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交互性出发，探讨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发生的时空背景。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海防与塞防并存，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空间背景。时空互动下，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是传统与现实之争。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时间；空间；海防；塞防
尹全海（１９６３—），男，河南遂平人，信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河南信阳，４６４０００）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
对历史的定义，尽管有歧义，但都承认：自人类产生以来，历史就是人类在纵的时间上与横的空间中活动的总体。时间和空间是历史存在和演进的基本载体，而且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以分割的；研究历史就是考察人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活动。至于我们说的断代史和国别史，并非历史的本来，而是后人为研究方便起见而设定的研究坐标。
中国历史，就其时间意义而言，设定为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在空间意义上，历经中国之中国史、亚洲之中国史和世界之中国史三个阶段。研究中国历史，无论是时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和当代史，还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国之中国史、亚洲之中国史和世界之中国史，都存在时间的连续性与空间的交互性问题。即使在“中国之中国”之时代，研究疆域辽阔的中国历史，忽略空间因素就无法把握区域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如游牧区对农耕区的影响、边疆对腹地的影响等。在“亚洲之中国”之时代，中国影响亚洲，亚洲亦影响中国，此时的中国历史，既是亚洲的中国历史，也是中国的亚洲历史。进入“世界之中国”之时代，即近代中国史，“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1]中国历史已融入世界历史中，彼此激荡，息息相关。因此，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如梁启超、罗家伦、蒋廷黼、陈恭禄、郭廷以等，都特别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交互性，并将其视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法。如罗家伦先生所言：“近代史的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阶段。就历史的连续性而论，不是说近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可以不问过去的一切；就历史的交互性而论，则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2]遗憾的是，开拓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方法，在中国内地长期中断，导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段和研究对象日趋缩小，学科体系受到挑战，近代史被边缘化。为摆脱中国近代史研究之困境，章开沅先生提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路在于“上下延伸，横向会通，走出中国近代史”。[3]其中，“上下延伸”的实质就是历史的连续性，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横向会通”就是把中国史当作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走出近代史”的核心仍然是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交互性，承续先贤之高论。
１８７１年沙俄以“代为收复”为名，占领清朝西北重镇伊犁；正当清政府大军西征，收复新疆之时，１８７４年日本以台湾生番杀人为借口，出兵台湾。“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清王朝面临来自陆海防务的双重威胁，内部发生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论，起因于“伊犁事件”和“台湾事件”之重合，看似“偶然事件”，实质是时空互动的必然结果。时间上表现为：近代以来，中国地缘环境经过长时段演进（从陆权国家变成陆海复合国家），最终形成的地缘政治弱点（地缘战略上的两难选择）在一个具体“事件”上的集中体现；空间上则表现为：它是全球范围内欧洲对亚洲的支配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的产物。本文即以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之时空背景为例，探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
二、时间背景：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及其地缘政治特征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论，缘于对国家安全防御方向的不同判断。根据国家陆海分布与国家安全的关系，陆权国家（或内陆国家）只有单一的塞防问题；海洋国家只有单一的海防问题；只有近代陆海复合国家才会面临海防与塞防并存的问题。据此，我们认为：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海防与塞防并存，是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
