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曦
【摘 要】新闻媒体作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一直是政府、企业等组织争相拉拢的对象，他们以各种形式争取获得媒体的注意，从而通过媒体传达自己的观点与立场，获得于己有利的社会环境。媒体是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关键环节，与系统内包括政府、公众、利益集团等要素形成互动。而媒体与组织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令媒介观察者们忧心忡忡，传统媒体与资本、权力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在媒介景观中，社交媒体的异军突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新闻垄断现状，也改变了资本与权力对新闻产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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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众媒体 新闻产制 权利 社交媒体
一、对传统新闻产制中新闻与权力的批判性认识
关于大众传媒的定义，郭庆光认为，“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介机构是从事信息采集、选择、加工、复制和传播的专业组织，因为其生产规模的巨大性和受传者的广泛性，故称之为大众传媒”①。大众传媒具有包括“地位稳固；是一种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组织目标和组织机构；是大众传播生产资料的直接控制者和使用者”这三个特点。
作为机构和组织的大众传媒，因其权威地位和专业性，其信息更具可靠性。首先，大众传媒作为传播新闻信息的专门机构，在传播系统中有相对独立的一面。传媒机构有各自的新闻准则和编辑方针，反映了传播机构的传播定位和其社会功能，并且传播组织内每个新闻工作者都有一定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具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尽力维护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大众传媒是置身于社会系统中，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就政治因素来说，大众传媒的所有制包括国有、公有和私有制三种形式，所有制形式直接影响大众传媒的立场与主要功能；另外，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往往经济发达地区比经济落后地区媒介发展水平高；而社会文化因素更多的是倾向于影响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
传统观念中，媒体应该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各阶层、各群体在理性的前提下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各种意见得以交锋，从而监督政府、促进民主政治。伴随十九世纪中期公共关系产业的兴盛，“自由市场”的平衡随之被打破。媒体是否能够平衡各方消息源不再仅仅是编辑室里的争论，各方力量的博弈同时加入到编辑室的争论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半官方机构和大型企业实际上处于强势话语场域，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辩护人，公民和处于弱势地位的权益得不到申诉。
对于这个演变的过程，这里主要分析“资本”与“权力”两大主要影响因素。首先，从新闻的消息来源来看，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各种组织的公关部门发布的消息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获取的消息，而前者占据着主要地位。组织总是发布有利于自己地位的消息，取得社会舆论环境的改善。同时，在新闻组织内部，资本已经渗入其中。资本通过直接投资媒体集团以获得管理权限、商业贿赂记者/编辑、广告投放等形式左右新闻生产，这方面的现象屡见不鲜，新闻巨头控制新闻事业在发达国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虽然在一些国家，政府部门并不能直接对新闻进行事先审查，但是，政府同样可以通过政策法规等对新闻媒体进行规整，同样可以达到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更为危险而且也正在发生的事实是，资本与政府正在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合谋，这将导致媒体对于个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极强的控制作用，媒体从批判性走向商业化，从反抗权力的压迫走向代表权利进行社会控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大众传媒已经失去了其作为“自由市场”的代表作用。
二、社交媒体兴起对传统新闻生产中权力运作的挑战
对照郭庆光关于大众传媒的定义，传统媒体应该是以从事新闻信息活动为主的专业组织，具体包括报刊、电视、电台等形式；社交媒体则是基于网络技术的以用户发言为主的信息交流的社交平台，具体包括网络论坛、即时通讯软件、博客、微博等形式。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传统媒介机构转向互联网的新业务，开发手机客户端等移动媒体并不属于社交媒体的范畴，因为公众并不能在这些领域中参与新闻的内容生产。
社交媒体的兴盛使得传播方式变得更为复杂化与多样化，社交媒体不仅为普通网民提供了社会交往的平台，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内容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专业媒体的新闻生产与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个人对于社会信息的获取不必拘泥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自然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社会信息传播的垄断。由此伴随而来的是社交媒体对于传统新闻生产中权力运作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对媒介话语权的挑战以及对传统媒介的运营策略的挑战。
