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闻学不只“新闻学”一个名称。在它的近代众多用名中，“报学”一度与“新闻学”形成抗衡之势。无论是什么替代的用名，无一不是英文Journalism的对应词，一些分歧也来源于此。“新闻学”一名在近代将近半个世纪(1903-1949)的实践中，占据上风，但新闻学科用名上的纷争并未终止，这一纷争也揭示了新闻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新闻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抓住了新闻传播这一基本要素，从而超越了报与刊、纸质传媒与电子传媒的界限。报学作为新闻学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看法逐渐在新闻学术界形成共识。
关键词：新闻学；报学；Journalism；集纳；广义新闻学；
作者简介：周光明(1963-)，男，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一般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近代新闻学开始创建起来，它开始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群体，出版了最早一批由国人编写的新闻学著作，当时的高等院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专业课程。但是，综观近代最后三十年的学科史，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学科用名遭受着一些独特的困扰，它不像其他新兴学科命名那样往往一锤定音，或只经过最初几年短暂争论后便尘埃落定。近代新闻学的学科用名实际上可以开列出一份冗长的清单：报学、新闻学、报道学、集纳学、新闻科学、报纸新闻学等等。这与其说是因为它缺少一个华丽的命名仪式，还不如说十足地反映了近代新闻学的不成熟。在这些已经入围的名称中，“报学”无疑是“新闻学”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它们之间的较量甚至越过了1949年，余音绕梁，直到20世纪末才渐渐平息下来。
一、“新闻学”与“报学”之初现
“新闻学”一名创自日本人，时间当不晚于1899年，即使不是由松本君平(1870-1944)首创，也是新创不久，未曾流行，所以为博文馆版《新闻学》作序的田口卯吉才会发出“新闻之业亦有学乎？”①这样的疑问。根据现有材料，“新闻学”这一名词最早于1901年为中国方面所注意。中国留日学生出版的《译书汇编》，在1901年6-8月间的新书广告中，提到“新闻学松本君平著”。半年后，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的第二部分“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向中国读者介绍说：
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
“新闻学”一名就这样由中国旅日人士直接借用过来了。1903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出版了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书名“新闻学”照旧，但中译本删去了书名副题“歐米新聞事業”。中译本编译者不详，估计是由商务印书馆收购的《译书汇编》同人合译的初稿。
“报学”之名差不多同时出现。1904年正月，基督教广学会机关报《万国公报》在“译报随笔”栏发表《报学专科之设立》，该文介绍了美国《世界报》老板普利策(JosephPulitzer，1847-1911)资助创设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一事：
西国分类学堂，为最近之进步。各专科之间，于新闻杂志一类，所谓报学者则犹未遑也。近日美国纽约世界报主人布列周，拟捐出美金二百万元，特为报学专科，立一学堂。盖世界报乃纽约最大之报馆，其房屋一项，至值美金一百万元。每日所出之报，自五十万纸，至一百万纸。故布列周之意，尝谓美国报馆之多，而报学界上，独无专科之教育，致能通知报学者尚少。必当以报学，立为科学一项，方足收效。因以美金一百万元置于纽约哥伦比亚大书院中，先行举办。俟三年之后，此种学堂，通于各处，愿再捐美金一百万元云。[1]22315~22317
但截至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与“报学”出现次数都不算多，“报学”用得更少一些，它们两者之间尚无竞争关系，在前新闻学时代(黄天鹏称之为“新闻学术启蒙时期”)，这两个用名所受到的待遇，并不比“物质学”、“平准学”、“资生学”等新学语优越多少。
