族词人词作中山水意象占据大量篇幅，营造了粗犷旷远的意境。如勿颜思忠《水调歌头》，词作一开始就展现了阔大旷远的景象：“白云渺何许，目断处江天。悲风大河南北，跋涉几山川。”白云飘邈，眼见极远处，江天一色，大河南北岸疾风呼啸，空旷辽远。其他类如这首词作的作品也可以以此法解之，这里便不做赘述。 （二）少用典故，直抒胸臆，质朴真率，潇洒不羁
汉族文人多用典故以彰显词意精深，然而少数民族词人少用典故。汉族文人表情达意，委婉含蓄，然而北方少数民族多为游牧民族，尚武强健，率真自然，直率表达感情。如耶律铸曾写过一首词《忆秦娥》赠给前朝宫人，词开始就惋惜这位前朝宫人的命运，往昔之事就像一场春梦，寻不到任何踪迹，最后词人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曾相识。恍疑犹览，内家图籍”，词人和宫人相识的感觉就好像是看自家的藏书一样，估计用这样比喻的只此一家，尤其直白质朴。
又如李齐贤词《水调歌头·过大散关》：“行尽碧溪曲，渐到乱山中。山中白日无色，虎啸谷生风。万仞崩崖叠嶂，千岁枯藤怪树，岚翠自濛濛。我马汗如雨，修径转层空。登绝顶，览元化，意难穷。群峰半落天外，灭没度秋鸿。男子平生大志，造物当年真巧，相对孰为雄。老去卧丘壑，说此诧儿童。”作者饱览名山大川奇异壮丽的景象，感叹造物精巧、鬼斧神工。词人还给了马一个特写，“我马汗如雨”，这样描写，实不多见。而词的末尾却说等老去隐居山陵，要给孩童们说这些经历，让他们诧异，充满了不羁、天真与童趣，自然直率。
少数民族作家词作中疏野之风可大略见于此。杨义先生指出：“蒙元世代的文学风气，在处理雅俗、文野、刚柔上，大体上是由雅入俗，以野犯文，崇刚抑柔的。”[5]其中“以野犯文”这一特点，上文已经做了详细阐述。虽然少数民族文人潜心学习中原文化，倡诗书，习礼义，在儒者之气中浸染，但终是因为区域习惯、宗教信仰、历史背景不同，他们身上仍保留着与生俱来的质朴之气，从而形成一种独有的特异的疏野气质。一位海外学者曾说：“他们（蒙古人及其盟友）不但没有很快的为中国文化吸收而失去本身的特质，反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6]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少数民族学习吸收中国文化却保留着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质，在词体中，这种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疏野之风，在元代词坛上展示着它特有的异域魅力。
三
归纳元代少数民族词人群体的整体词风后，我们应对疏野词风的成因进行探究。少数民族文人接受汉族较完备的文学形式——诗词，在创作过程中遵循诗词体例，他们的词作意象、主题、风格，总体上与汉族文人没有很大差别，这说明了中华文化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与包容力。果戈理曾言：“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诗人甚至在描写异邦世界时，也可能有民族性，只要他是以自己民族气质的眼睛，以全民族的眼睛去观察它。”[7]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人民的生活习惯，长期以来便孕育了一片区域的人民性格，在少数民族文人从事文学活动的过程中，这种性格不免会产生相当的影响。
契丹人民以畜牧为主，《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中提及“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可见在漠北草原的滋养下，契丹畜牧业尤其发达。女真人善骑射，其游猎水平相当高，但其畜牧业也毫不逊色，宋使出使金庭，路上便见这番景象，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四中这样记载：“平坦草莽，绝少居民。每三、五里之间有一、二族帐，每族帐不过三、五十家。”在金庭附近也曾见“平原旷野间有民居数十百家，星罗棋布，望衡对宇，甚有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放牧，自在散居。”这里显示游牧女真部族已经有了定居式的畜牧产业。回鹘汗国的根基为游牧奴隶制度，在与外界长期的交流中，渐渐开始向定居生活过渡。高丽与中原渊源颇深，相较于契丹、女真、蒙古、回鹘，其汉文化底蕴还是相当深厚的，而若和汉族本土文化相较，自然还存在一些差距。汉族文人词作整体上呈现出温柔敦厚、淳浓典雅的审美倾向，高丽词人因人文环境、生活习俗、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其词作显得自然质朴，率真直白。契丹、女真、回鹘等少数民族多是以游牧畜牧生产方式为主，或以狩猎辅之，或以农业辅之，或以渔业辅之，或以手工业、商业辅之，然而其文化根基都深深扎根在草原文化之中，而草原文化又使人民形成健朗淳率质朴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不自觉地表现在少数民族文人的作品中。基于此，也就不难解释少数民族词人词作中的疏野气质了。
元代少数民族词人多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民族性格根植于草原文化之中，在民族大融合的背景下，文化交融，少数民族人民受汉族文化的长期浸染，某种程度上，他们部分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格被某种汉族文化形式所遮掩。在元词中，受词体文学风流宛媚传统和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些少数民族词人身上甚至散发着温文尔雅的儒者气质，本身豪爽健朗的气质隐微，但淳朴直率的草原性格却展露无遗。在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词人群体之词作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风貌，为中国词史增添了新的色彩，证实了元词亦有可取之新意。如果从多民族文学史建构的角度思考这一现象，也可以说“中华文学”在发展建构的过程中汲取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营养，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与包容力。
（拙作承刘嘉伟副教授指正，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1] 赵维江.金元词论稿[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
[2] 唐圭璋.全金元词·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603.本文所引词作，均据此书，下不一一注明，以避繁冗。
[3] 周颐.蕙风词话[M].郭绍虞，罗根泽，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1.
[4] 司空图.诗品集解[M].郭绍虞主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8.
[5] 杨义.“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12（4）.
[6] 希路易.明初蒙古习俗的遗存[J]朱丽文译.台北：食货月刊，1975（4）：28.
[7]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上海：新文化文艺出版社，1958.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