一般地说，一个国家的地缘环境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两部分组成；其演进与变迁包括相对稳定的自然因素和因全球及周边国家或国家集团兴衰而引起的人文因素两部分。其中自然环境的演进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是一个长时段进程。中国自然环境之演进也不例外。中国自古雄居东亚，背靠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濒临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北部陆疆，开阔而漫长，缺少天然屏障，即使拥有最原始的进攻武器，亦可长驱南下。所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很早就开始承受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周而复始的侵扰。与此同时，由于航海技术落后和海洋知识的贫乏，人们征服海洋的能力十分有限，海洋对交通的隔绝作用大于联络作用，对于国家安全而言，东南万里海疆犹如一道不可逾越的“海上长城”。１９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一直没有遇到来自海洋方向的对中国主权产生影响的安全威胁。事实上，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塞防而没有真正的海防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海防与塞防之争论。长期的地缘政治实践，中国由此形成了重北轻南、重陆轻海的地缘政治观：一方面，面对来自北部陆疆的安全威胁，防御也主要集中于此，自先秦至明朝两千多年，历代中原王朝不惜耗尽国力修筑长城，以此扩张地理屏障，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另一方面，由于农耕文明对海洋的畏惧，其安全空间和生存空间的开拓也主要在陆疆，比如，从张骞到左宗棠持续两千多年对西域的经营。随着工业革命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远洋航行不仅打破了世界文明之间的孤立状态，使各文明之间大规模直接交往成为可能，而且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多了一个方向。中国单纯陆上防御的时代由此结束。１５１５年葡萄牙人在东南沿海出现，导致中国海疆屏障出现破裂，可以看作中国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复合国家演进之始点。三百多年后，１８４０年英国人跨洋越海，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海疆大门，根据《南京条约》开放的五个口岸都是清王朝的海疆门户和海防前线。“中国海疆从此进入了恶浪汹涌、警报迭起的时代”，[4]中国地缘政治特征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东南海疆“重洋之险”而今成为外敌入侵的主要方向，中国从此成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
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陆海复合国家更多指背靠陆地与一国或多国为邻、又通过海洋融入到世界体系中的国家，特指地理位置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其地缘政治关系比岛屿国家和大陆国家要复杂得多，它必须在大陆和海洋两个方向处理与他国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个强大的或正在崛起的陆海复合国家，会遇到来自海陆两个方向的战略吸引和发展机遇；一个弱小的或衰退中的陆海复合国家往往处于海陆强邻夹击之中，形成两强（或多强）夹一弱的局面。１９世纪中叶以后的清王朝显然是一个衰退中的帝国，显然没有机会在陆海两个方向拓展发展空间，而是面对陆海强邻的两面威胁。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政治特征使清王朝的安全防御方向从单一的塞防变为海防与塞防并存；国防资源的积累和使用要分散在陆海两个方向。优先发展海军还是陆军、有限的国防资源集中于海防还是塞防等一系列问题由此而产生。海防与塞防之争，便是上述一系列问题之一。
三、空间背景：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及其扩张政策
近代以来“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论亦如此。如果说中国地缘政治环境之自然环境的演进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人文环境的改变则是一个空间问题；如果说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及其地缘政治特征，使清王朝的安全防御在客观上又多了一个方向，为海防与塞防之争论提供了一种可能，那么，沙俄和日本成为清王朝的陆海强邻，并从陆海两个方向同时威胁清王安全朝时，对清政府来说已是必须作出选择的现实问题。
