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松昌 鞠秀瑗
一、引言
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及产业化的结构升级使得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融合度不断深入，军用资源与民用资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目前，在我国重点发展产业中，技术、资金等要素层次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技术两用、技术互补和资产通用的特性。军事工业多以重型战略性制造产业为主，而重型战略性制造产业与国防科技工业存在着很多的结合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些特性决定了重型战略性制造产业采用军民融合式发展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本文以重型战略性制造产业为例对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及发展路径进行分析研究。
二、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的通用模式
不同重型战略性制造产业在国防工业基础中的重要性和依赖军事工业生产的程度有很大差异。有的产业自身资产专用性高，其发展需要军民科技工业的带动，国防工业基础对于该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有的产业自身资产专用性低，对军民科技工业的依赖性也相对较低，其发展形式更灵活。因此，根据对军民科技工业的依赖性和专用程度可进行如下分类。
Mode=F(x,y)，X表示对军民科技工业的依赖性，Y表示资产专用程度，函数表示为：
其中，fB表示“依托型”，fC表示“互动型”，fD表示“嵌入型”。由X、Y两个维度组成的值域空间划分为四个区域，依次为A、B、C、D如图1所示。
重型战略性制造产业资产专用程度和对军民科技工业依赖程度都是100%，由于现实中两个决定因素都达到100%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情况是趋于100%的许多点所组成的一片区域。沿着直线h方向，军民融合程度由低到高。假设以r0表示资产专用程度或对军民科技工业依赖性的临界值，对于本文研究的军民融合情况来说，当资产专用程度大于r0，同时对军民科技工业依赖性又小于r0时，说明该产业以民用为主。如图1所示的A区域，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军民融合范畴。剩下点所组成的集合划分的三个区域B、C、D，对应的分别为“依托型”、“互动型”和“嵌入型”三种军民融合发展模式。
（一）依托型模式
“依托型”模式适用于产业自身资产专用程度较高，对国防工业有较强依赖性，离开国防工业不能较好发展的产业，如图2中B区域所示。
航天产业对国防工业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自身的技术和设备又具有高度的资产专用性。另外，在航天技术方面，军用比民用更先进成熟，应该采取“依托型”的发展模式。但是，航天工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和产业集中度极高，综合对航天技术安全利用的考虑，航天工业的发展应该采取依托现有军工集团为主、广泛结合民营企业的军民融合模式。
（二）嵌入型模式
“嵌入型”模式适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以及新能源等具有低资产专用性和对国防工业低依赖性的产业，如图3中D区域所示。
据预测，未来信息化武器装备体系所需要的信息技术70%-80%来自民用信息技术，只有20%-30%完全来自军用信息技术。新材料中高性能结构材料与新型功能材料的军用和民用需求具有很高程度的技术两用性和设备通用性，因此在具体实施军民融合时，应该以需求融合为切入点，发展把军用需求嵌入到民用需求中去的“嵌入型”军民融合模式。
（三）互动型模式
与依托型和嵌入型模式不同，“互动型”模式适用于低资产专用性和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高依赖性的产业。如高端装备和电子制造业，如图4中C区域所示。
高端装备和电子制造业的发展在前期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民间资本不愿意也没有能力过早介入，加之军用与民用所需的设备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政府投入将产生综合效益。军用技术在民用领域的商业化能够为其后续发展提供强大的资金和人才支持，反过来也将促进国防技术的发展。对于那些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高依赖、低专用性的战略性制造产业来说，以技术融合为切入点的“互动型”模式是其最优的发展途径。
三、军民融合产业基地的发展路径
（一）产业链延伸
结合国有军工企业的现状，以发展技术产业链为着力点，打造“产、学、研”相结合、国防部门“军民一体化”链式发展的新模式。军民两用技术产业链延伸包括调控链、主体链、创新链、关联链等多方面的内容。结合现有条件，我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链延伸的思路是：根据建立军民一体化国家创新体系的总要求，改善调控链、培育和发展主体链、协调和衔接创新链、结合和提升关联链，加快产业链延伸，带动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升级。如图5。
