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晖
读杨绛的散文《老王》，有人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危难时分的可贵真情，有人剖析着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疏离冷漠，有人发现了对良心的拷问，有人听见了对平等的呼唤……最使读者纠结的固然还是最后一句话：“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这一份不可回避的“愧怍”之情，是作者在老王离世后用了几年时间“渐渐明白”的，原文为：“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缘何作出改动？从字面上看，“多吃多占”一语在表达上显然较为直白粗陋，而“幸运”与“不幸”形成语言的对称，使文章的结句更加简洁整饬。而“幸运”一词显然是从“多吃多占”抽象而来，或者说，“多吃多占”是“幸运”的具体内容。要推究“愧怍”何在，不妨先看看“幸运”何在——相对于不幸的老王，杨绛究竟“多吃多占”了些什么？
一、无可改变的生死大限
杨绛写作此文在1984年，时年73岁。作为一个年过不惑的老人，作者早就意识到人生旅途正在走向边缘，1983年所写《将饮茶》自序，化用民间“孟婆茶”传说，表达了身处人生最后阶段的切实体验：“这是在西方路上”“孟婆店快到了，请做好准备”——作者自认为天年足享，大可坦然赴饮孟婆茶了，当时她应该没想到自己还将见证一个新的世纪。在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之后，强韧的生命力支撑着杨绛一直走到了今天。作为一名百岁老人，智慧不减的她仍在思考着人生的无常。新作《走到人生边上》中，她用一个章节探讨了“命与天命”，认为“人各有‘命’，‘命’是全不讲理的”。是呀，造化小儿才不管她早已做好了喝孟婆茶的准备，与八十八岁离世的钱钟书相比，杨绛也已“多吃多占”了十数载天年，实属仙寿恒昌。
而老王，没有人关心他究竟年寿几何。
我们只知道“老王不仅老，他只有一只眼”。杨绛一家和三轮车夫老王相识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干校回北京是在1972年，当时老王还在以改装的平板三轮运送一位老先生维持生活，年纪应该不至于耄耋，“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然后就有了临终前一天送香油鸡蛋的一幕：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第二天老王就死了，事实上，与杨绛的告别就是他与人间世的告别。对于杨绛在此情此景中的表现，研究者往往多有诟病：“吃惊”，“强笑”，“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害怕得糊涂了”……但是应该看到，杨绛当时的表现和此后的叙述都是非常真实的，没有半点的矫饰和粉饰。为什么对熟人老王如此害怕？那是因为她从老王身上看见了死亡本身！——“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死神就在眼前，气息阴沉，逼切可见。谁能不害怕死亡？为什么要苛求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不害怕死亡？也许死神降临之时，只有至亲至爱的亲人才能拥有面对面与之争夺分秒的勇气吧？
从现实意义上来看，相对于这样一个不知年寿，未及看到新时代的老王，仙寿恒昌的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奢侈的“多吃多占”？长寿者在物尽天择的随机分配之中享受了凭空多得的时间限额，这当然是早夭者难以企及的一份“幸运”。
不幸的老王，“没什么亲人”，杨绛一家只是他相熟的主顾。当无可改变的生死大限来临之际，他是否对这苦难的人世有所留恋？把省着不吃的香油和鸡蛋送给让他内心感觉到温暖的老主顾，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友善送给一向对自己友善的人，老王尽力了。也许他并不企望能得到些许临终关怀什么的，只是好像在寒天里本能地靠向炉火，但是他身上挟带的沉重寒气对那一盏炉火侵袭着，让它打起了冷战。而杨绛，清楚地看到了老王身后那一片不祥的阴影，纵有满心悲悯，也只能悚然退却。不，她还是竭力想要做点什么的，但是更糟——她强要老王拿了她的钱，此时此刻对老王根本没用的钱！但她当然绝不是要拿钱去侮辱老王。对此，文章结尾段写得很明白：不安和愧怍，不是因为吃了老王的香油和鸡蛋，也不是因为拿钱给老王。那么，是因为她在死亡面前的无能为力吧？老王尽力了，而她当时却无能为力，其后多年伤情，也还是无能为力！
二、无法馈赠的亲情怀抱
