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现代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探讨现代社会是否为公共领域的存在发展提供基础条件，进而提出新媒体为公共领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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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公共领域 新媒体 机遇 挑战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出自尤尔根·哈贝马斯1969年的著作。他认为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社会生活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公共领域的一部分由各种对话组成，在这些对话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资产阶级个人聚集起来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讨论，构成了“公共意见”的基础。约翰?汤普森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无论是以18世纪出现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为形式，还是以他本人提出的、在哲学上较为复杂的实践话语模式为形式——本质上都是意见交换的概念。”①而当代社会已经无法将政治和个人完全的隔离开来，公共领域不再是小范围内的宴会、沙龙和咖啡馆，如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说的：“现代媒介虽然不再以哈贝马斯描述的方式直接服务于面对面的群体讨论公共事务，但它们发明了自己的公众和用于讨论的公共论坛。”②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交往方式，那么在当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否存在？本文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试图讨论当代社会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根基？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又给公共领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和机遇？
一、当代社会与公共领域
1、客观环境
实际上，哈贝马斯并不是第一个关心公共领域的学者，德裔犹太女学者汉娜·阿伦特（Aerndt,1958）从人的现象学的角度探讨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认为人类的活动具有社会性，她提到“私人的东西与公共的东西之间的矛盾，它导致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差异的彻底消灭，从而使这两个领域淹没在社会领域之中。……公共领域的消失是由于它已经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一个函数，私人领域的消失则是由于它已经变成了公众关注的唯一对象。”③康德认为自由是启蒙的必要条件，“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所有自由中最无害的自由，即在一切事物中公开运用个人理性的自由。”④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统治与被统治、政府与权力之类的概念，以及实施这些活动的井井有条的秩序，都被认为是前政治的、属于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⑤“社会领域……毫无例外的、并以相同的力度囊括和控制了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所有成员。社会在一切情势下都实现了平均化，平等在当代世界里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仅仅从政治上和法律上表明了对如下事实的承认：社会已经征服了公共领域，区分和差异已经变成了个体的纯属私人的东西。”⑥在这里，阿伦特实际上暗示了公共领域已经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真包含于社会领域之中。
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的根基是人的私人性，保护个人的东西是近代意义的私人性最实质的功能。“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展示个性的。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的真实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⑦私人性依托于个人财富和财产，个人的财富与财产保障了私人性的实现和最大化。人天然的逐利性植根于对私人性的追求，当代社会的财富攫取是天然逐利的必然，权利是获取利益的工具，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宏观背景引导利益增长方式的变化，而一旦政治领域的力量渗透到公共领域之中，传统意义上纯粹的公共领域也就自然土崩瓦解了。
这样看来，当代社会并没有完全独立成型的公共领域，所谓的当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实质上已经从公共意见的纯粹领域进入由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构成的社会领域了。
2、主观认识
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挣脱出来。”⑧启蒙时代的来临，使一个有学识的人，对于信条的错误有了自由的理解，并且开始承担起向公众表达所有他经过深思熟虑、善意的思考，并且就有关问题提出更好的建议。哈贝马斯意识到当宫廷失去了其在公共领域中的核心地位，甚至失去了其作为公共领域的地位时，城市开始承担了文化功能。
17世纪的法国，代表皇家的领域和国王的豪华的交际场所成为了承担公共领域的物质载体。“社会平等最初在国家之外才能实现。因此，将私人集合在一起形成公众最初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就像公共领域仍然基本上是秘密存在一样。”⑨就如同康德认为的未启蒙状态，17世纪的公众仅仅是极少量的、拥有知识和经济能力的部分城市贵族和小部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去接受、消费和欣赏文学与艺术。进入18世纪后，沙龙出现了，它为毫无经济生产能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城市贵族与著名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提供了一个论证的公开场所，他们公开的讨论涉及并代表了较广泛的社会利益的内容，公共领域进一步的“下沉”，而咖啡馆的兴起更是将更多的中间阶层，如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吸纳进来。加纳姆认为，“这种公共领域独立于教堂与国家，并且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实际中）是对所有人开放的。”⑩
