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
（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 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湖湘学子在海外求学的过程中，将西方文化中积极元素与“湖湘文化”融合形成了“湖湘留学文化”。“湖湘留学文化”以湖湘文化博采众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承担精神作为文化底蕴，吸收了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实践产生的与日俱增的探索和创新精神形成的流行文化，融合成为极具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文化流派。通过湖湘学子在海外留学和归国实践的轨迹证实上述理论的真实性，以便运用“湖湘留学文化”指导具体的创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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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湖湘文化；湖湘留学文化；探索精神；创业
[中图分类号] G1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5)04?0031?03
近代以来，中国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沦落为被各国列强欺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一巨大的落差，使国人除了悲哀、愤怒之外，更加感到疑惑，为什么西方列强能在两三百年迅速崛起，而昔日强大的中华帝国却一败涂地，连近邻日本都突然变得如此强大？为寻找答案，湖湘学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海外，邵阳人魏源率先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人们开始涌向国外。湖湘学子满怀救国救民的热情，汇入这股洪流。湖湘学子在留学过程中苦苦寻觅、上下求索，探寻如何唤醒民众推翻封建王朝、如何富国强兵抵御列强侵略。他们不断探索、实践，最终发现只有把西方文化的积极元素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是适于中国的新文化。他们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勇于冒险的精神融入“湖湘文化”，激荡出“湖湘留学文化”，并以此指导留学过程和归国的创业实践。
一、湖湘留学文化的起源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滋润了一代又一代湖湘儿女并为他们传承光大。湖南周为荆，春秋战国属楚，故有“荆楚文化”或“楚文化”之称。屈原的诗歌、马王堆的文物，无不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随着历史的变迁发展，几次大移民对楚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以始于宋代的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为甚，而贾谊、杜甫、韩愈、范仲淹、秦观等被贬斥的文人带来的文化思想使湖湘市民的习俗、风尚、思想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碰撞、融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区域历史文化形态，即湖湘文化。其中“湖”“湘”分指洞庭湖和湘江，即“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省为主体的近代区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以至有：“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1]之说。唐宋文化和荆楚文化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高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而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经过碰撞得以重新组合，从而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她们相互渗透，湘人的性格特质，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正是这种碰撞和组合，孕育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文化”，其基本精神包括心忧天下、勇于牺牲、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等。
近代以来，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海战”“戊戌变法”的湘籍学子走出国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方法，形成了留学运动。其特点如下（限于篇幅，仅以清末留日学生为例）。① 起步晚。自1847 年容闳赴美留学至1898 年止的几十年间，中国留学生的人数已达数百人，但清廷官派留学生中几无湘籍学子，自费留学生则始自湘阴人范源濂。即使到了1901年，留日学生总数已达274 人，湘籍学子也只有20人，而毗邻的湖北省则为49 人[2]；另外，延至1902年湖南巡抚才派遣俞浩庆等11 人赴日本官费留学。可见起步是晚于其他省份的。② 发展快。根据李喜所统计，1902 年和1904 年留日学生总人数分别约为：570 人和2 400 人，各省人数如表1。
