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喜慧
摘 要：袁宗道是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理论主张对公安派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他作于万历二十四年的《论文》上、下篇，分别从辞达、反对模拟主张学古之达、尚理这三个方面抨击了前后七子模拟剽窃之陋习，并阐明了其诗文主张，指引着公安派走向反模拟、抒性灵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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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袁宗道 尚辞达 反对模拟与学古之达 立本尚理
万历年间，前后七子复古模拟之潮涤荡着整个正统文坛。《明史·文苑传》记录“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1]《列朝诗集小传》：“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於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2]前、后七子因对台阁体雍容平易的文风不满，便“卓然以复古自命”，希冀恢复优良的古文传统，并以此比肩唐宋古文运动。可他们在践行复古主张时，多是语句字词的模拟，根本没有触及汉唐古文的实质，这种舍本逐末的行为让他们的文章佶屈聱牙，难以卒读。在这样的背景下，袁宗道创作了《论文》上、下篇，在揭擿了前后七子复古之失的同时，又提出了三方面建议，有破有立，踏上了坚定的反模拟、写心声之路。
一、尚辞达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3]伯修在《论文》开篇便发出 “言不尽意”的感慨，这是很多作家都曾遭遇过的障碍，伯修也不能例外。但是伯修并不仅仅是浩叹一番“意不称物，言不逮意”，他有更深的意蕴涵具其中，这更深的意蕴他借孔子之口说了出来：“故孔子论文曰：‘辞达而已。’”文章是创作主体意念的载体，而语言又是文章表象的存在，当意念转换成语言时，便有了辗转隔膜，故而会言不达意。既然言总是不能尽意，那么又何须像复古派一样，卯足干劲在语言上费工夫呢？辞达即可！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4]孔安国注曰：“凡事莫过於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5]可见孔子主张的是言辞中不要用过多的藻饰，能够清晰达意就足够了。后世文人们多于此附会己意，如《文心雕龙》：“至尧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6]刘勰认为这些年代久远的诗歌，艺术性不足，仅仅只能达意而已，将“辞达”划入了低水平表达的层次。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说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7]苏轼不仅划定了辞达的范围，而且认为辞达是写文章的重要准则，对辞达极其推挹。伯修所提倡的“辞达”，也与孔子原意大相径庭，他在寻绎语言内在理路的基础上，张皇幽眇，概括出了语言的平易性、时代性、形象性三方面特点：
第一，语言的平易性。前、后七子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8]的主张把持文坛，尤其注重对秦汉古文和盛唐诗歌中语言句式的模拟、抄袭。“今人读古书，不即通晓，辄谓古文奇奥，今人下笔不宜平易。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古文中的奇字奥句是年代久远之故，并不是刻意为之，作者以讽刺味十足地反问来批判那些专于模拟的时人，并表达了自己对古文语言的意见，即应“通晓”“平易”。“故《史记》五帝三王纪，改古语从今字者甚多：‘畴’改为‘谁’，‘俾’为‘使’，‘格奸’为‘至奸’，‘厥田’、‘厥赋’为‘其田’、‘其赋’，不可胜记。”司马迁在《史记》中改古语从今字就是对“语言应平易”很好的例证。
第二，语言的时代性。复古派在追求奇字奥句的基础上变本加厉，开始扰乱“时制”：“今却嫌时制不文，取秦汉名衔以文之”，这种做法实质上只是一种呆板、笨拙地替代，将一批陌生遥远的话语涌入当代的语言中，酝酿出一种不合时宜的语言氛围，甚至带上了矫揉造作的气息。这在无形中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剪断了活跃思维地蔓延。“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意谓语言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9]语言同文学一样，也具有时代性。因而时人作文之时，不要拘泥于古制，从时制出发即可。