这两个学科用名都是域外影响的结果。“新聞学”(しんぶんがく)是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词，“报学”则是美籍传教士林乐知(YoungJohnAllen，1836-1907)与“秉笔华士”范玮的创制，相比较而言，“报学”更具中国风味。此前的1897年，《知新报》载吴恒炜《知新报缘起》一文曾使用过“治报之学”。“报学”一词，或由此脱胎而来。
二、对“新闻学”名称的质疑
“新闻学”与“报学”最初是可以并用的。1912年，全国报界俱进会议设“报业学堂”，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又议设“新闻大学”，两个名称意思是一样的。1919年国人编写的第一部新闻学著作试着如此界定新闻学：
此学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既在发育时期，本难以下定义，姑曰：“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2]1
新闻纸既等同报纸，那“新闻学”与“报学”也就没什么区别。所以，在1920年代初新开设的大学新闻教育专业中，有叫“报学系”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叫“新闻学系”的(如燕京大学)。第一代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1890-1935)，1925年出版译著《新闻学撮要》，1927年出版《中国报学史》，两个学科用名的使用比较随意，似乎两不干扰。到底用哪个更合适？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重要性的是黄天鹏(1905-1982)。1929年，他决定将中国近代第一种正式的新闻学杂志《新闻学刊》(季刊)更名为《报学月刊》。在他《报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的《报学弁言》中申述道：
案新闻有学，为近数十年间事，译自东瀛，习用已久，创刊之时，姑从俗尚。顾以报纸学术之意义而言，则以改称报学之为当。盖报纸全部事业，包罗万有，新闻不过其一端，他若广告、印刷，殆如鼎足，近通称新闻学，实难概括也。观夫日洲于报业教育之分为编辑经营两科，欧美之劈为新闻广告两系，其义益见明显，而究以“报学”之音简而义广也。本刊既以整个报业为对象，则新闻学广告学固应并重，即报馆经营管理，报纸发行推销，以及印刷、写真、纸墨、邮电，亦皆应为等量之注意。际此二周改弦更张之时，乃行更名报学月刊，亦示新猷之意，非仅便利发行已也。但本刊勇往直前之精神，则始终如一，过去较注意与新闻之学。自后范围既广，编制略有变更，内容亦大增益。
留美归来的汪英宾(1897-1971)赞同黄天鹏的意见。他在《报学月刊》第1卷第4期(1929年)发表《释报》一文说：“以报为业谓之报业，报业之学术谓之报学，凡属于报业之人谓之报人。”
“报学”派人士都认为“新闻”或“新闻学”范围太小，明显不如“报纸”或“报学”涵盖广泛。直到1948年，袁昶超仍坚持己见，《报学杂志》第1卷第3期发表《初期的报学教育》一文说：
笔者早年研究报学的时候，就感觉一般人士惯用的“新闻学”一辞，不能包括报学的范围，因此主张以“报学”为Journalism的正确释名，大学和专科以上学校的“新闻学系”，应一律改称为“报学系”。这个意见一直支持了十年之久，获得报界和教育界许多朋友的赞同，但没有正式向关系方面提议采用。
尽管如此，在近代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具体使用中，“新闻学”用名仍居上风。其实，“报学”与“新闻学”两者之间的纠葛，解决办法并不困难，只需对“新闻学”做广义解释即可。1848年，袁昶超在《报学杂志》第1卷第5期发表《中国的报学教育》一文，承认更名之不易：
笔者向来主张把“新闻学系”改称报学系，但以各校都沿用“新闻学系”一词，是以本文引用专名时，仍照其旧称。
继而又在《报学杂志》第1卷第8期载文《报学教育和职业训练》，提出了妥协办法：
社会人士对于沿用“新闻学”一词，只知其狭义的解释，不知作广义的研究，大都以为凡报学系的毕业生，都只能担任普通新闻报社的记者，那种职业是范围狭小，待遇菲薄和工作辛劳的，这也是阻碍报学教育发展的原因。
但是，“新闻学”用名之所以被更多人士认可，还因为它适应了传播媒介发展的新形势。二战以后，印刷新闻传播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对此，胡道静(1913-2003)总结道：
一般谈新闻事业史的，都习惯于“口头新闻”、“手写新闻”和“印刷新闻”的三个进化阶段的说法。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新闻事业已跃进到另一个新阶段，即入于“广播新闻”时代，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又探向一个新的世纪，要成为“电视新闻”的时代了。[3]1
新形势使“报学”变得有些陈旧，也受到了更多的排斥。最终新闻学兼并了传统的报学领域，而使报学变成了它的初级阶段。
三、Journalism或“集纳”
无论是“报学”还是“新闻学”，它们的英文对应词都是Journalism。1927年，戈公振在其《中国报学史》中解释“报学史”用名的时候说：
