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闻自由思想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它发端于十九世纪上半叶传教士报刊活动的兴起，这些报刊最早将西方新闻自由的大致情况进行了介绍，虽传播范围不广，影响力不大，却引起了敏锐开明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意。虽然他们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多停留在工具理性层面，并未在价值理性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但他们也完成了学习、介绍西方新闻自由思想这一历史使命，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推动民族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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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闻自由 传教士报刊 工具理性 中体西用
一、中西迥异的历史背景
新闻自由这一概念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思想集合发展而来。在西方，新闻自由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土壤。
新闻自由滥觞于多种西方的宗教和政治思想传统。文艺复兴的宗教伦理改革，知识权力从教会与精英群体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文学艺术得到繁荣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再到洛克、卢梭对天赋人权，自然权利思想的阐释与普及，轰轰烈烈的资本主义革命、启蒙运动等等，这是新闻自由提出的前提和基础。
从十六世纪新闻自由萌芽开始，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全建立，历经三百多年的理论和知识自上而下的积累和自下而上的斗争博弈的实践。由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杰斐逊等人前后提出并总结完善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理论，如观点自由市场，出版自由，真理自我修正等等。新闻自由思想作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和投射，业已形成体系，并深入人心。
反观中国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三百年历史。总体上说，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在这一时期已经腐朽僵化没落。儒家哲学作为国家哲学密不透风地压制个人的自由，在礼义纲常面前个体的存在与诉求不被认可。在这种环境下，有少数有识之士对新思想进行有益探索。如明末清初的学者、思想家，黄宗羲与顾炎武等。黄宗羲所撰的《明夷待访录》，第一次以较为明晰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具有近代民主、平等色彩的历史选择，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然而这些“离经叛道”的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被理解和受到批判的，难以得到深入地讨论和广泛的传播。
随着外部入侵和内部矛盾双重冲击，国家和民族危机日渐深重，引起了大批知识分子、士大夫和部分开明统治阶级的觉醒。在外有引入，内有觉醒的条件下，新闻自由才有了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发展的现实可能性。
二、传教士报刊——中国近代新闻自由思想的滥觞
在中国，新闻活动及其机构历史可谓悠久，从唐朝邸报，到宋代小报，以及明清的京报，但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专业化，有组织，以传播新闻信息，引导舆论为目的，以市场为着眼点的近现代新闻事业。所以可以称其为“新闻活动”但并不在“新闻事业”的范畴。
传教士报刊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第一步。其中有中文报刊，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主要传播宗教内容及西方自然科学；也有英文、葡文报刊，如《蜜蜂华报》，仅供在华外国人交流信息，并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这些传教士报刊影响力虽然有限，也尽量避谈政治问题。但正是这些内容不一、目的各异的报刊，让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者们耳闻目睹到了新闻的作用，以及新闻自由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而在鸦片战争之前，对新闻自由阐述较为具体，涉及政治问题相对较多，影响较大的当属《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深谙中国国情的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士立通过贿赂当地官员疏通关节，于1833年8月1日在广州创办了一份名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简称《东西洋考》)的中文月刊，这是中国国土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东西洋考》首次将自由、民主、平等等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理念传入中国，而这其中谈到较多，较为完整的还是言论自由和自由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可能正是由于郭士立同时也是一名鸦片商人和英国间谍的多重身份，他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强烈欲望，使得《东西洋考》更多的具有政治色彩，并在中国宣扬新闻自由以及自由主义思想。
第七期的《东西洋考》上刊载了一篇名为《新闻纸略论》的文章，这篇全文仅有337个字的短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新闻自由理念、制度及其现实情况。该文称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公民可以无需告官，无需审查便印刷出版新闻纸并且“随自意，论诸事”。除了在新闻报道中介绍西方新闻自由以外，《东西洋考》还在卷首以“论”的形式刊发《自主之理》一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司法制度。文章认为自由主义能够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通人和，君民上下关系融洽。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在东南沿海开放了五个口岸，以香港和上海的《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为代表的外人报刊有了新的变化。他们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更为大胆的讨论政治问题，更加详细地介绍西方自由主义的优势，抨击清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并且刊登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来稿，其中就包括日后第一份华人创办的日报《循环日报》的主编王韬。这些报刊的发行量和读者群体较之前也有所扩大。