第三，语言的形象性。“且空同诸文，尚多己意，纪事述情，往往逼真，其尤可取者。”袁宗道毫不掩饰对李梦阳文学成就的认同，认为他在文章中的记叙传情，十分形象逼真，这些是应该学习的优点。他批判的主要是那些后之文人将模拟“视为定例，尊若令甲。凡有一语不肖古者，即大怒，骂为‘野路恶道’。不知空同模拟，自一人创之，犹不甚可厌。迨其后一传百，以讹益讹，愈趋愈下，不足观矣。”“肖古”者们看见前七子模拟古语作文，便也调换文风，开始模拟古文，甚至将模拟视为定例，“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10]，若有人另辟蹊径，不法此路，还要受到嘲弄与怒斥。因而，文风日下，敝窦百出，最后窳败到不可观看的程度。这些发自肺腑的痛惜传达出了作者对语言形象性的呼吁，只要是从自己心胸中流淌出的字句文章，稍加雕琢，带上自己的特色，那就是绝好文字。
二、反对模拟与学古之达
在对语言问题对症下药之后，袁宗道又紧追不舍，长驱直入地说到：“惟戏场中人，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其势不得不假借模拟。”以演戏做喻直指模拟的病根，并提出了“反对模拟”这一论题。“模拟”是自古以来的热点论题，叶釐在《爱日斋丛钞》中说：“但如近年后生巧于模拟变撰者，所为不惟，决非先秦古书，亦非百十年前文字也。”[11]批判了那些善于模拟变撰的当代后生们。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提出“韩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嫓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12]将模拟者们对韩愈文章地偷筋换骨，大肆嘲弄一番。《吴文正集》：“晋人风致其为诗也，无所造作，无所模拟，一皆本乎情之真，潇洒不尘畧。”[13]借晋人风致，赞扬了没有造作、模拟之致的真实潇洒的文风。伯修在前人反对模拟的基础上，楔入了自己对模拟的思考和判断，他主张“反对模拟”的前提下的“学古之达”，这主要分两个层面展开：
首先，反对模拟。不仅《论文》篇中批判了模拟之不足，在其他文章中袁宗道也多有提及：《刻文章辩体序》“不佞闻之，胡宽营新丰，至鸡犬各识其家，而终非真新丰也，优人效孙叔敖，抵掌惊楚王，而终非真叔敖也。岂非抱形似而失真境，泥皮相而遗神情者乎。”[14]《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而今里中三尺小子所哦者，非两汉即六代。”[15]《答陶石篑》“可见摸拟文字，正如书画赝本，決难行世，正不待中郎之喃喃也。”[16]鉴于当时文坛一片黄茅白苇，袁宗道清醒地认识到复古派的模拟如同书画赝品、优伶做戏，都是一些表面肤浅地抄袭，像李梦阳古文创作多是“句拟字摹，食古不化”[17]，何景明甚至都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批判李梦阳：“追昔为诗，空同子刻意古范，铸形宿镆，而独守尺寸。”[18]这些领袖人物的创作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追随者了。复古派初始的光辉已经淹没，成果也逐渐干涸，词汇或语句也早已丧失了灵活弹性而沦为一种虚伪模仿的陈词滥调。袁宗道面对此情形，沉稳有力地提出反对模拟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复古派的根基，廓清了黄茅白苇的乱象。
其次，学古之达。伯修在反对模拟的前提下，是提倡学古的，“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他将学古定义为“学达”“学其意”，而不是复古派们仅仅文字模仿上的拟古，像《偶得放翁集，快读数日，志喜因效其语》：“模写事情俱透脱，品题花鸟亦清奇。尽同元白诸人趣，绝是苏黄一辈诗。老眼方饥逢上味，吟脾正渴遇仙医。明窗手录将成帙，恰似贫儿暴富时。”[19]便是袁宗道学习陆游诗歌的佳作。复古派将以往学古的和谐审美维度挤压到变形，伯修于此切除了他们的操纵，将学古的审美维度又恢复到了适宜和谐的程度。
伯修对待模拟的态度有弃有取，不似中郎那般彻底激烈，更像是一种略带温柔地抗衡，他只是将矛头对准那些后之文人们：“余少時喜读沧溟、凤洲二先生集。二集佳处，固不可掩，其持论大谬，迷誤后学，有不容不辨者……一時遁辞，聊以解一二识者模拟之嘲，而不知其流毒后学，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解喻也。”这种温柔地抗议对复古派可能没有达到彻底性颠覆的效用，但“沉稳”的伯修，作为公安派的先行者[20]，正是凭借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才引领着公安派在反模拟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三、立本尚理
