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泽军
2013年12月底，我调到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后沙峪法庭工作快一年了。有一天，我忽然接到曾经的当事人王大河辗转打来的电话。为了找我的电话，他打听了好久。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他的问候让我心里充满暖意，也让我想起我从前承办的一起执行案件，这件案子前后历时8年才得以成功执行完结。这其中的艰辛，让我记忆犹新。
误入“以车抵债”骗局
1998年10月，我承办一起涉及加工承揽的执行案件。申请人王大河是一家私营企业的业主，执行标的额为3万元。被执行人柳成才原是驻军的一位工兵营长，退役后开始经商。
接到案件的第二天，我和法警与王大河一道赶往顺义县县城西减河南岸的一所院落。经过王大河指引，我看到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人正指着河床里的一台铲车和旁边人说话。王大河说那位中年人就是柳成才，该部铲车是柳成才的经营设备。柳成才见我们走过来，看到我穿着法院制服，还没等我开口，就叫嚣道：“早就知道你们要来，反正我没钱。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没有钱，但是你有财产，法院可以进行拍卖。”我指着停放在于枯的河床里的那台日式铲车说。
“你敢！”柳成才嚷道。
“你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法院就可以查封你的财产。”尽管这是我第一次和柳成才见面，但对他早有耳闻。就在几个月前，在我院承办的另一起执行案件中，柳成才因为对判决不服，他先是扬言炸毁顺义区法院，后又因企图焚毁作为执行标的物的汽车而被法院拘留。
“别，别……铲车我还有用。”刚才怒目的柳成才忽然换了一副笑脸说，“法官，我刚才态度不好，请您谅解。我有一辆新买的吉普车价值4万元，是一位朋友抵账给我的，还没来得及上车牌，但有购车发票，可以将这辆车抵给对方，但王大河得支付1万元差价。”听完柳成才的讲述，执行人王大河提出要先看看车的状况。
跟柳成才来到车库，我们看到一辆崭新的绿色吉普车。此时，柳成才拿出车钥匙递给王大河，让他试试车的性能。王大河开车兜了一圈，让柳成才拿出购车手续。柳成才随即拿出购车发票、合格证、使用说明书递给了王大河。王大河看不出什么问题，就拨通电话派人急速送来1万元钱。
“现在，钱物两清，执行完毕。”双方在执行笔录上签字后，我当场宣布结案。
我心里暗自庆幸，案件进展还算顺利，柳成才或许因为上次执行的事情有了教训，终于知道应该及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没想到，案件横生枝节。
1999年4月，王大河称经检测，吉普车是河北省小汽车作坊拼凑出来的伪劣产品，车管部门拒绝为他办理牌照。为此，王大河要求将该车退还柳成才，恢复执行原来的3万元案款，并让柳成才退回他支付的1万元车辆差价。
望着此刻被查封的组装车，我心情异常压抑。后来，此案交由另一名法官执行。柳成才未改本性，不仅拒绝退车，更反对恢复执行。在僵持中，案件由于没有任何有效信息，无法推进。一晃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此案先后经过三任执行法官，除把那辆吉普车退给柳成才外，4万元案款一直未能到位。此外，柳成才以车抵债的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将经营场所的房产和设备变卖还账了，如今人也不见踪影。
另一边，执行人王大河则不断到院领导那里投诉执行不力，这件案子最终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再接。在这5年之中，在庭务会上每当有人提起此事，我都觉得如鲠在喉，有苦难言。
2004年入冬的时候，庭长将这件案子交回我手上：“这件案子还是由你继续办吧。”“好。”再次接过案子，我倍感压力。
识破被执行人诡计
王大河夫妇马拉松式的告状、上访，将这件案子弄得沸沸扬扬，使我的心理压力与日俱增。
几经艰难的查找，我终于找到柳成才的踪迹。由于退役军官归部队管理，柳成才又回部队营区居住了，而且还从部队领取退休金。
领导指示我与部队联系，扣除柳成才的工资抵偿案款。当我满怀希望踏进军营时，得到的却是部队军官冷冰冰的回答：“我们不经柳成才同意，不能协助你们扣划他的工资。扣工资就是扣军饷，要由中央军委批准才行。”
2005年秋天，执行再次卡壳了。我心中一片茫然，没有任何执行头绪。此时，我突然想起2004年执结的一件案子，有位军嫂曾向法院申请执行她前夫判决给女儿的5000元医疗费。当时军嫂对我说，他前夫是北京市通州区高炮连的一位指导员，正在办理退伍转业手续，马上就要回老家了，请求我务必在他离京前执行。情急之下，我前往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最终，在卫戍区司令部首长的帮助下使该案被执行人及时履行了法律义务。
想到这里，我提笔起草公函。这封公函交到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在我出差回法院的路上，一位驻军军官打电话说柳成才的事可以找他办理。
2006年春天的一天下午，在部队刘副科长的协助下，我终于在驻军营地的一栋住宅楼里再次见到柳成才，他的住所装修豪华。7年未见，柳成才显老了，头发也比以前稀疏了不少。
“还认识我吗？老柳，咱们已经7年多没见面了。”说着，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点了点头。然后，我说明了来意。
“你们还要执行?7年前，你们强行把那辆抵债1年的吉普车退给了我，我当时就不愿意！”柳成才激动地涨红了脸。
“可是，你把一辆不能上牌照的组装车抵给人家，这不是坑人吗？”我平静地反驳他。
此次对话不欢而散。
