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杏兰
6月7日，2015年高考第一天，一篇文章震惊网民——《重磅！南都记者卧底替考组织此刻正在南昌参加高考》。随着南方都市报这篇官微文章的推出，一时间舆情汹涌，网络上热浪滚滚，转载、讨论、怒骂、叫好等声音喧嚣一片。缕析舆情，除了对替考事件本身的关注之外，还有网友将矛头指向媒体本身——记者卧底当枪手，这样做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是否有违法甚至犯罪之嫌？网友们各持已见，虽然当事媒体已经声明“事前和警方报备过”“记者已申明为枪手，请求将考卷作废”，但舆论走向仍呈发散性。
一篇新闻报道引发舆论海啸，引发公众对媒体伦理操守的大探讨。这样的事情已不是第一起了。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有关新闻伦理的质疑出现频繁之势，乃至有记者发出“到底是媒体监督，还是监督媒体”的感慨。请求公众将注意力放到事件本身。媒体诉求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无论如何，这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在新时代网络语境下，媒体新闻伦理命题的重审、重构、重建等问题已比从前更为迫切。下面本文试从媒体遭遇“伦理风暴”的特点、成因及应对策略等几个方面浅析。
一、“伦理风暴”的质疑点
梳理近年来媒体伦理热点事件，可以总结出公众的质疑点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媒体获取新闻手段的质疑。
比如此次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当枪手替考事件，一些网友的质疑集中在“记者能否越界当警察”这个问题上，在卧底过程中，记者为了进入考场成功取证，需配合替考组织方办理虚假证件并进行使用，虽然记者的动机和出发点以及取得的效果都不错，但目的合法性能否弥补程序合法性呢？绝大多数网友认为可行，可也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合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带来的结果也是不理性的”。此外，还有其他多种类型的卧底采访、隐性采访等，常因获取新闻手段受到诟病。
2．对媒体报道立场的争辩。
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常有公众对媒体的报道立场和倾向持不赞成、反对态度。比如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的“杨丽娟追星事件”，杨丽娟追星刘德华，为了完成见到刘德华的心愿，杨丽娟本人及其家人付出了巨大代价，其父亲先是卖房卖肾，后跳海身亡。追星事件以悲剧收场，有人批评媒体负有责任，对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媒体报道出发点“恶俗”，不是从正面导向出发，而是从“猎奇”“哗众取宠”出发，应该加以谴责。
3．对媒体披露隐私的争议。
如2015年4月20日晚，歌星王菲的经纪人陈家瑛发声明，称王菲对其个人财产做出处置是属于极度隐私的个人事务，但“全民星探“微博及APP不顾媒体应有的职业操守，将纯属个人隐私的事务未经本人允许即公开传播，公司认为上述行为严重侵犯了王菲的隐私权，并对其正常生活造成困扰。其经纪人呼吁媒体尊重个人隐私，不应恶意刺探及传播，还表示将收集证据，追究向媒体提供照片的工作人员。对此，网友们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偷拍太过分，明星涉及到个人财产的私人信息不应被披露：而另一派则认为公众人物享受出名带来的好处，当然也该牺牲部分个人空间。随着“人肉搜索”和信息曝光等各种手段的增多，除明星和公共人物隐私随时可能被扒出来外，处在特殊事件中的一般民众隐私也可能被涉及，如上海外滩踩踏事故中的复旦遇难女生，其所在学校和其同学指责媒体不该曝光其个人姓名、照片等私人信息。虽然这些事件都有争议性，但信息时代如何处理隐私报道需引起媒体重视。
4．公众对媒体情绪的质疑。
或被责备为“冷血”“消费灾难”，或被指“煽情过度”“用力过猛”。如常被公众批评的“记者追问遇难者家属感受”，被指二次伤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2014年3月8日发生的MH370失联事件后，一些媒体发布的家属相拥痛哭的新闻照片和镜头遭到舆论谴责，有网友指责媒体记者围堵采访，引起家属情绪失控，一些网友和媒体同行呼吁做“有人性”的新闻。有学者表示：“记者不能因为职业要求而忽略对当事人和家属的隐私保护以及情感关怀。”再如在有的灾难事件报道中，有关正面救援力量的宣传，与公众的情绪点不吻合从而引起公众反感的现象。如东方之星沉船报道中，一家媒体推出的《孩子别哭，我在长江，已经回到母亲怀抱》的微文，有人称有人情味，但也有人完全相反，认为此文“正能量过度”“将悲剧浪漫化”“缺少人性关怀”。