民国十四年夏，国民大学成立，延予讲中国报学史。予维报学(Journalism)一名词，在欧美亦甚新颖，其在我国，则更无成书可考。无已，姑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成书。[4]3
1933年，吴晓芝在其所编《新闻学之理论与实用》一书中这样介绍新闻学：
新闻学(Journalism)为治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文学、教育学、哲学及社会学诸学者之必修学科，即为一种最饶兴趣之实用科学也。[5]18
Journalism的原义究竟是什么？200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NewOxfordAmericanDictionary》第二版中对Journalism的解释是：“theactivityorprofessionofwritingfornewspapersormagazinesorofbroadcastingnewsonradioortelevision。”(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新闻报道活动或职业)。该字典同时也提供了Journalism一词的引申义“theproductofsuchactivity”(此类活动的成果)。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的《韦氏高阶美语英汉双解词典》中“Journalism”一词的汉译为“新闻业、新闻工作；新闻写作、新闻报道”。从英文辞典的解释看来，Journalism一词在英文中的含义都是“新闻业”，与“新闻学”关联并不大。
而对于这个“学”与“术”分离的问题，早期的新闻学者也有所认识。1928年11月陈布雷为周孝庵的《最新实验新闻学》作序说：“新闻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为时盖犹未久，世人或谓Journalism者，与其谓之学，无宁谓之术”。
1935年，一位署名君健的作者在《报学季刊》第1卷第2期(申时电讯社编辑并发行)的《新闻术语》栏目，对Journalism作了专门解释：
“集纳”是英文Journalism的译音。原意就是新闻事业，或新闻主义。
1936年，刘元钊则在其《新闻学讲话》中对Journalism进行词根分析，对Journalism作为“学”提出质疑：
新闻学的原名叫Journalism，这字的语尾是ISM，这三个字母的意义是“方法”的意思，不过在普通的外国的学科名词，他们的语尾，后面都是LOGY四字母，而新闻学的名词却独异，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外国学者对于新闻学的这个东西，从来不把他列于科学的地位。[6]18
袁殊(1911-1987)的《“集纳”题解》则索性笼而统之：“关于报纸的学术、报纸业、杂志业等，就统称为Journalism。”[7]84
似乎是感觉到Journalism不好译成合适的中文名称，或是要特别显示新潮，一些学者干脆直接用Journalism代表“新闻学”或“报学”。如黄天鹏1927年在其所编《新闻学刊》第1卷第3期刊《第二卷新闻学刊革新计划》一文称：
本刊旨趣，在唤起国人对Journalism之兴趣与注意，谋同业有研究与讨论之机关，以促进新闻事业之发展，期与国际同业共臻世界大同。
但也有学者更喜欢直接使用音译词“集纳”。
以袁殊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曾探讨过当时的“新闻用语与新闻用字”问题，他建议使用汉字“集纳”对译“Journalism”，而且还强调这不是个简单的音译词，袁殊注意到报刊除“时间性”这一条件外，同时还具有“集纳性”特征，即报刊的无所不包的特性，但报刊又不是大杂烩，报人也不应该是被动的旁观者。他说：
(报刊的)各种内容材料，必须经过搜求、蒐集、编制以及类别归纳过程。而内容的质别，也绝非的单纯专一的。所以以前有人把Journalism译作“拉杂主义”，这在字面上讲，未始不可。但在字义上讲，则Journalism完全是“报导”的意义：报者，将事务之全貌作正确的报告；导者即在报告上负有对社会的倡导批判的任务。所谓倡导批判，是根据客观的社会的需要的，是有目的意识的，是在选择与舍取的，而到集纳的完成。[7]85
不过“集纳”在新闻业务上，还带有精采精编的意味。如中国新闻学会(1913年成立)宣言中称：
在淞沪战中，该报(指《大晚报》——引者注)特派记者黄震遐、张若谷等冒险赴战地探访消息，写来更是生动活虎，确实地获得了集纳(Journalism)空前的效果。[8]87
四、“报学”一名的淡出
在近代新闻学时期，本学科的用名并不限于“报学”、“新闻学”两种，此外还有“集纳”、“集纳学”、“报道学”、“报导学”、“新闻纸学”、“新闻科学”、“报学科学”、“报纸新闻学”、“Journalism”等，其中，“集纳学”一名在30年代影响较大。袁殊力挺“集纳学”，其所作《集纳学术研究的发端》写道：
集纳学(新闻学)，实在是很浅近的一种实验的学术；不如哲学那样的玄奥，也不如数理那样的深邃。[7]5