这次会面之后，柳成才托人给我带来口信，希望和我见面再谈一次。为了能尽快走出执行困境，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按照事先约定，我和书记员来到军营入口处，向哨兵出示证件说明来意。但哨兵称柳成才只同意让我一个人进去。但按照法律规定，与当事人谈话必须是两个人。哨兵不听我们的解释。我为了执行工作顺利进行，只好只身一人走进军营。柳成才迎了出来。但他家的气氛异常诡异，大白天屋里窗帘全部拉下，开着灯照明。当我坐下来从皮包里拿出案卷和笔录纸时，听到旁边卧室的门开了，4名彪形大汉从里面走出来。
“这是我的几位朋友。我请他们一起来帮我评评理。”柳成才简单地介绍情况。这四人分坐在桌子两旁，一言不发地盯着我。
“老柳，你说说，打算怎么了结这件事？”我起初并未在意这一切。
“那我就说说。你看，我被这件案子气成了肠癌。”柳成才边说边拿出一大沓医院的诊断证明和药费单据，“都是王大河来回折腾才导致我得了癌症。我对法院没意见，对你也没意见。”
听着他不停地诉说自己的委屈，再看看周围一言不发一直凝视着我的4名大汉，我意识到柳成才此刻一定是在秘密录音，这4个人是被柳成才请来作录音现场证人的。眼前的一切又是一个圈套。我没有挑破柳成才的用意。此时，我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为缓和这紧张的局面而去曲意附和柳成才，我要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不能说错一句话甚至不能说错一个字。想到这里，我平静地驳斥他对王大河的指责：“这件案子拖到今天不能了结，不能怪王大河，更不能怪法院，因为以车抵债的主意是你提出来的，车是你的，是不是组装车，能不能上牌照，只有你心里知道。”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在我于数天后再与驻军联系时，刘副科长在电话里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吧，你已经被录音了。”我回答道：“谢谢，我当时就知道了。”
军人证号助力执行
此后，我多次与驻军负责对外联络的干部进行交涉，但驻军将协助执行简单地理解为协助法院找到被执行人，不但拒绝协助扣划其工资，而且拒绝提供有效证件号码，甚至不允许对住在营区内的柳成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由于柳成才已经身患绝症，也可能面临看守所无法收监的风险。我觉得所有的路基本已经堵死，唯有另辟蹊径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想尽所有办法后，我认为找到柳成才的银行存款是一条解决途径。但去银行查询存款必须提供柳成才的有效证件号码。如何从驻军那里取得这个号码成为最关键的一步。想起部队的接待人员曾透露柳成才再过一两年要划归地方管理。于是，我决定以此理由要求驻军提供柳成才的身份证号，进而对辖区内各大银行进行拉网式突击查询。为了确保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我第三次发函给卫戍区司令部首长，请求其督促驻军协助执行。
2007年1月的一天清晨，我再次来到军营，找到联系好的负责人。他开门见山地表示，参谋长已经接到上级司令部的指示，命令部队配合法院执行。“请部队协助我们每月从发给柳成才的工资中扣留一部分直至全部案款付齐为止。”我又从卷宗里抽出了裁定书，想试探一下驻军的态度到底发生了多大变化。
“这个问题咱们已经谈过几次，我们做不到。”该负责人摆摆手，挡回了我手里的裁定。
随后，我说明既然部队认为扣工资不可行，那我们可以再等待一段时间。但是，柳成才过一段时间就要转归地方管理了，不知道他会被转到哪里去。为了将来能确认他的身份与地址，请部队协助法院查出他的身份证号。
“这个可以。他没办身份证，只有退休军人证。”这位干事终于答应了我的要求。
百般周折之后，我终于拿到柳成才的退休军人证号码，走出军营的我长出了一口气。次日，我和书记员根据柳成才的退休军人证号码对顺义区内各大银行进行拉网式查询，终于在建设银行查找到了柳成才的一笔21700元的存款，按法定程序进行了划扣。
王大河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喜过望，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8年了，我本来已经不抱希望了，心里憋闷，所以我一直上访，就是想出这口气！”
“这件案子之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一波三折，柳成才隐瞒真相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你也有处置失当的地方。你在得知组装车不能上牌照后没有及时退车．而是拖延了半年还跑了3200多公里。这些事情成为柳成才拒不执行的口实，同时，也使法院错过最佳执行时机。现在，还有一个新情况，就是柳成才已重病缠身。你对此案有什么看法吗？”我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我承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现在的执行结果我很满意，余款我也不要了，只当花钱买教训。”王大河反思道。
柳成才在得知自己的钱款被法院划走后，去部队领导那里大闹了一场，声称自己的工资被法院扣走了，过不下去了，要求部队给予经济照顾。为此，驻军的两位领导找到我。我将整个案情作了详细介绍，并强调这件案子的标的本金是4万元，而且拖了8年，直到现在才执行了2万多元。如果柳成才认为这样执行结果他不满意，那就找到申请人，继续恢复执行，直到本金和罚息全部执行完毕为止。部队领导听了我的话，认为我这样处置合情合理，替柳成才领走了终结裁定。这件案子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提笔拟制裁定时，我不禁心潮澎湃。法官这份工作有汗水，也有泪水，有时候得不到当事人的理解。但每当我看到当事人对法院工作露出肯定的笑容时，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