首先，就调控链来说，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产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实行长远规划、分步实施、重点突破、梯次推进的方针。从国家战略出发，加强对我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化的统一领导，统筹规划，合理分工。其次，就主体链和创新链来说，大力推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克服科研与生产脱节的现象，建立层次分明，构架合理的技术创新体系。最后，就关联链来说，未来一个时期是我国军民两用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要加快发展能体现军工特色的主导产业，如核电、飞机、高性能船舶等；积极开发能发挥军工技术优势的军民两用型产业，同时大力推进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国家有关传统产业和军工优势产业。
（二）军民两用技术转移
技术转移从功能上看包括技术输出方、技术输入方及中介平台，这三个要素是有机结合、彼此互动、协调统一的整体系统。
技术转移三要素的关系要求军工企业形成军民一体化的研发生产模式，三者关系如图6。该图显示，军工企业军品部门与民品部门通过技术的输入与输出建立联系，同时需要技术中介平台做桥梁，无论是研发阶段的原始技术转移还是生产阶段的产品技术转移，都需要技术输入方、技术输出方与中介平台三者彼此互动。此外，技术的利用与创新要求技术输入方与技术输出方建立双向联系。技术转移的全过程要求在企业的整体系统内完成。因此，军民一体化的研发生产组织模式是军工企业有效进行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
基于此，军工企业在军民一体化的途径上要随着技术的生命周期不同而有所侧重。第一，技术基础阶段，该阶段所产生的技术信息具有较强的军民通用性，军工企业应实行军民一体化的合作研发模式。第二，技术开发阶段，军工企业要搭建军民共用技术平台，灵活的提供和获取技术信息。该阶段的技术具有潜在的军民二元性，对两个部门都具有潜在的使用价值。军品部门和民品部门的技术开发工作若过于分立或结合，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或供给不足，必须寻求适当的合作程度。第三，技术应用阶段，军工企业实行专业化分工的军民一体化生产方式，即军品部门和民品部门的通用零部件按照工艺流程进行专业化生产。
（三）军民研发能力耦合互动
军工企业军品部门与民品部门间研发能力的耦合互动是使军工企业整体研发能力水平高于部门研发能力之和的有效途径，需要在军民一体化的研发生产模式下完成。
军工企业研发能力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军品研发能力和民品研发能力之间的差异，这是军民一体化尚未形成的结果，严重阻碍了企业整体研发能力的提高。其中“差异”意味着“耦合”的缺乏，而“分离”则需要用“互动”来解决。“耦合”原指物理学上能满足运转特性的机械组合，这里表示企业研发能力实现过程的构成样态；“互动”则是军品部门和民品部门间作用的动态关系。在研发能力的形成过程中，耦合关系和互动过程的复合使企业研发能力表现为网络化的特征，军品部门与民品部门通过耦合互动形成企业总体研发能力。
军民研发能力的耦合互动有四种途径，即低耦合—低互动、高耦合—低互动、低耦合—高互动和高耦合—高互动，这其中“高耦合—高互动”是军品部门与民品部门研发高度标准化和密切合作的理想状态。在这种途径下，研发能力的高耦合并不意味着单一性的研发能力，而是军品研发与民品研发的有效合成；研发能力的高互动意味着军品部门与民品部门之间通过高度协作来提高研发能力，实现部门间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是实现双赢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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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魏玮，马松昌.基于动态面板GMM分析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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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洁，蔡虹，赵皎卉.日美军民两用技术政策的演化及启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2).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建设与路径选择研究——以新舟700飞机项目为例（2012KRM77）
作者简介：马松昌（1988-），男，山东沂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发展；鞠秀瑗（1968-），女，山东诸城人，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责任编辑：张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