二、“伦理风暴”的发酵特点
在网络语境下，较之平面和电子媒体时代，因网络普及的迅猛，以及个人智能手机的持有，受众参与度的空前增加等原因，媒体遭遇“伦理风暴”呈现如下几个特点：
1．来势迅猛。
网络舆论形成时间快，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舆论漩涡”。以姚贝娜去世报道事件为例。1月16日下午深圳晚报微博报道姚贝娜病逝消息，短时间转发达40万人次。当天晚8时，一篇《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她的死亡》的微文引爆舆论热，随后有媒体同行、经纪公司、网络大V、微信号纷纷发文责备“偷拍遗体”有违新闻伦理。至17日早上8时36分，某网娱乐微博发文“姚贝娜经纪人怒骂深圳晚报抢独家手段龌龊”，负面舆情深度爆发。深圳晚报遭遇的舆情危机从发源到全面爆发不过12个小时，却在极短时间呈现猛攻之势，让媒体几乎无暇招架。
2．引发关注面广。
如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替考的消息一发出后。极短时间引发多方关注。从6月7日上午10时49分到8日下午15时，有统计显示，事件相关网页新闻达7900余篇，报刊文章616篇，论坛博客帖文1000多篇。“高考替考’事件随之升温演化成一大舆论热点，微话题阅读量高达249.4万。参与到关注和讨论中来的不仅有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央视新闻、央视网等各级各类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还有相关政府部门及专业人士，以及家长、网民等，意见各异，舆情局面非原发媒体能控制。
3．舆论一边倒。
纵观近期几起由网络质疑引发的媒体奥情危机事件，发现公众情绪极易被少数尖锐质疑所导向。无论这个质疑者是否专业，或者是否参与报道，是否了解事件真相。泛化公众往往容易被其中的情绪因素感染，进而站在非专业甚至非理性的角度对媒体发难。比如外滩踩踏事件中媒体引用复旦遇难女生信息，原本由该女生个人公布的社交资料中得来，但复旦官微及学生均认为媒体是挖隐私博眼球。有专业人士认为，此次媒体取得个人信息的来源是网上公开的，报道目的是为了表达惋惜和哀悼，报道手段上也是常规报道，且结果是让人产生了同情和惋惜，因此报道并无不当。可非专业公众极易被“消费遇难者”的情绪所左右，在短时间内呈一边倒的谴责之势。
三、“伦理风暴”形成原因及对策
媒体遭遇“伦理风暴”的形成原因是多样的。一是当前网络迅猛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渗透力强；二是公众几乎人人手持自媒体，随时可参与到互动平台中，参与舆论形成；三是社会时代处于高速发展和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判断观等都在急剧碰撞和改变，必然会出现观点交叉情况；四是媒体自身因信息竞争及商业化因素影响，有时为了抢新闻，不惜“出格”；五是媒体从业人员数量增多，素质不齐，有的从业人员不良行为影响了公众看法，造成了印象偏见。
毫无疑问，在网络语境下，因为参与人数的增多和参与平台的高度开放，公众和社会对媒体的要求比以往更高了。作为媒体和记者，不仅要求做出新闻的速度、真实度、客观度、深度，在新闻伦理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为应对网络语境，媒体可从几个方面加以改进，提高自律度，以规避负面舆情，获得公众支持和认可，激发自身正能量。
1．加强新闻伦理自律，遵循新闻报道的原则和要求，提高从业人员素养。
2．大型事件报道之前预估风险，理性评价，合理规避。尤其是大型灾难报道、突发报道、群体事件报道、人物报道等，准确把握好情感尺度，找准报道基点，校正导向，预见可能的舆论走向，并及时调整报道内容。
3．规避法律风险，做到依法报道，报道手段、报道内容、报道方式、报道逻辑都能合乎法理。
4．发生舆情危机后，媒体当迅速决断，及时制定应对策略，针对公众的质疑点调整报道内容和方向。因网络舆情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也需要媒体，特别是传统媒体随时关注网络动态，在公众发出质疑时有所行动，及时发声，做出解释，或向公众呈现更多证据，以免陷入更大被动状态之中。
（楚天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