初期的传教士报刊所宣传的新闻自由思想仅限于勾勒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情况的概貌，缺乏严谨的论证和理论上的解析。只是具体展示其在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功效，如促进经济繁荣，推动文化昌明，维护政治社会秩序和谐等等。而不是把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终极信念与原则，从价值理性的层面来进行论述。可能这样从传播效果来说，更加针对士大夫知识阶层的价值取向，即以新闻为工具，去塞求通，沟通上下，图存，富国，强民。
在这一阶段，中国率先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等对于《东西洋考》所介绍的西方新闻自由情况是作为参考的，他们对新闻自由并没有十分自觉地推崇和宣传意图，而仅仅是在他们编纂的书籍之中予以介绍，并没有其本身的明确价值判断。即便如此，在当时强大的顽固守旧的势力看来，这些介绍性的著作也属异端，受到了强烈的批判。
三、出国人员对西方新闻自由情况的采集与传播
1875年至1911年，清政府派出了常驻公使58人，驻节16个国家。①晚清出使人员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他们在现代新闻自由思想舶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他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状况的观察和描述主要基于收集情报和信息的动机，所以这些出使人员所写的日记，游记等著述，呈现出一幅颇为详尽和全面的西方言论自由景观。“伤下东西洋出使大臣,务将大小事情逐日详细登记，按月汇成一册，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其外洋书籍、新闻纸等件内有关系交涉事宜者，亦即一并翻译，随时咨送，以资考证”。②因此，他们普遍关注西方报刊，有些人对西方报刊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虽然，他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的认识不如传教士报刊和翻译中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论述那么深刻。但他们对西方新闻自由状况的描述的详细程度远远超过了早期甚至同一时期外国来华传教士报刊和译述中对西方新闻自由状况的介绍。
大部分的出使人员回国后都将其日记出版。1861年至1900年的40年间，总共有61位中国学者撰述了关于外国情况的著作有151种，其中有一半的作者是出使人员。③这成为当时提倡新闻自由思想的改良思想家们吸取西学的重要资源。
但这些著述主要也还是从“中体西用”的哲学立场来认识和思考报刊和言论自由。他们将创办报刊和要求实行一定程度言论自由看作是可以从西方借鉴过来嫁接到清廷封建制度之“体”上以实现国家富强的工具,即其所谓之“用”。从他们出版发行的日记和游记来看，大多数早期出使人员对西方言论自由状况的观察和记录还仅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只关注其外在表现形式，如报刊报道自由，议会自由辩论等等。以及其显在的社会功能，如舆论监督，上传民意等等。只有少数敏锐的出使人员如郭篙熹、马建忠、曾纪泽等，进一步思考其新闻自由现象背后的本质，政教制度。但这种思考也没有达到足够的深度，而对这种制度得以自足的内在的政治哲学理念则更是无人问津。
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早期，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维新派改良主义思潮兴起之前，新闻自由思想的传入主要来源于传教士报刊，出使外交人员的日记，而受这些影响的中国开明知识分子的著述和他们所办的报刊则进一步发展了新闻自由思想。
但从总体上说，对新闻自由思想的传播虽然繁盛，却杂乱，缺乏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专著。这些思想大多散见于报刊所刊登的新闻和政论。然而报章文体限于篇幅和体例，多为几百几千字的文章，很难详尽而系统地展现完整的新闻自由思想。并且从当时知识分子的知识储备和个人阅历看,也很少有人有能力系统、深刻地全面阐释新闻自由思想。正如梁启超所说的“自由之义，泰西古今哲人，著书数十万言剖析之，犹不能尽也，浅学如余，而欲以区区片言单语发明之，乌知其可。”④
不论是传教士报刊还是早期的开明知识分子，他们对新闻自由思想的介绍和解读都带有很浓的工具理性色彩，重工具而轻价值，重实践而轻理论，重宣传而轻思辨，归其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近代中国面临深重的国家民族危机，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核与西方文化内核的巨大差异，巨大的排斥造成了“中体西用”的矛盾统一体。
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它的规律，一种新的思想、学说从引进，到接受，普及，再到付诸实践，深入人心，都需要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当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量变情况足够使一种思想完全建立的时候，这种思想完整深入的根植人心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之后中国的新闻传播历史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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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潘可新，《近代出使人员与晚清社会的变革》[D].吉林大学，2006
②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M].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130
③朱维铮：《郭篙熹等使西日记六种导言》[M].三联书店，1998：2
④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M].《梁启超全集》第三卷，北京出版社，1999：681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2013级新闻学硕士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