“文章亦然，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然其病源则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若使胸中的有所见，苞塞于中，将墨不暇研，笔不暇挥，兔起鹘落，犹恐或逸況有闲力暇晷，引用古人词句耶？故学者诚能，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他对复古派古文细阅深思之后，发现滔滔莽莽的模拟之潮背后实质上是文人的无识，只有提高文人的识见，做到“从学生理，从理生文”，才能真正地泼墨如云，意到笔随。
正是因为对于理的看重，伯修极度反感李攀龙所谓的“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修辞通常只是作为语言的附加成分，属于刻意修饰和技术加工范畴，倘若真的要本末倒置，将修辞置于文章的主体之上，那真的是湮没了文学。从“写什么”到“怎么写”这个过程中，需要深厚的学识学养，仅凭几句师法汉魏盛唐的口号，就想学到真正的佳处，取径太过狭窄了，这样只会使学古之路上模拟剽窃等叉道频出。面对这种现象，伯修必然要抗衡！于是他大胆揭露这种本末倒置的文论就是当今文坛的病源，并对症下药，指出“理”才是文章的本质与核心，旨在消弭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将文学焦点重新转移到文学内容上来。“道家则明清净之理，法家则明赏罚之理，阴阳家则述鬼神之理，墨家则揭俭慈之理，农家则叙耕桑之理，兵家则列奇正变化之理，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倘若为了修辞等外在形式，而忽略本质，那就是对智慧的贬值，对本质的放逐。可是读者不禁问道，什么是他所倡言的“理”呢？伯修于此有着清晰的定义：理是自己内心的想法，是经年累月的主观经验，是独特的学问、见识。《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信乎器识文艺，表里相须，而器识独薄者，即文艺并失之矣。”[21]中的器识也指代的是这个意思。这些具有独特性、形象性的想法、经验、意见，进入文章中，就是实实在在的好语言、好想法，不需模拟前代作文，只需真实地抒写自己的心声，便可成就好文章。那些追随七子派的人们，只是看见七子在语言文字上的皮毛功夫，便跃跃欲试，倘若作文之人，毫无见识，只懂得抄袭，走窠臼，那却不是好文章。只有掌握了“理”，才能做出好文章。
总概之，袁宗道就万历文坛之弊病，由外层到内层，层层剖析，并从语言、模拟和立本三个方面逐开药方，抛开时人习以为常的模拟框架，启用立本尚达理论，穿透了复古派在模拟、抄袭之间的盲点，将真实独特的文学书写灌注其中。他旨在破解模拟抄袭之弊病，并以其彻底内向化的文学本体，消解了七子派外向的文学理想[22]。故而，他能于一片反对声中，开辟出自己的一条道路。
注释：
[1][8]《明史·文苑传》卷285，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11页。
[3][14][15][16][19][21]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第80页，第128页，第233页，第56页，第91页。
[4]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3页。
[5][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6]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页。
[7]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275-276页。
[9]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10]李攀龙：《古今诗删》，《四库全书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11][宋]叶釐：《爱日斋丛钞》卷5，《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54册。
[12]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66页。
[13][元]吴澄：《吴文正集》卷17，《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97册。
[17]李东阳：《空同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97页。
[18]何景明：《大复集》卷32，《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67册。
[20]钟林斌：《公安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22]易闻晓：《公安派的文化阐释》，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20页-121页。
（姚喜慧 河南大学文学院 4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