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做了这样一种暗示——大部分的公众是非理性的，是不成熟的、未启蒙的，因为启蒙者的思想应在上层社会（理性社会）先行著述和讨论，进而以“下降”的方式传染至下层社会，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公众一旦从机制上将自身建构为由讨论者组成的稳定团体，那么，它就不再把自己看作公众，而是要求充当其代言人、要以它的名义活动，甚至充当其教育者——这是一种新的市民代表的形式。”个人拓展为公众时，这种私人性质的秘密讨论团体便迅速地膨胀成为一个较个人而言强而有力的机构，这种机构的形成使发言无法被内部的讨论所满足，向外表达的欲望开始滋长了。
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略带一丝精英主义意味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们，而当代社会，文化与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知识的普及、技术的革新使得启蒙者有效地增加，形成有效意识的工具进一步“下沉”到基层社会。草根文化的兴起更是促成了公共意见的形成，有效地扩大了公共领域。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受众与媒体是遵循“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大众媒体的发展在满足了公众的娱乐、消遣需求以后，公众还有着“参与社会事务的民主的需求”，他们希望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进一步全方位的了解，甚至可以参与其管理之中。他们的媒体接触活动是基于这个特定的需求动机，未来更多的草根媒体，可以满足公众自由参与公共事务，使得公众了解、关心和参与到社会事件中的欲望逐步提高，从主观上，公众开始要求不受干涉的、纯粹的公共领域的回归。
二、新媒体与新挑战、新机遇
1、新挑战
哈贝马斯浪漫化、理想化了仅仅由精英组成的领域，他认为宴会、沙龙以及咖啡馆能够成为公共意见生长的领域是因为其机制上有一些共同的标准：首先，它们保护了一种以与平等相适应的社交取代等级礼仪的交往方式；其次，公众的讨论以尚未被质疑的一般问题为前提；第三，与文化转为商品相类似的过程导致公众基本上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当商业、政治进入到媒介领域中时，他的论调开始显得悲观，他认为18世纪的媒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而商业化的进程促使媒介职能偏离。
表面上媒介商业功能与政治功能之间的冲突体现在所有权和控制上，但其实归根结底是其运作并加以强化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没有市场的地方，信息将不会被生产。”⑾“显然，公共广播的衰落对广播‘公共服务’功能造成威胁、治疗这种病症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引入国家对私人供应商的有力控制——根据定义，这种控制遭到那些已经取消或削弱公共广播的政府的厌恶。”⑿
“在论证现存公共服务媒介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堡垒时会遇到许多困难，它低估了技术变化——有线电视、人造卫星、电视、社会无线电台的出现已经慢慢地、稳步地推翻了传统观点。”⒀这些需要国家权力在宏观层面予以支持的技术发明进一步加深了政治对媒介市场的控制，政府不会允许毫无限制的公共意见的存在，从主观上消解了媒介的纯粹公共性，虽然这种说法颇含一丝技术决定论的意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代社会政治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入侵是不可抵挡的，所有技术从根本上都是在国家的宏观控制之下的，这客观上局限了公共领域的范围。所以，认为以新媒体技术为依托建立起不被政治力量干涉的公共领域的“桃花源”是不可能的，公共领域不可避免的要在“政治”的视线下寻找生存空间，无法逃脱“监控者”的凝视。
2、新机遇
当然，也不能悲观地认为新媒体没有给公共领域的发展带来任何机遇。“现代媒介虽然不再以哈贝马斯描述的方式直接服务于面对面的群体讨论公共事务，但它们发明了自己的公众和用于讨论的公共论坛。”⒁BBS、微博、朋友圈、即时聊天工具的“群”等都是很好的例子。新媒体技术可以提高非市场的、非国家媒介的灵活性和影响力，降低信息处理成本。
目前，传播媒介已经普遍的商业化，市场的力量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在政治的干预下，市场成为供应与消费的无形杠杆。知识的普及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是启蒙的范围一步步扩大，一层层下降，有思想的公民逐渐增多，主观上，他们开始要求纯粹自由的公共领域的出现。但客观上，新媒体时代只是为公共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但它的到来并没有为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带来很大的突破性进展。当代社会公共领域并没有完全独立成型，它实质上还是寄生于社会领域之中，但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分层结构”的传播媒介兴起，促使公共领域也在逐步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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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②⑾⑿⒀⒁[英]纽博尔德 编，汪凯、刘晓红 译：《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M].新华出版社，2004：316、286、320、289、323、286
③⑤⑥⑦王晖、陈燕谷 主编：《文化与公共性》[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6，97、65、73、P73
④⑧⑨⑩盛志德，《什么是启蒙?》[J].《哲学译丛》,1991（4）:3-6
（作者：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