从接近使用权来讲，如学者杨继红所说，“广而播之、公开传播、机构传播、传播程式专业化，往往被誉为传统媒体的四大传播特征”②，传统媒体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封闭机构，其从业人员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技巧，这些从其入职要求、所受专业训练等方面都不难发现。另外，从新闻的采写编到最后被呈现于公众眼前，传统大众传媒的新闻生产流程都极具规范化。这些因素都使得不具备相关专业素养的一般公众很难有机会在新闻媒体中获得自由发言的权利，更难以保证公众的话语被社会广泛接受；传统媒体的新闻产制高度专业化不可避免地导致新闻更多的关注社会上层精英、政府决策层面的信息而忽视了普罗大众的权利。另一方面，整个新闻生产过程都不知不觉地被资本与政府权力控制。像传统大众传媒这样大规模、专业化的新闻机构，其组织与运行成本是相当高昂的，这要求大众传媒的经营者通过各种途径为媒介机构寻找经济来源，而这一最为根本的弱点直接为资本与政府的干涉找到了空间。资本可以通过切断对媒介机构的经济支持、减少或者更换广告投入等方法左右媒介机构的内容生产；政府则可以通过限定媒介机构的市场活动范围，制约媒介机构的经济行为来达到干涉之目的。而社交媒体则不同于传统的传媒机构，它的新闻来源于全球几十亿享受社交网络带来的便利的无序个体，他们分处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场合，随时都有可能处于新闻现场，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庞大覆盖面与时效性。而且事实显示，越来越多的重大新闻事件的披露渠道和主要传播平台也已经转向了微博等社交媒体。
在新闻获取上，传统媒体的时效性已经远远落后于社交媒体。但是，不得不重视的是社交媒体在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也夹杂着许多不确定性的信息，这时需要传统媒体充分发挥其公信力优势，对这些消息进行甄别，在经营理念上由原先的“提供信息”到今后的“深度调查”，这也是未来传统媒体需要转型的重点。
三、置于国内的媒介环境来考量媒体与权力
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不能简单使用这种“媒介——民主”的简单思维来衡量新闻与权力的相互作用。从媒介体系上来说，国内的传媒体系比较单一，官方传媒集团拥有极强的社会资源；同时，官方媒体市场化的步伐也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基于网络通信技术发展而产生的网络社交媒体传播系统也正蓬勃发展。
传统媒体中的官方媒体，政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媒体是党的喉舌，政府与记者之间不存在“胡萝卜加大棒”的制衡关系。媒体是党的舆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受命于上级部门。企业与官方媒体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某些国家级官方媒体来说，虽然一方面要将广告版面开放于各种组织赚取经济收入，但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组织并不需要过多地考虑广告费用能否维持集团生存。如中央电视台，它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官方机构，在中国电视市场上的地位使它根本不需要担心企业赞助问题，在与企业的业务合作过程中占尽主动。而很多的地方媒体，尤其是县市级的媒体，它们的生存则非常艰辛，这种类型的媒体对企业的广告赞助等经济来源方面依赖严重，这也导致了地方媒体过度寻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其公共性，沦为了“广告台”的尴尬境地。
对于市场化的媒体来说，情况则更为复杂。从媒体与官方的关系看，一方面，媒体要时刻保持政治头脑清醒，不能越过官方划定的红线；另一方面，媒体高度依赖官方提供的消息，获取第一手资讯扩大媒体机构自身影响力，官方某种程度上也要争取获得媒体更多的正面报道从而提升自身公共形象。当然，即便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系统中，相比于欧美，我们的记者还是被动得多。尤其是当媒体与官方关系紧张时，媒体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记者、编辑甚至会被问责。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状况是资本与传媒的关系。总的来说，现在的“新闻是为了填补广告的空白”，媒体营生完全依赖广告。有些媒体缺乏行业底线，“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的丑闻也屡见不鲜。当然，也有一些力求独立、公正的媒体恪守新闻从业规范，与政府、企业保持适当的距离，但这种尝试是衰微而稀疏的力量。
至于半官方组织、压力集团和NGO与传媒的关系，由于国内的半官方组织基本上可以与官方组织划为一类，压力集团是在现实环境下不可能运作的机制，NGO声势衰微，很难进入大众视野，所以在国内暂且可以无需讨论相关组织对媒介生态的影响。
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自媒体变得异常突出，人人都能获得发声的机会，受众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相对来说更为主动。而且，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社交媒体上，一旦出现普通公众与官方话语的对峙，往往是普通公众受到广泛的舆论支持。政府的公共关系运作往往得不到正面效果，网民似乎更愿意相信政府说的是假话。在传统媒体中得不到关注的弱势群体直接跳过了记者，在互联网上诉求利益保护。虽然目前我们还看不出这样的状况会对“新闻、公共关系与权力”的结构发生怎样的冲击，但至少不是一个更糟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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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7
②杨继红：《社交媒体生存》[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2
（作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