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国时期，农民往往会因战乱、灾荒、苛政等原因而辗转他乡，成为流民。《商君书·徕民篇》应为秦昭襄王时商鞅后学所作，该篇作者根据秦与韩、魏的国情对比，提出一种优待移民，进而削弱敌国，并增强自身实力的战略。但综合史料记载，秦国应该没有实施这一战略。
关键词：《商君书》;《徕民篇》;移民;战略
中图分类号：K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136-02
战国时期，人口流动是一种普遍想象。不仅士人为追求功利或政治理想而往来于诸侯间，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农民也会因种种原因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农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重农思想成为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和开明君主的共识。而招徕游民成为本国的编户齐民必然有利于国力的增长。
一、战国时期大量农民沦为流民
与一般印象里农民安土重迁的形象不同，战国时期的社会中存在大量沦为流动人口的农民。黄歇说秦昭王称，韩、魏因长年与秦交战，“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1]。孟子对邹穆公说：“凶年饥馑，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而君这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2]因战争、饥荒而被迫成为流动人口的数量相当庞大。《周礼》中也有关于安置移民的构想：“凡新氓之治皆听之，使无征役，以地之■恶为之等。”[3]因为战争、饥荒的直接刺激是战国时期出现大量流动人口的主要原因。与春秋时代相比，战国时代的战争更加频繁，规模也更大。战争性质从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变为兼并战争。各国忙于兼并土地，造成了各国边界时常变动，这显然为各阶层人口的流动创造了条件。而战争对社会经济尤其是战场附近地区具有巨大破坏性，为躲避灾祸，边境居民势必会选择流亡他乡。由于天灾人祸引起的饥荒也是造成人口流动的直接原因之一，如前文提到的邹国，凶年统治者不安抚人民，人民只能选择流亡。
战国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为农业生产中个体劳动取代集体劳动创造了条件。旧有的血缘部族解体，原本在宗法制度束缚下的劳动力得以独立发展。匹夫匹妇们辗转流徙，重新选择生活出路成为可能，统治者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处理人口流动的问题。
二、《徕民篇》所提出的招徕移民战略
《徕民篇》对比了秦与三晋的国情，“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地。”[4]认为秦国土地有余而不能尽用。与秦接壤的三晋，尤其是屡屡被秦攻击的韩、魏两国，“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韩、魏两国土地少而人口多，人民户籍册上无名，也没有国家授予的田宅，以经商为业，辗转各地的人过半。这与秦国的国情形成鲜明的对比。韩、魏之民迫切需求的就是田宅，这正是韩、魏所缺少而秦所多余的。但是韩、魏之人还是不愿到秦，是因为“秦士戚而民苦也”;秦国不能争取三晋游民，是因为“爱爵而重复也”。秦之人生活困苦，爵位不易得，徭役难以免除，是以韩、魏之人不愿到秦定居。
《徕民篇》反对秦的官吏“秦之所以强者，其民务苦而复爵重也”的观点，然而在此种观点主导下，“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秦虽能在战争中不断取胜，但三晋却不向秦屈服，秦国虽然能扩张领土，却不能得到三晋的人口。接着，作者向秦王提议：“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对于从别国投奔到秦国的人，免除其徭役、三代之内不参与战争，秦国境内的陵、阪、丘、隰之类不适合耕种的土地免收十年赋税，这样做足以增长百万人口。
作者再点出当此时秦国面对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但如果招徕三晋之人到秦国务农，而让秦人从军在外征战，“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秦国虽然屡战屡胜，但自身也折损不少，如果实行“徕民”策略，则不仅“损敌”，而且还能达到和打胜仗一样的效果。实行“徕民”策略的成本比打仗低，效果却会比打仗好。“徕民”并不是一时战术，而是一种长远打击对手，强大自己的大战略。《徕民篇》称“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己”，似乎作者之前已经向秦王提过这种建议却被秦王否决了。
三、《徕民篇》写作背景推测
《徕民篇》成文年代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后人托名伪作，二是作于秦昭襄王后期或孝文王或庄襄王时期，三是秦王政时尉僚所作。一般认为，《商君书》不是商鞅本人著作，但其可以反映战国法家思想，应视为商鞅后学所作，基本为学者公认。《徕民篇》不是商君本人所作，铁证如山，无须多辩，但笼统的认为其是好事者故意伪作则又尚需斟酌。从《徕民篇》行文语气来看，应当是秦国大臣向秦王所上奏疏，其处处为秦国长远利益着想，不像是纵横家的辩词或三晋的缓兵之计。
徐勇《〈商君书·徕民篇〉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蠡测》一文另辟蹊径，认为是前242-前230年之间尉僚所作，罗列十条证据指陈本篇是尉缭入秦后“与秦王政的谈话记录，似可作为《尉缭子》的一篇佚文来对待”[5]。在无确凿证据前，此可视为一种假说。
