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黎1，李俊江2
（1.吉林大学商学院/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2.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已实施五年，它是以扩大出口规模、促进就业为目标，追求可持续经济增长新模式的战略。本文分析了该计划实施的进展，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其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效果。虽然“出口倍增计划”的预期目标未能实现，对出口的拉动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其对美国就业、人均收入水平以及投资均显示出较强的正向作用。该计划没有促使美国经济增长实质性地回归出口拉动模式，但却有效地促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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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出口倍增计划”；“再工业化”；马氏距离匹配；双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14-07
收稿日期：2015-05-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对外产业转移研究”（14CJL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有企业境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12CJL045）；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壁垒的测度与规避”（2012BS046）
作者简介：孙黎（1983-），男，吉林长春人，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问题研究。E-mail：sunlee@jlu.edu.cn
李俊江（1957-），男，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研究。E-mail： lijj@jlu.edu.cn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对经济和消费的信心跌至最低，美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为复杂的经济环境，为了夯实实体经济和增加就业，美国对贸易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在“自由且公平贸易”政策框架下实施了众多贸易保护措施，强化了制度在美国贸易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但立法推出了“购买美国货”等贸易保护措施，还出台了包括“出口倍增计划”（实际上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0年3月签署的国家出口倡议）、“再工业化”等一系列刺激出口及相关的政策措施，借此助力已经“金融化”的美国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加速经济复苏并增加就业。
国内外学者对“出口倍增计划”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该计划实施初期，胡拓坪［1］从计划制定的背景着手，分析了美国提出此项计划的原因。PIIE［2］解析了该计划的各项措施，张汉林和魏磊［3］及王丽娜［4］总结了该计划的特点。徐康宁［5］从国际分工角度，黄志龙［6］从计划实施前景，马鑫［7］从全球资源争夺方面预估了该计划的实施效果， Bergsten［8］发现“出口倍增计划”能否成功实施还取决于美元参与全球汇率博弈的结果，美元贬值以及人民币升值均促进美国出口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并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申恩威［9］从贸易摩擦、高科技产品出口和汇率方面进行辨析，Lee［10］、Piffaretti和Rossi［11］提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方式是美国重振出口的关键。在该计划实施末期，华迎和张莉［12］通过相关数据对计划的效果进行了评估，预计该计划不能如期实现既定目标，并由高攀［13］深入分析其落空的原因。
综上所述，一方面，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美国“出口倍增计划”颁布初期，多是对“出口倍增计划”中措施的评判及目标的预测，缺乏对“出口倍增计划”实施过程中的跟踪研究，尤其是对“出口倍增计划”到期后的系统评析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在分析“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和影响时鲜有采用经验研究做支撑，本文的研究将弥补上述两方面的不足。
二、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进展及出口现状
1.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实施进展
本文将奥巴马政府于2010年提出“出口倍增计划”的措施按实施进展归纳为4项，即支持出口实体、促进出口的服务措施及保障、调整贸易政策和促进服务出口并恢复宏观经济平衡。
在支持出口实体方面，TPCC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1月至2012年9月，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ITA）已帮助了约15 000家美国企业实现了总额高达1 840亿美元的出口。仅在2012年，超过2 718家美国公司通过与ITA合作进行首次出口或开拓新的出口市场［14］。同时，ITA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支持了21.78万个和42.93万个就业［15］。
在促进出口的服务措施及保障方面，ITA的国际买家计划招募38 000多个外国买家来访问美国主要的贸易展会，并直接与美国公司进行联系。截至2013年年末，通过该计划达成的出口数额高达2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协调了135个贸易代表团共1 463家公司赴55个国家参展，借此获得了超过220亿美元的出口销售额；美国贸易和发展署（USTDA）不断增加反向贸易代表团的投资，仅2012年使3 400家美国公司与超过450个外国买家对接［15］；2010—2012年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服务中心指导164家农业企业加入农业贸易代表团，创造了3 800万美元的销售额；美国进出口银行于2012年为私人部门无法提供服务的企业提供了357亿美元的授权和500亿美元的境外金融支持［16］。
在调整贸易政策方面，美国正积极地同20多个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包括WTO、TPP和APEC。其中，美国与亚太国家进行的TPP谈判为美国扩大出口创造了重要的新机遇，并支持美国国内高薪酬的就业。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农产品出口和服务出口的重要目的地，仅在2012年，亚太地区吸收了美国60%的产品出口和75%农产品出口［17］。
在促进服务出口并恢复宏观经济平衡方面，2013年美国服务出口总额高达6 817.21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30.16%，较2009年增长了34.01%［18］。在此期间，美国正式进入新的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ISA），TISA其他21个成员方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几乎占全球服务贸易的2/3，同时美国每4个就业岗位有3个在服务部门，推进谈判有助于促进美国服务业出口和相应的就业水平，2012年服务业每出口10亿美元能带动约4 000个就业岗位［19］。