中国自古无强邻，在东亚长时间享受着“独尊”地位。满清王朝入主中原，表面上继承了中国传统地缘政治格局，“本部居中，外有藩部，更外有属国，相互拱卫”，保持着“以藩为屏，天子守在四夷”的防御体系。１７９２年尼泊尔向大清称臣后，乾隆皇帝声称“环视宇内，皆为属国”，事实上，“大清开国伊始，就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处于被外部世界从宏观上影响与制约的态势中”。[5]在全球工业化浪潮和殖民体系冲击下，清王朝的邻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在东亚长时间享受的“独尊”地位。沙俄原是一个欧洲国家，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以前，与清朝东、北、西三面无定界。１６８９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才确定了两国在东部的邻国关系。但当时的大清帝国臻于鼎盛，把沙俄视为贡国而不是强邻；沙俄通过“屈尊容忍的代价，满足了满人理藩心态之后”，以一个朝贡藩属与清朝通商。也就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同一年，彼得大帝执政，俄国拉开了全面近代化的改革序幕，很快成为横跨欧亚两洲的军事帝国。１７０３年建成的波罗的海舰队有战舰４８艘，浆帆船８００艘；１７０８年俄国陆军已达十一万三千人。１６０年后，俄国已是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强国。自１８５８年《瑷珲条约》，至１８８４年《喀什葛尔西北界约》，历时２６年，中俄之间先后签订了１７个疆界条约，确定了两国在东、北、西三面长达两万里的接壤边界，俄国遂成为清王朝的陆上强邻。日本在历史上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悬于太平洋，与中国隔海相望。当然历史上中国人对日本并没有贬义或歧视的内涵，仅仅指其国小民寡。明治维新后，日本效法泰西，“脱亚入欧”，走上扩张道路，“北征”、“南下”，遂有出兵侵占中国台湾、兼并琉球、殖民朝鲜之举，其势逼于我东北，成为清王朝的陆海强邻。尽管清王朝的保守势力仍以大国心态看待日本，对明治维新的成就不以为然，但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承认日本已由“东夷小国”变为东方第一强邻。１８７４年台湾事件后，李鸿章在一份奏折中承认，日本近年“改变旧制，习西洋兵法，仿造火车，添置电报；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
根据地缘作用递减规律：与一个和平友好国家为邻，会因为它是你的邻国给你带来更多的利益；与一个扩张型国家为邻，也会因为邻国关系给你带来更多的灾难。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并成为清王朝的陆海强邻，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甚至影响着中国未来的选择和发展方向。沙俄和日本在东亚的扩张政策，除制度因素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很早就横卧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沙俄，因其大部分国土在高寒地区，地薄人稀，又没有自己的出海口，严重束缚其扩张进程，因此，彼得大帝的强国之路是由铁血战争铺就的，彼得执政３５年，完全和平的日子只有２５个月。克里米亚战争（１８５３——１８５６），俄国失去了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利，西进受挫后，在东亚建立不冻港，进入太平洋，成为沙俄无怨无悔的追求。沙俄的“远东政策”，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在东亚获得出海口，进入太平洋。而位于“边缘地带”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稀少，缺乏战略纵深。日本政治家对他们的地理环境十分不满，不甘处岛国之境，一心想在大陆获得领土，作为其发展空间。１８５５年改革派吉田松阴就构想在无力与西方列强抗衡的情况下，可首先征服中国和朝鲜。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大陆政策”。１８７４年日本出兵台湾，是其“大陆政策”的初步尝试，具有必然性，可以说日本入侵台湾是其“大陆政策”从构想到具体实践的一个标志。处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沙俄和位于“边缘地带”的日本，如同从陆海伸出的“两只钳臂”卡向大清帝国，把清王朝作为他们追求的地缘政治目标和扩张对象。近代历史证明，沙俄和日本因其与中国的邻国关系及其国家性质，给中国带来的灾难最多，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也最大。沙皇俄国是近代攫取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强占和攫取中国共计１５０万平方公里土地，相当于３个法国。至于日本，“是欠中国的帐最多的国家，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日本曾强占中国很多地方，其中占领台湾５０年；强迫清政府开放通商口岸２８个，占近代约开商埠的１／３；强占租界８个，占列强在华租界总数的１／３。
四、时空互动：海防与塞防争论之实质
关于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之性质，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湘淮集团利益之争”、“爱国卖国之争”，还是“两种战略之争”，都是同一个视角下的结论，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事实上，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传统与现实之争，只不过这一实质隐含在防日与防俄之争表象之后而已。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第一阶段，即“复奏”阶段，表现为防俄与防日之争，是一个空间问题。争论的实质是，沙俄和日本谁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对此，清王朝内部出现了防日派和防俄派。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等认为，日本是清朝最大的敌人。