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22日西安革命党就举行起义，陕西成为了全国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之一，也是辛亥革命中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省份，陕西辛亥革命在同盟会的组织与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革命力量不断壮大，革命事业蓬勃发展。
关键词：陕西辛亥革命；同盟会；井勿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统治，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是一次真正从思想和政治上深入人心且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场革命过程中，陕西率先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树立起了民主革命斗争的旗帜，井勿幕、康宝中、白秋骇等积极投身于革命，在以同盟会为组织核心的领导下拉开了陕西革命活动的序幕。
一、陕西同盟会的成立
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陕西处在清政府黑暗统治的阴霾之下，百姓一边遭受饥荒之苦，一边饱经剥削与镇压。时逢饥荒，食草根树皮者莫不皆是，鸦片入陕，白银外流，男丁身体每况愈下，无心劳作，百姓生活民不聊生，民间起义不斷，清政府对内予以镇压，对外割地赔款，屈膝投降。陕西的资本主义工业也并不发达，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形成，陕西民众同其他省份百姓一样，深受清王朝统治之毒害，怨声沸腾。
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激起了陕西人民的反抗，陕西留日学生成立的同盟会陕西分会在陕西辛亥革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1904年起陕西留学日本热潮的兴起，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资产阶级爱国知识分子，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吸引了不少的陕西籍留学生加入，他们之中的井勿幕、张凤翙、赵世钰等人深受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洗礼，率先加入中国同盟会，后根据孙中山指示回陕西开展革命活动。经他们的努力借用日本东京“明明社”楼上的一间大房子召开了成立大会，同盟会陕西分会由此成立，白秋骇当选为会长，陕西辛亥革命开始走向有统一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正规道路。[1]陕西留日学生在同盟会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联合陕西省内革命团体和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积蓄革命力量。
陕西同盟会的成立也离不开外省革命党人的帮助，成员活动多与外省同盟会一起进行。井勿幕15岁时到四川并与四川友人一道东渡日本，与四川同盟会会员熊克武、但懋辛相交甚好，因此也经常参加四川同盟分会的活动；甘肃的日本留学生与陕西同盟会会员一起在东京成立了陕甘同盟会支部，甘肃留日学生张赞元任支部事务员，井勿幕为负责人，陕甘一带经常有陕西同盟会的身影；赵世钰等人与山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联络频繁，经常参加山西同盟分会的活动。陕西同盟分会的成立也得力于外省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与外省同盟分会开展合作中，不仅加强了联系，也为陕西培养了干部，对推进陕西革命以及全国辛亥革命的形势有很大的帮助。
二、陕西革命的爆发
1906年发生的农民“反对盐斤加价事件”、“反对西潼铁路加收亩捐事件”进一步使得陕西革命气氛不断升温。陕西同盟会为了更好的配合省内革命斗争，便同甘肃留日学生一起先后创办了《秦陇》、《夏声》、《关陇》等革命刊物作为联系各方进步力量的枢纽，在传播革命舆论、唤起民众意识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由于同盟会在国内发动的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等活动都基于革命力量对比悬殊过大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在以井勿幕为首的陕西革命党人就积极的参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四省协会搞的各种革命斗争活动中去，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各省分会领导人的联席会议，省内外革命党人互相鼓励支持，有序一体化开展活动，对革命帮助极大。与此同时，正值革命势头发展正猛之际，四川爆发的人民护路风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四川人民争取修路权的消息传到陕西后，这恰好给了陕西革命党人信心和力量，1910年5月初，井勿幕遵照孙中山先生指示从上海回到西安，策划在较东南之交通相对闭塞的西北地区发动起义。之后井勿幕就在陕西泾阳举行“柏氏花园同盟会会议”上宣布这一内容，并做出了联络陕西新军、哥老会、刀客等势力共同起义的决定。在起义前陕西同盟分会切实加强军队训练，并派专人到上海购置枪支弹药作战武器。陕西同盟会、哥老会、刀客等力量汇聚在一起，起义条件逐渐成熟。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不久后，陕西各革命阶层在10月22日召开林家坟会议，并在会上决定就在当日进行起义，张凤翙任起义总指挥，钱鼎任副指挥。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军装局，攻下满城，省城战事很快结束。[2]为了统一民军，加强对新生革命政权的巩固，10月25日起，同盟会革命党人同新军以及哥老会首领决定正式成立军政府，陕西起义一举取得成功。