2.“出口倍增计划”实施后美国出口现状
截至2014年年末，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未能体现在出口数据上。虽然该计划实施初期美国出口总额大幅增长（2010年出口增长16.87%，2011年增长14.55%），但是2012年美国出口总额的增长快速回落，仅为4.63%，2013年出口增长进一步放缓，为2.75%。若要实现2010—2014年的出口数额翻倍，则2014年的出口增长率必须要达到38.96%，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最新公布的出口数据来看，2014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35万亿美元，仅比2013年增长了2.86%，与2009年出口总额1.58万亿美元相比较，未能实现翻倍目标［18］。
美国出口促进就业的效果显著。2013年美国出口带动了1 130万个就业，是近二十年来的最高值。其中货物出口带动了710万个，服务出口带动了420万个，每出口10亿美元能带动5 590个就业岗位［18］。2009—2013年经美国出口新增的就业岗位数已达160万个，依此速度增长，到2014年年底实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万个就业岗位的可能性较大。
三、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效果分析
为了考察“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借鉴计量经济学“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和“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进行评估。从世界范围看，“出口倍增计划”一方面，制造了美国出口在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另一方面，又制造了在同一时点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基于这双重差异形成的估计有效控制了其他共时性政策的影响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事前差异，进而识别出促进出口政策所带来的因果效应。
1. 数据描述与变量选择
本文选择了美国50个州和1个特区作为试验组，依据与美国的贸易往来以及GDP等指标，初步确定欧盟28国以及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中国等27国共55个国家作为控制组。考虑到本文是对美国“出口倍增计划”进行经验检验，所以选择了与出口具有较强关联性的指标，即出口额、人均GDP、就业人数、人均收入和国内投资（受制于数据可得性，用特征向量“房屋建设”表征美国国内投资），并将其作为决定试验组和控制组的特征向量。
（1）出口额主要以出口规模来衡量。美国各州出口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中的外贸数据库；欧盟28国出口数据来源于2008—2013年欧盟统计局（EUROSTAT）；其他27国出口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库。
（2）人均GDP。考虑到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供给与需求，美国调整后的人均GDP采用美国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与其排名前20的贸易伙伴国人均GDP 2005年不变价的乘积，数据来源于BEA；欧盟28国调整后的人均GDP数据采用欧盟28国人均GDP与其前20个贸易伙伴国人均GDP的乘积，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调整后的人均GDP采用27国人均GDP与其前20个贸易伙伴国人均GDP的乘积，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3）就业人数。美国各州就业人数来源于美国劳工部；欧盟28国就业人数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就业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4）人均收入。美国各州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欧盟28国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其他27国用人均调整国民收入净额表示，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5）国内投资。美国该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各州房屋建设数据；欧盟28国数据来源于欧盟统计局的企业房屋建设数；其他27国数据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房屋建设数。
将上述变量用于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双重差分方法的作用在于构造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的相关地区所组成的试验组和没有实施“出口倍增计划”的相关地区所组成的控制组，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对比“出口倍增计划”发生前后试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从而检验“出口倍增计划”的政策效果。考虑到作为试验组的美国与作为控制组的其他国家在选取变量之外仍有差距，我们采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尽可能地缩减这种差距，并为试验组地区确定最相近且合理的控制组地区。
2. 数据匹配和检验结果
根据表1的匹配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匹配控制组的元素是33个国家或地区，其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马耳他、荷兰、葡萄牙、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以色列、日本、韩国、挪威、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试验组和控制组对于5个特征向量在匹配之前具有显著的差异，而匹配之后的差异不显著，这说明选择的控制组元素和试验组具有可比性，这是后续双重差分模型建立的基础。
