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境新闻学在欧美学术领域尚未能够给出一个较为合理并达成一致的阐释。业界关于环境新闻学的定义坚持了环境报道必须通过大众传媒这样一个共识；学界则强调环境写作在环境新闻学中的核心地位；欧洲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健康传播、科学传播理论显示出环境新闻学直接为构建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这样，环境新闻学的定义就呼之欲出了。
关键词：环境新闻学；环境；环境报道；风险传播；
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和谐的环境。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西方的环境新闻学(EnvironmentalJournalism)在2000年前后零散地被介绍到中国新闻学界。然而，仔细考察一下屈指可数的几篇关于环境新闻学的学术文章，其中并没有对环境新闻学给予较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本篇立足于什么是环境新闻学这样一个问题，结合环境新闻学的发展史，对美国与欧洲的主要研究者及其主要著述给予较为全面的概览，力求阐释出环境新闻学这一个新兴学科的主要轮廓，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业界眼中的环境新闻学
美国环境记者、学者罗纳尔德(Ronald)认为，环境新闻学一词早在1842年就有人表述。他说：“赛芮奥(Thoreau)这样写道，‘当我读到奥德博恩(Audobon)所描绘的温暖的海风下，佛罗里达的地面与兰花上都被冰雪覆盖的时候，我有一种激越与兴奋’，他感受到了环境新闻学所发射出来的力量。”(1)这里所描绘的“环境新闻学”是环境新闻记者笔下作品给读者最初的富有诗意的想象。后来，罗纳尔德认为：“正是缪尔(Muir)对于伽里佛尼亚所受具体威胁的描述———约塞米特峡谷(YosemiteVally)的红衫、山谷草地、野生河流遭受破坏，在那时，我们今日所说的‘环境新闻学’就这样诞生了。”(2)那时的时间是1892年，缪尔还建立了峰峦俱乐部(SierraClub)，美国一个自然资源保护组织，总部设在旧金山。其实这时的“环境新闻学”一词很近似于今日的自然资源保护的报道，没有人试图去给它下个定义，只是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记者笔下出现的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一说法在以后半个多世纪被美国的新闻界所传承。
业界的环境新闻学较为完全进入世人眼中在1960s至1970s。(3)1962年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的出版，掀起了一股环境保护报道的热潮：《纽约时报》从1969年开始报道环境问题；《时代周刊》和《星期六评论》从1969年起定期提供环境保护方面的信息；《国家地理杂志》几乎每期有9000字的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生活》杂志逐渐增加了环境方面的报道。(4)这一时期，人们对环境新闻学的认识主要集中于新闻报道的内容上，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卡逊的作品。
卡逊是一个作家、记者，也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有机会接触许多环境问题。《寂静的春天》一书建立在阅读几千篇报道、并获得有关领域权威专家取证的基础上写成的。内容反映农药DDT给生物与环境带来的破坏，科学性、严谨性与揭露性为其最大特征。由于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的影响，至1962年底，已经有40多个限制杀虫剂使用的提案在美国各州通过。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对该书的结论进行调查，证明卡逊的结论是正确的。卡逊女士去世后多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称其“《寂静的春天》可以与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相媲美”，并“把环境问题提上国家议事日程”。(5)这些实践，给人们树立了直观认识环境新闻学的“卡逊坐标系”，那就是揭露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新闻学具有了当代新闻学的意义。