三、陕西革命中同盟会的作用
在以井勿幕为首的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是陕西辛亥革命的策划者、组织者、发动者。为了争取到哥老会，同盟会以其首领张云山所在的“通统山”为基础成立了“同盟堂”，同盟会员钱定三（新军一际三营督队官）、张宝麟（新军炮兵营中队排长）、邹子良、马开臣等人先后加入，同盟堂成为了联络会党和新军的秘密组织。[3]同年10月，同盟会召集会党和新军中的会员在大雁塔开会，决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调整为“土地国有”，并组织祭扫黄陵的活动，祭文中明确提出“驱除鞑虏、光复故物、扫除专制政体、建立共和国体”的政治口号，并向中华始祖宣读反清誓词。后来，在大雁塔会议上，同盟会会员和新军军官钱定三、张伯英（新军炮兵营右队排长）、胡景翼、张云山、万炳南（均系哥老会首领）等三十余人成立了统一组织“三合会”，共图大举。同盟会将新军和哥老会两方面力量联合起来，二者后成为了响应武昌起义的主力。
同盟会虽然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发起者，但实际上其在革命过程中军事战略地位是处于劣势的。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时，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形势非常紧张，却正逢井勿幕不在西安，于是钱定三、张伯英等当机立断并很快同新军、哥老会取得联系，决定在10月29日起义。这便对起义后军政府的领导权有所影响，起义军攻下省城后，哥老会掌握了省城实权。
省城的迅速光复，也主要依靠的是新军和哥老会的武装力量。起义成功后，哥老会便一举成为了省城最有组织的团体。哥老会作为攻城主力，在战斗中不仅得到了大量武器，还趁机招揽哥弟扩大队伍，起义后的哥老会扩到了30个标。而且，哥老会还在新军中建立了“舵”，各“舵”只听从哥老会的指挥，对革命军不屑一顾。尽管经郭希仁的调和暂时缓解了哥老会和新军的矛盾，但哥老会最重要的两个头目万炳南和张云山，张云山在任兵马大都督后，在交通要道和州县遍设“码头”，办理军务之余牟私利，涉民政，扩充哥老会队伍。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方面，同盟会都处于被动，不占优势。
在革命过程中，同盟会内部结构也是错综复杂，问题重重。由于西安起义时井勿幕未来得及直接领导，钱定三等人又将领导权让给张凤翙，再加上资产阶级分子对革命的认识不清，最后致使各种人物混进革命队伍窃取革命成果。有的地方光复后，旧知府只把龙旗换为白旗，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新知府；有的地方如汉中各县，联合宣布独立，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相互妥协，实质却未发生变化；新军中的陈树藩，最初并不同情革命，起义发生时才急忙找人填了一份同盟会会员证，后竟以革命的身份到司令部參加工作；恶贯满盈的西安知府尹昌龄竟也钻进了陕西军政府任职。同盟会成员队伍的不纯洁性导致革命中旧的势力超过了进步的革命势力。
起义成功后，同盟会在军政府中的地位也并不重要。有的没有在军政府中任职，有的即便任职了其职位也是无关紧要。井勿幕仅出任北路招讨使，以召集各路游侠保卫地方为任务，明显没能进入军政府领导核心；景定成出任了山西军政府政事长官，并不在陕西；积极宣传革命并创办了健本学堂、公益书局的焦子静也只是出任渭北民团使；曾积极联络刀客的李仲三任东路招讨使。军政府的29人名单中，也只有宋元恺、高祖宪、曹澍、南兆丰、郭希仁5人是在革命前加入的同盟会，但所占比例非常小，且大多不在重要职位。财权与兵权都掌握在哥老会手中，张凤翙并没有实权，郭希仁只在张凤翙下面做个秘书长之类的官。综合多重因素下，陕西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就被这样被窃取。
四、总结
陕西辛亥革命有力支援了南方地区的革命政权，在革命中又同活动于西北地区的外省籍革命同仁互相学习，对全国革命形势的深入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新军起义，陕西光复都是近代以来陕西重要的历史大事件。但如此高涨的革命运动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坚强的核心来领导，这也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不论是陕西军政府，还是省外新伊大都督府、甘肃临时军政府，各地同盟会分散，各处起义队伍也缺乏联系，革命队伍又成员冗杂，没有形成自己赖以依存稳固的革命武装，导致最终只能达成妥协，大好的革命形势转入低潮。[4]
陕西辛亥革命胜利的果实被篡取，反映出了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不彻底，依旧无法避免其失败的结局。同盟会在陕西辛亥革命的作用直接体现在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建设问题上，军政府大权掌握在会党手中，同盟会则处于边缘地位，虽然同盟会代表的资产阶级领导了辛亥革命，但资产阶级并未掌握实权。这也反映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当历史的重任。
参考文献：
[1]尹洁.浅析同盟会革命活动对陕西辛亥革命的影响[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4）.
[2]冯峰.陕西军政府与辛亥革命[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03）：26-32.
[3]孙志亮.辛亥革命在陕西的胜利与失败[J].人文杂志，1981（05）.
[4]王劲，段金生.论同盟会在西北地区的活动[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63-68+151.
张苗苗（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