在袁殊那里，“集纳”即“新闻学”，但“集纳”一名胜过“新闻学”，更不用说“报学”了。他在《“集纳”题解》中言道：
“集纳”究是什么呢？很简接的说，就是“新闻学”的一个新的名称。是从英语的“Journalism”的译音和译义而拟定的……“新闻”与“消息”同一语义，即News。以“新闻学”作为代表，关于报纸上之一切的学术，似嫌狭隘。(如果用“报学”二字，则更狭隘了。)[7]83~84
袁殊还说“集纳学”一名曾征询过新闻学家谢六逸(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和任白涛(著有《实用新闻学》)，二氏均表示同意。但“集纳学”用名终究还是局限于上海左翼运动的小圈子，没能撼动“新闻学”与“报学”的地位，“新闻学”稳居榜首，“报学”次之。以近代新闻学书目(包括专著、译著、文集及资料汇编)用名的情况来看(如下表)，可见一斑。表中统计数据来自1989年新华出版社的林德海编《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
(表1)近代新闻学书目用名统计表下载原表
(表1)近代新闻学书目用名统计表
“新闻学”之所以流行，除前述理由外，还因为中文“新闻”一词本就不只“消息”、“报道”两义。对此，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1947年)总结说：
现在我们决定仍沿用“新闻学”这一名词，一方因为他在中国比较为人所熟知，一方也因为“新闻”二字，广义的看来，未尝不可以包括Journalism一字所含“报道”以外的意义。——像评论专栏论文，是提供一种新的意见；对读者自也可说是一种新的见闻。[9]13
1949年之后，“报学”之名渐渐不再使用了，在中国大陆它几乎成了历史名词，港台地区也使用不多。但奇怪的是，“新闻学”一名仍受到不断的质疑，究其根源还是由于对Journalism的理解，即对Journalism的中英文差异的困惑。
关于Journalism的翻译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日本人，说是日本人先错了然后我们也跟着犯错。近代新闻学输入有日本渠道，也有美国渠道，也许还存在着一条德国渠道。早期的“四大新闻学名著①前两本译著分别来自日美两国，任白涛等学者受日本方面影响明显，他毫不迟疑地使用“新闻学”，但留美学者汪英宾主张用“报学”，另一个留美学者徐宝璜则是调和派。实际上，日本方面后来作过纠正，他们将“消息(News)”从“新闻”中抽出来一样(用片假名ニュース表示)，他们也试着将新闻学与新闻事业分开，后者使用片假名ジャーナリズム表示。
到底中文怎么翻译Journalism合适，缺乏一个权威的学术仲裁机构，这倒不一定是坏事。对Journalism，现当代学者仍不断发表意见。台湾学者林大椿在为戴华山《新闻学理论与实务》(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所作序中，将Journalism译为“报刊集纳之学”；旅美学者赵心树则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构成——与李希光、潘忠党商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译为“期刊学”。
大陆学者宁树藩教授以“本义新闻学”与“广义新闻学”的划分，回应了近代以来“新闻学”与“报学”之争，但宁先生承认“Journalism”与“新闻学”之间的名实不符已经相当严重了，他说：
“新闻学”这个称呼已经100多年了，约定俗成了，已经形成思维定式，还得承认的存在，但只能看作一种符号。为了避免研究中的混乱，还得给不同含义的“新闻学”取个称呼，即真正研究“新闻”之学的可称为“本义新闻学”，研究“报业”的可称为“广义新闻学”。[10]
台湾学者陈世敏甚至认为这个译名已经涉及我们这个“学门”的正当性问题，他说：
将技艺无限上纲为“学”，是患了大头症。不如此思维，便是故意加以美化，好像“新闻”之后加了个“学”字，便从此登堂入室，摇身一变为学术。这种心态我称之为“美丽的错误”。②
回顾百年来新闻学用名问题，其中的种种纷扰，不仅仅是Journalism由欧美到远东旅行中的译名之正确与否，也展示了新闻学科其独特性质的一面。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报学为新闻学的初级阶段，新闻学又分为狭义新闻学与广义新闻学，狭义新闻学是指新闻学理论或新闻学原理，广义新闻学是指包括新闻理论在内的新闻学实务、新闻传播史等；如今，近代以来的“新闻学”与“报学”用名之争，仿佛已被“新闻学”与“传播学”用名之争所替代，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学科交叉与融合也不断上演。学术的进步表明，从来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学科边界，扩充“新闻学”内涵，曾经是一条出路；“新闻传播学”则代表了另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