学者博曼(Bowman)认为，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公众要求从媒体上获得更多的环境信息是环境新闻学发展很关键的一年。(6)自此以后，“环境变成新闻现象，1970年代(媒体的)环境报道量在美国不断增加。”(7)学者汉森(Hanson)认为，“公众对于环境的意识与关注开始于19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最初的高峰，并逐渐回落……研究显示80年代中期以后公众对于环境的关注又在增加”(8)。时至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于环境新闻学的理解进一步明确。正如学者赫兹伽得(Hertsgaard)所说：“在新闻学、公众与意识上，1988年是值得肯定的一年。正是这些(媒体上报道的)令人生惧的(环境破坏)后果，唤醒了人们对温室效应的危机感，以及从所有工业人类那里排入大气中的烟雾所导致的地球逐日变暖的警觉”。(9)这表明媒体在环境问题报道时已经包含了预测性的内容，这是环境新闻学在报道内容上对于“卡逊坐标系”现实性的一次突破。因为在1988年，黄石森林的大火、密西西比河的干涸、垃圾与废旧药物席卷东海岸沙滩、受污染致死的鲸鱼飘浮在北海上等事件，都在媒体上得到充分报道，并引发记者与科学家对环境现象成因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由于新闻记者的实践进一步深入，需要相应的研究机构对环境新闻学进行研究，以使环境新闻记者及时交流经验，并指导实践，所以，一些业界的研究机构相继建立。1990年，环境新闻记者协会成立(SEJ)，创办期刊SEJournal(《环境协会杂志》)，开始有意识地研究环境新闻及其规律，刊登全美最新环境新闻报道进行交流；1991年，广电新闻董事基金会之环境新闻学中心(EJCRTNDAE)正式创建，对广电新闻涉及到的环境新闻进行研究。
要弄清楚什么是“环境新闻学”首先要回答什么是“环境新闻”。有学者对环境新闻记者做过专项调查，对于“环境新闻”的回答范围从“物质资源的报道”到“所有事物”各不相同。有些环境记者把“环境新闻”定义为负面消息，如威胁、恶化、污染等；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环境记者把他们的定义缩小到物质资源上，如空气、水、陆地等；有将近一半的环境新闻记者集中到人上，指污染对人类的威胁，要么人类对环境的威胁。(10)正因为如此，学者维利斯(Willis)认为：“环境新闻学与批评新闻学(CrusadingJournalism)经常是同义语。然而最近的一些环境记者感到困惑，他们不知道怎样来区分这两种新闻学”。11
对于这样一个宏大范围的实践，最早想把环境新闻学下个定义的学者亨丁(Hentin)认为：“还有哪一个新闻不是环境新闻？……环境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生态与生命相连———人类、动物、植物都与环境相关。当有人讨论环境新闻的时候，我猜想他是指关于生态关系恶化的新闻，这种曾经精细的生态平衡所遭受的破坏之消息”。12
很显然，亨丁对于环境新闻学的阐释不能够让人满意。在环境新闻报道最早也是最为活跃的美国新闻界，环境新闻学主要指环境新闻报道，而且涉及到政治、政策、经济与社会问题。事实上，在实践中环境新闻学在新闻业界主要就是指涉及资源与环境恶化问题。要么无所不包，要么外延太小，这也是人们难以给环境新闻学下定义的原因。
教育领域的环境新闻学
随着环境实践的深入，环境新闻学被记者带入校园。1992年，科罗拉多大学漂石(Boulder)分校建立了环境新闻学中心(theCenterforEnviromentalJournalism)；1994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纳尔特环境新闻学中心(theKnightCenterforEnvironmentalJournalism)成立。截止2003年，美国已经有38所高校设立了环境新闻学专业，环境新闻学的研究从新闻界走入大学，开始了新的阶段，这表明环境新闻学已经具有学科与专业内容。
从开始起，美国大学里的环境新闻学研究就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痕迹，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密歇根州立大学纳尔特环境新闻学中心的教研活动。该中心是由从事过21年环境报道的记者吉姆·德特金(JimDetjen)创办，在此之前的1990年由他领导创立了环境记者协会，出版季刊《环境协会杂志》(SEJournal)。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他又创办了教学与研究的半年刊《环境新闻学》(EnvironmentalJournalism)，力图把环境新闻学在大学里建立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学科。正如《环境新闻学》创刊时所说的那样：“我们想利用这个杂志给予环境记者、新闻学教育者以及环境新闻爱好者搭建一个新思想的平台，为您在报纸上发表新思想文章提供种子；为那些想在教室里的环境新闻学老师们提供新思想”。13