“复奏”阶段，朝廷收到的第一个奏折就是文祥的（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他认为防日是当务之急，而购铁甲舰是防日的必备武器。文祥称：“目前所难缓者，惟防日本为尤亟。以时局论之，日本与闽浙一苇可航。倭人习惯食言，此番退兵，不能保其必无后患”；“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殛求整顿，一旦生变，更形棘手。”直隶总督李鸿章曾“对于中国在反对西方侵略的斗争中实现中日合作，抱有某种模糊的希望”，称日本与我为近邻，“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１８７４年日本入侵台湾，李鸿章改变了对日本的看法，彻底放弃“联日制俄”策略，转而力主“联俄制日”，他确信，清朝的边患已由西北陆疆转到东南海疆；清朝的最大威胁不是英国和沙俄，而是“阴柔而有远志”的日本。李鸿章后来承认不惜暂弃新疆，全力经营海防，打造北洋海军，主要是为了抵御日本。原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日俄之间，日本更可怕：俄人对我“不过得步进步，志在蚕食，不在鲸吞”；倭寇则“志在鲸吞，而不在蚕食”。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都认为，台湾为清朝第一门户、防海之要地，“此倭人所以垂涎也”。李鸿章等洋务派，在海防问题上虽有“海防论”和“江防论”之分；在购买军舰问题上有“造舰派”和“买舰派”之别，但他们的防御方向都是出兵台湾、窥视中国的东洋日本。与此同时，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江苏巡抚吴元炳、山东巡抚丁宝桢等认为沙俄是最大的敌人，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奏折中对日俄两国的分析，得出了与丁日昌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说：“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醇亲王奕环把文彬、吴元炳、丁宝桢等人的“严备俄夷论”，称为“急应筹办要务，切近之忧，甚于海防。”通政使于凌辰的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称“外患莫大于俄夷，尤莫急于东北”。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防俄之急，在西北”。于是，防俄派又有“东北”和“西北”之不同。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第二阶段，即“廷议”阶段，表现为传统与现实之争，是一个时间问题。争论的实质是何以救国，是固守封建礼教典章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为此，清王朝内部形成了传统派和洋务派。以大理寺少卿王家壁、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的传统派，梦想以“天朝上国”文物制度抗衡西方工业文明，以“天朝礼治文化”应对西方强权政治；固守“重陆轻海、重北轻南”传统观念，无视西方列强已从陆海两面入侵的现实，反对学习西方，反对筹建海防，并认为李鸿章的海防主张和洋务活动是“以夷变夏”，是卖国。通政使于凌辰的奏折（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称，在“复奏”阶段疆臣的奏折中，诸如“战胜在朝廷，固结民心，预防俄夷，专重陆军皆切中要肯”；“惟丁日昌、李鸿章罗列洋人造船，简器；复请各督抚设立洋学局，另立洋务进取格，是讨好外夷。”他认为“布置一切防夷事宜，非不简器，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非不练兵，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派因反对海防，而主张塞防，与左宗棠的塞防主张有本质区别，并非出于国家战略考虑，而是认为西北是“祖宗基业”，万不能丢；其思想深处仍以大国心态评价日本，对日本的强盛不以为然。１８７４年４月１７日《申报》之《再论东洋将征台湾事》称：“该国因得西式之船，效西式之兵法，不过如此而已。……东洋人且不忘其己之为国不过区区，中国之为邦严严广大也。”[11]认为日本效法泰西，也不能改变其小国寡民之地位。从本质上讲，传统派反对海防，是反对洋务，反对变法，反对学习西方。李鸿章等洋务派面对现实，承认落后，坚决主张“舍变法用人”不足以自强；舍洋务不足以御侮。传统与现实之争，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深化，争论的实质是何以救国，是固守传统礼教还是承认现实？是坚守封建典章制度还是引进西方现代文明？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论，从“复奏”阶段到“廷议”阶段，经历了一个从空间意义到时间意义的转化过程，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防日与防俄之争是表象，传统与现实之争才是实质。“复奏”阶段的防日派往往是“廷议”阶段的现实派；“复奏”阶段的防俄派大多是“廷议”阶段的传统派（左宗棠事实上是海防与塞防并重论者，不是“塞防派”），防俄的背后是重陆轻海。只有把海防与塞防之争放在“更为绵长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空间里”，才能发现海防与塞防之争何以发生；只有通过海防与塞防争论过程中从空间意义向时间意义之转化及其互动关系，才能发现争论背后的实质问题。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结果，清政府选择了海防与塞防并重，即防日与防俄并重、西北与东南并重；既保证台湾的安全，又维护新疆的完整，既维护了传统又关照了现实，是一种典型的理想主义选择。但实践证明，海防与塞防并重战略，既不能改变清政府面临的安全环境，更不能消除来自陆海两面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