篇中提到长平之战，是为前260年长平之战结束后的作品。《徕民篇》中称：“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这是断定《徕民篇》写作时代的关键。但所谓的“四世”如何计算，在学者当中颇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此四世当是按秦国君主世系计算，即指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四世;而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四世应指魏国自魏襄王以来的四代国君——襄王、哀王、昭王、安■王，蒋礼鸿先生《商君书锥指》即主此说。而魏襄王与魏哀王实则一人，为太史公误记，“尉缭”说以魏国四世为襄王、昭王、安■王、景■王，魏景■王于前243-前227年间在位，与秦王政同时。从全篇内容来看，《徕民篇》通篇都是站在秦国的立场立论，谋划秦国的战略利益，三晋只是一个比较的对象和参照系，作者的用意并不在三晋而在于秦，“四世”如解为魏国的世系则不伦不类。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增强，在对三晋的战争中也是屡战屡胜。因此，说秦国在孝公时开始强大也是合乎实际的。尽管秦国对外作战也曾有过失利，但是从总体上看，秦国的国土和实力仍在不断扩大。秦昭王时期，秦国的优势更为明显，本篇提及的三大战役均是以秦国的获胜而告终。综上所述，《徕民篇》应为秦昭襄王晚期的秦国大臣向秦王所上奏疏。 长平之战胜利后，秦国在军事上对三晋已呈绝对优势，而摆在昭襄王面前的则是相国范雎与大将白起之间将相失和。长平之战后，白起力主一举消灭赵国，而范雎接受赵国贿赂，又不愿白起继续立功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以秦兵疲惫，急待休养为由，请求允许韩、赵割地求和。昭襄王应允。韩割垣雍，赵割六城以求和。白起闻知此事，从此与范雎结下仇怨。不久赵王听信虞卿建议，与诸侯合纵抗秦，拒绝割六城予秦。秦昭襄王气急败坏倾全国之力伐赵，欲以白起为将攻邯郸，白起认为不应该继续进攻赵国，“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白起称病拒绝执行命令。后来邯郸之战，秦国失利，昭襄王更迁怒白起，范雎趁机进言逼死白起。“徕民”战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的。一方面秦国虽然在战场上屡战屡胜，但自身也损失不小，继续休整，敌国也能得到休息。“徕民”可以解决两难的问题。
昭襄王后期的国际形势已与秦刚变法时大不相同，在秦的法家捕捉到这一点，试图修正秦国的战略方针，从不遗余力追求强兵转而开始考虑秦国的长远安定。
四、秦国并没有实行“徕民”战略
那么，秦王是否采纳了“徕民”战略了呢？《徕民篇》对秦国一贯“重刑轻赏”的做法颇有微词，而这却恰恰是商鞅立法的一大原则。《去强篇》称：“重罚轻赏，则上爱其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其民，民不死上。”《画策篇》称：“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赏善之不可行也，犹赏不盗。”徕民的具体办法，即通过赏赐爵位和免除三世赋税来招徕三晋之民。这一点也与《商君书》一贯的立法原则相悖。《农战篇》称：“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使人民唯有从耕战中才能获得官爵，是《商君书》一贯的主张，而降国内民众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显然不利于法令贯彻，这是法家所忌讳的。昭襄王本身也是秦法的坚定拥护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
秦大饥，应侯请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清发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与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一曰：“令发五苑之■、蔬、枣、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与无功争取也。夫生乱，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释之。”
可见昭襄王坚守“重罚轻赏”的原则，对人民毫无怜悯之心，让他优待移民恐怕是不可能的。昭襄王死后，秦国王位更迭频繁，但对外扩张却没有放缓的迹象。从现有资料来看，找不出切实证据证明秦国实行过“徕民”策略。相反，秦《游士律》中有专门打击秦人流亡国外者的条文：“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6]已经逃亡者无法施加刑罚，但协助秦人外逃者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可见秦国相当重视人口问题，秦人无故出国是不被允许的。秦国在对外扩张中，新占领土地上的人们也不愿留下来做秦民。《史记·秦本纪》：“（昭襄王）五十一年……西周君走来自归，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口三万。秦王受献，归其君于周。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大概是因为秦国没有实行优待“新民”的举措，秦“士戚民苦”，周人不愿留下做秦民，只能选择向东流亡。如果秦国能实施“徕民”战略，优待“新民”，秦国或可改变短命而亡的命运。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徕民”策略虽与早期法家的思想不尽一致，却是面对形势变化的一种变通，是战国法家一向为追逐功利最大化而变通的具体体现。《徕民篇》问世之后约30年，秦统一中国，其为秦国设计的百年大计也失去了可以实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战国策·秦策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48.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44.
[3]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04.
[4]蒋礼泓.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88.
[5]徐勇.《商君书·徕民篇》的成书时代和作者蠡测[J].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1（2）.
[6]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