然而，当我们带着一种完整学科体系的渴望来研读已经出版5年的《环境新闻学》全部杂志时，却没有发现任何给环境新闻学下定义的文章。该杂志是目前美国大学环境新闻学教育中最为出色、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专业期刊，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大湖区”(LAKES)环境新闻报道(美国五大湖区)、“绿色报道”(GreenPrint)、“评论”(公众环境意识、环境新闻、政策以及环境新闻写作的评议)、“世界”(全球范围内的环境热点报道)、“校园”(纳尔特环境新闻中心最新的教育、研究动态等)。其中，关于环境新闻报道、健康新闻、科学报道的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内容，一些环境新闻写作的文章又占据其他内容的大部分，对于环境新闻进行理论上思考的学术性文章却很难发现。因此，教育领域的环境新闻学研究仍然以业界的延伸为主体，研究的是社会现象或问题的某种规律。
再以密歇根州立大学纳尔特环境新闻中心的教学为例，研读一下美国大学环境新闻学的教学内容。纳尔特环境新闻学中心目前开设有8门主要的课程，分别是：核心课程之调查性环境报道(InvestigativeEnvironmentalReporting)与环境写作(EnvironmentalWriting)、野外生存与环境写作(WildernessExperienceandEnvironmentalWriting)、电脑辅助报道(Computer-assistedReporting)、批评性环境新闻报道(Muckraking)、健康与科学写作(HealthandscienceWriting)、环境、健康和科学冲突报道(CoverageofEnvironmental，HealthandScienceControversies)、环境新闻摄影(EnvironmentalFilmmaking)14。不难看出，纳尔特环境新闻学中心的所有课程几乎都是环境新闻写作课程，看不到环境新闻学的理论课程，仍然在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规律，这不免会引起人们对环境新闻学是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持怀疑态度。
既然事实如此，也有很多学者试图给环境新闻学下定义。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想写一本《环境新闻学》并从1960年代就开始从事环境新闻报道的记者、学人麦克尔·佛洛姆(MichaelFrome)，在进入大学教学以后潜心研究环境新闻学，并给它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环境新闻学)是在制定决定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一种有目的、为公众而写的，以充分准确的材料为依托、反映环境问题的新闻写作。”15佛洛姆先生的定义强调了环境新闻学之写作的目的性、科学性、公众性、调查性、揭露性，显然超越了业界对此类新闻的模糊认识，值得肯定。然而，这个定义的不足之处十分明显，那就是他把环境新闻学定义为“写作”(writing)。与此类似的定义者还有罗纳尔德先生，他把环境新闻定义为“散文”(prose)，“一种引发对陆上风景、土地以及我们自己思考的非虚构之文章”16。我们说新闻学包括新闻写作，但是新闻写作绝对不仅仅就是新闻学。
早在1996年，美国的北亚利桑那大学传播学院就成立了“环境传播资源中心”(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ResouceCenter)，并力图通过把环境新闻学纳入到传播学领域、并冠之以“环境传播”使其变为成熟学科。早在1996年，环境传播资源中心就给环境传播这样的定义：“环境传播可以被看作传收双方都参与、并通过有效信息传递、相互倾听与公众辩论来完成的交流过程，我们认为这种传播是建立人们与环境(良好)联系的基石，并以此为手段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实践”。17这种以环境传播来代替环境新闻学的阐释把环境新闻纳入到较为成熟理论支持的传播过程，以环境为对象、以人与人交流为手段，突出了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目的，显然比“卡逊坐标系”或“写作论”要严密、健全得多。但是，传播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由于体系混乱、缺少严谨的理论构建，它的学科性至今也在遭受各方怀疑。
学者视域的环境新闻学
在美国新闻记者与大学教育者苦苦为环境新闻学寻求理论构建的同时，欧洲的学者们却在不经意间为环境新闻学研究撬开了一扇门。德国著名学者、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的路上》18一书，以及随后所出版的一系列“风险社会”理论的文章与书籍，给环境新闻学研究带来了一阵清新的人文之风。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扼要地理论化了这样一个道理：指出世人对于高科技隐藏的风险不能再视而不见，必须考虑有效手段来积极回应。其后的《风险社会及其超越》深入到社会学领域，从文化、科学、风险媒介等领域仔细分析阐释了他的“风险社会”理论，并为相关领域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理论窗口19。同时，也把科学传播、健康传播与环境新闻学联系起来。因此很快就诞生了风险传播(RiskCommunication)、环境风险传播(EnvironmentalRiskCommunication)、传播环境风险(CommunicatingEnvironmentalRisk)等新的环境新闻学领域。