分析表1 数据：两年间湖南留日学生的人数翻了三番。从位居第六，一跃为第一；人数比例也从7.3%跃升至15.1%。可见其时，湖南留学运动发展神速。③ 范围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年龄悬殊。如1903 年杨济昌一行35 人经上海乘船赴日留学。同行的石醉六后来著文写道：“这次东行，同伴三十余人，年龄大的如杨昌济，将近四十岁，小的如梁焕庭，不过十二岁。[3]”二是地域广泛。湘籍留学生遍布全省大多数县市除长沙及其周边以外，较偏远的龙山、永顺、麻阳、淑浦、绥宁、桂阳、嘉禾都有被送的留学生[4]。三是女子留学异常活跃。据谢长发统计，至1904 年止，留日女学生不足百人，而仅1905 年一年即有王恒之与20 多位湘籍女生自费东渡留学，是年7 月湖南又首次选派了20 名官费女留学生。与之比较的一个数据是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1922 年全国仅有女大学生887 名。19 世纪以来，包括“湖湘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剧烈冲击，大批归国留学生带回来的新文化、新思想对“湖湘文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湖湘文化”以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吸收了其中的精华，发挥自身的优秀特质，衍生出了“湖湘留学文化”。“湖湘留学文化”也就是在留学热潮中，指引湖湘学子认识外部世界的思想方法和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进行的独具特色的留学实践，这是一种不同于沿海发达地区留学文化的地域文化，是近百年来湖湘学子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二、“湖湘留学文化”的精神实质与创业实践“湖湘留学文化”源自于“湖湘文化”，是“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后，互相融合的产物，其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承了“湖湘文化”中心忧天下的传统。心忧天下的思想源自“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情怀中；形成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利他主义中；体现在“身无半亩，心忧天下”[5]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上；落实于“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勇于牺牲精神上。湖南留日学生对国家、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东渡扶桑，一边留学一边利用清廷无力控制海外，大力筹措经费，发展武装、组织武装起义，奠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的基础。根据粗略统计，在辛亥革命和民国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湖南留日学生就有黄兴、宋教仁、蔡锷、谭人凤、章士钊、杨毓麟、刘揆一、李燮和、焦达峰、蒋翊武、宁调元、禹之谟、胡元倓、覃振、胡瑛、程潜、仇鳌、仇亮、陈家鼎、周来苏、范治焕、陈作新、苏鹏、石醉六、唐群英、程子楷、范源濂等。
二是继承了“湖湘文化”中“敢为人先”的精髓，融入了西方文化中的“探索精神”，形成了“湖湘留学文化”特有的“勇于创新”的精神。“敢为人先”强调的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勇于创新”则突出的是探索“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应该说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创新精神”。“湖湘文化”吸收、包容了西方文化中积极的成分之后，衍生出“湖湘留学文化”的核心就是“心怀天下”“勇于创新”，这是对时代、对历史的责任担当，是对未知世界的大胆探索和勇于实践。
湘籍留学生归国后，运用“湖湘留学文化”中的创新精神具体指导创业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以创办新式学校为例。有胡元倓创办的享有“北南开，南明德”之美誉的明德中学，龙拔瑞、俞蕃同创办的民立湖南第一女学堂；朱剑凡创办的周南中学；杨度的夫人及胞妹组织的实业女学社；龙汝翼等人开办的蚕业学校；曾宝荪和曾约农姊弟俩创办的艺芳女校；陈润霖创办的楚怡学校；何炳麟创办的岳云中学等。
以创办实业为例。有黄兴与湖南实业界人士一同创办了湖南五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汽船有限公司等多种实业团体；禹之谟在湘潭县创办湘利黔织布局；梁焕奎兄弟创办的华昌炼锑公司；曾任纽约五金同业公会主席的李国钦在美国纽约设立华昌贸易公司；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聂其杰创办的恒丰纺织新局、大中华纱厂和与他人共同创办的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公司、中国铁工厂、中美贸易公司及上海纱布交易所；中国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创立的中第一家现代化工企业——久大精盐公司，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建立了独立的中国第一家专门的化工科研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建立的中国首座合成氨工厂——永利南京硫酸厂……
当然，最大的创业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细数当年的“创业团队”，党：中国共产党七大政治局的“五大书记”中有2 位湘籍留学生；政：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3 位成员中有7 位湘籍留学生；军：十大“大将”中有2 位湘籍留学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留学文化”中的创新创业精神一方面来自“湖湘文化”的博采众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最终成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她与不同民族文化间不断地交融，与不同地域文化间不断地交融，与不同学派间不断地交融。
另一方面，西方近几百年来，突破了“黑暗的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思想对人的束缚后，在“文艺复兴”大旗的指引下，西人的思想异常活跃，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这些发现和发明应用于生产，使“工业革命”进入加速时代。产品的产量和品种以几何级数增长，经济也随之飞速发展。巨大的成功强烈地刺激了人们的探索精神，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又使他们的思路进一步开阔。勇于发现，敢于冒险，不断实践成为西方的现代创业理念。
正是上述两个原因，使“湖湘留学文化”成为充满活力，不断创新创业的新型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