3.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匹配后的数据和双重差分方法对式（6）进行初始检验。通过该检验，我们要观察试验组元素和控制组元素在实行“出口倍增计划”后其出口额是否存在系统性差异。如果检验结果发现存在系统差异，则认为“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对美国的出口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为了对初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本文还将试验组中的元素划分为沿海州和内陆州两个子样本进行估计，这样可以同时对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相关分析。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见，第（1）、（3）和（5）列分别是全部样本、沿海州的子样本和内陆州子样本的基础方程回归结果；第（2）、（4）和（6）列是在基础方程上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从treated的系数来看，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2009—2011年美国实施的“出口倍增计划”在出口方面没有其他国家效果明显；从变量time的系数来看，在全部6列样本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其结果更为显著，表明2009—2011年美国全部州出口水平显著提高（与自身相比）；从决定“出口倍增计划”是否有效的核心变量ep的系数来看，在加入控制变量的第（2）列和第（6）列有负向的弱显著，表明“出口倍增计划”对该时期的出口具有一定的负面效果，尤其阻碍了美国内陆州企业的出口，而对沿海州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受未列明的其他因素或变量的影响，例如美国对外投资、外国企业对美国投资，能源价格和金融服务等；从控制变量gdp的系数来看，全部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该计划对美国GD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控制变量em的系数来看，无论是全部样本还是在沿海州和内陆州的子样本，该计划对促进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控制变量epr的系数来看，均显著为正，表明“出口倍增计划”确实可以显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论是沿海州还是内陆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响程度基本一致；从控制变量hc的系数来看，出口对于国内投资的拉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回归方程对全部样本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初步检验结果较为稳健。
5. 滞后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2009年与2010年、2011年、2012年数据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对美国“出口倍增计划”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从ep的系数看，2009—2011年，2009—2012年模型的估计均显著，说明美国“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但是系数的估计为负，表明了“出口倍增计划”政策对于美国的出口具有负向作用，其中2012年该“出口倍增计划”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且可能进一步延续，这与前述2009—2013年美国出口增速放缓的结论相互印证。其他控制变量在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差异较小，计划施加的作用效果较为平稳。
四、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绩效评析
1.“出口倍增计划”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
美国“出口倍增计划”的预期目标从数字上看为2010—2014年的出口数据翻倍，2014年美国出口总额为2.35万亿美元，与2009年的1.58万亿美元相比，未能实现翻倍目标。然而，受其影响，美国各项经济指标在此期间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可能会实现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新增200万人的就业目标。虽然“出口倍增计划”的出口规模翻倍目标未能实现，但其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出口倍增计划”对出口的政策效果不明显，对就业、收入水平和投资的拉动作用较强
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出口倍增计划”对促进美国出口的影响并不明显，甚至是负面影响，这与本文对此次促进出口措施的分析和2012—2013年美国出口增速大幅降低相互验证。然而，美国出口水平相比计划提出前有所提高，可能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一系列应对措施的影响，未列明的因素对出口水平的影响较大。第二，该计划对就业水平的作用较为显著，这与经验分析之前效果分析中的“出口带动的就业人数显著提高”结论相契合。第三，该计划对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GDP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是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美国GDP贡献较大的是私人消费与投资，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0.14%，其占GDP比重甚至为-3.01%［20］。同时，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也处于经济复苏阶段，因此，该计划对于提升美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相互需求作用为负。第四，“出口倍增计划”确实可以显著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不论是沿海州还是内陆州的人均收入水平，受影响程度基本一致。第五，对于国内投资的拉动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得益于美国贸易代表团模式的反向贸易或逆投资现象。
3. 美国没有实质性地回归由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重新审视原有的基于泡沫和疯狂投机的“金融化”的发展模式，不想继续成为全世界进口者和最终消费者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后依托，从而提出包括“出口倍增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表现出美国更多地依靠实体经济平衡经济增长方式。然而，实际数据显示，美国出口并没有出现预计的强劲持续复苏。消费和投资仍然是拉动美国GDP增长的两驾重要马车，原因可能是受到危机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以及页岩气等新能源的出现使石油价格下降，由2008年7月11日的147.25美元/桶降至2015年1月13日的44.20美元/桶（美原油连CONC指数），企业具有成本优势。同时，美国巨大的市场和“再工业化”政策的激励，使得全球投资者竞相对美投资，2006—2013年美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由金融危机时最低的1 436.04亿美元（2009年）快速增长至2 307.68亿美元（2013年）［18］，增幅高达60.70%，迅速恢复并超过金融危机前水平。这些因素弱化了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此外，受美国传统产业结构影响，近四年来美国出口构成中货物与服务出口的比例此消彼长，服务出口增长优于货物出口，服务出口带动的就业岗位增速超过货物带动；货物出口空间被压缩，使出口配合“再工业化”夯实实体经济的效果打折扣。综上所述，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未因金融危机而实质性地转向对外贸易，“出口倍增计划”的效果未达预期，但该计划却卓有成效地促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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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振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