起初，贝克简要论及了风险传播，他认为：“大众传媒给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众舞台，‘理性’在媒体、并且通过媒体传递出来，而这种‘理性’评估与认定的背后是各种利益集团(之诉求)，而风险也是这样被制造出来。”20贝克对于风险传播的最初论述，为以后学者把它引入环境新闻学铺平道路。英国学者麦克尔·R·林德尔(MichaelR.Lindell)则直接把风险传播归为构建环境新闻学的理论，他说：“我们认为，风险传播是以避免环境风险为明确目的而分享环境问题信息的传播”。21
美国学者安斯奥尼(Anthony)把贝克的理论延伸为“环境风险传播”，他认为：“工业界可能花上成千上万的美元来构建环境风险传播体系，以使公众相信他们现有的运作是安全的。然而，如果管理者没能够认识到这种有效的传播从它的设备、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这些钱也就白花了”。22这种注重目的性的研究回归到社会整体的发展上。
英国西英格兰大学的学者斯图亚特·阿兰(StuartAllan)与威尔士大学社会理论教授芭芭拉·亚当(BarbaraAdam)等，则把环境风险理论用来全面地研究报纸、电视等各类媒体，并以人为出发点，把人类的健康传播(如癌症的起因、女性的健康与性暴力等)、环境健康传播、政策与环境风险、全球化环境风险等都纳入到环境新闻学的研究范围。23这种把风险理论运用于各种媒体，并通过媒体的环境报道来实现社会、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问题上，极大丰富了环境新闻学的内容。
总体来说，由于风险社会理论，旁及健康传播与科学传播，使环境新闻学研究摆脱了美国早期研究中见木不见林的实用主义与技术教育的窠臼。斯图亚特·阿兰说得更清楚，“风险社会的关键在于……现代社会带来了新的风险……即风险结果不能被掌控。我们不要再谈彗星撞地球，抑或这种几率有多大，而是人类的现代整体化步伐……它导致着极大的不稳定性，因为没有人能够估计这些变化的严重后果。”24正是风险理论把环境新闻与人、社会总体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的目标考察，才为我们研究环境新闻学打开一扇门。
什么是环境新闻学
环境新闻学承载着一系列可能的含义，有些时候也可能同时全部包含，似乎漂移不定。难怪佛洛姆给环境新闻学下了“写作”的定义以后，困惑地说：“这绝不仅仅是一种报道或写作方式，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看世界、看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章节的最后，他还念念不忘地告诫读者：“环境新闻学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抑或报道与写作，而是一种生存方式”。25佛洛姆的这些话又把环境新闻学的研究还原到人这个主体性上。
社会科学以研究社会现象与问题之规律作为主体，这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反抗宗教之蒙昧主义的社会科学之最早特征，这种理性的规律研究一直延续到今日的社会科学各领域；从古罗马的“七艺”到先秦之“六艺”，人文社会学科就以人的理想范型为教育目标(即佛洛姆所说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新闻学与环境学的成熟又相别于传播学的凌乱不堪，环境新闻学理论之先天条件比传播一类的学科要成熟得多。
从北亚利桑那大学传播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观到阿兰的“人类的现代整体化步伐”，都把环境新闻学转移到以人为主体、以媒介为手段、以环境为对象、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议题上来。对于“环境新闻”内涵的争论很难达到一致，再争论下去也不会有满意结果。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全世界都在为构建“和谐社会”(harmonizedsociety)而努力，环境新闻学始终也直接为了这样一个目标。根据“和谐社会”共识，绕开“环境新闻”之争，我们就可以在“和谐社会”里的人、社会和环境这个三元并立的世界中重新定义环境新闻学。
业界虽然对“环境新闻”有不同解释，但是通过大众媒介是共识；教育界虽然把环境新闻学定义为“写作”，却突出了以环境新闻报道为主要形式这一实际；学界的“风险传播”理论虽然杂乱无章，却都表现出消除环境报道风险，实现人、社会与环境和谐发展这样一个人文目标。在人、社会与环境的传统三者关系中，就不需要纠缠环境的定义、风险传播与环境新闻学的关系。环境新闻学就是探求媒介通过环境报道来实现环境、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之规律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