老王不仅年龄无考，同样也无人知晓他家园何处。只知道他在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几间塌败的小屋”里住了多年，这个住处老王自己不承认是家。从送香油和鸡蛋一节来看，他确实没有可以交托亲情的亲人，更遑论享受天伦之乐的温暖。也许在杨绛坐他的三轮时，“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只是说些无关紧要的事，老太太一路耐心地听着，有一句没一句搭着话，这样的唠嗑是有点闲话家常的意味的，让老王觉得可亲。钱瑗还给老王吃大瓶的鱼肝油，治好了他的夜盲症，这也类似于亲人之间的真诚关爱。就是这么一点温暖的情谊，让老王至死感念。
与之相比，杨绛确实幸运得多了。她出身名门，在家是父母宠爱的娇贵女儿，出嫁是地位尊贵的大家长媳，更为重要的，她拥有“我们仨”。尽管最后还是“失散了”，但杨绛可以对世界说“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从七七年二月搬进三里河寓所，到九七、九八年钱钟书和钱瑗离世，三人度过了劫难之后一段平稳幸福的人生，写作《老王》就在此期间。“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在丈夫和爱女离去之后，她还可以凭着温暖的回忆“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起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
孤独的老王，显然一辈子没有机会得到这样甜润快乐的遇合。终其一生，他是一个“老光棍”，“没什么亲人”，“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老主顾杨绛一家不取笑他的残疾，还关心他的夜盲症，但他们不是他的亲人而只是“旁人”。可以馈赠老王资助生活的金钱，可以馈赠他治病的良药，唯独不能馈赠他一个至亲至爱的温暖怀抱，当老王在死神的阴影笼罩下变得相貌可怕，作为旁人的杨绛只会本能地害怕退缩，当然不会感到即将“失散”而拼命想要拉住他不让他走。再深厚的悲悯也无法改变血缘的天生注定，无法改变老王孤独一生的悲惨命运。
从这一点上来看，杨绛拥有的是一份多么丰富而重要的“多吃多占”！相对于一无所有的老王，这又是多么可望而不可即的“幸运”人生！面对这样一个没有家没有亲人的老王，杨绛有没有感到一点点的“私心窃喜”？正如她在《干校六记·误传记妄》中所写：
一九七二年三月，又一批老弱病残送回北京，默存和我都在这一批的名单上。我还没有不希望回北京，只是希望同伙都回定。不过既有第二批的遣送，就该还有第三批第四批……我们能早些回去，还是私心窃喜……而看到不在这次名单上的老弱病残，又使我愧汗。但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
这是在杨绛笔下另一次出现“愧”字，只是为着两夫妇能够先期回城而对“同伙”抱愧。《干校六记》完成于1980年，正处于“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的期间，这个“愧汗”和对老王的“愧怍”应当不无相通之处吧。“不论多么愧汗感激，都不能压减私心的忻喜。”同样的，不论多么私心窃喜，也都不能减压内心深处的愧怍伤情！对于老王对亲情的天然需求，旁人杨绛再一次地无能为力。
三、不能给予的归属需要
老王常挂在嘴上的，却不是没有亲人的哀伤，而是作为“单干户”的惶恐：“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只能“失群落伍”，等待被取缔。
如果说，缺失的亲情使老王“爱”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组织”的抛弃使老王“归属”的需要落了空。在那样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年代，“归属”的需要是多么重要，清高理智如杨绛，尚不能跳脱“对号入座”的思维定势，并在散文《干校六记·凿井记劳》中，对于“我们”“他们”孜孜辨别。是呀，再辛苦也有“同伙”帮衬支撑，再屈辱也有同伴齐齐站队。牛鬼蛇神也罢，黑帮也罢，“揪出来”也是一帮人共同接受揪斗。但是老王，他既不可能属于“牛鬼蛇神”，似乎也并不属于“革命群众”，他是回民，却在汉人济济的城市中成了一个“单干户”，只有死亡之后才得到身缠白布埋进沟里的回民葬礼待遇，但老王本人此时已感受不到归属需要得到满足的“幸运”了。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为五种，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老王和杨绛的需求，当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杨绛能够明白老王需求的渴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是她既不能把自己“牛鬼蛇神”的位置让给他，又不能设法使他归入蹬三轮组织，更不能改变他作为少数民族的外来者身份。那一份缺失的归属感，和那一份缺失的亲人之爱一样，是杨绛不能够满足老王的。在无能为力的同时，杨绛一样也会忆及自身，庆幸着自己始终有所归属吧？哪怕在干校生活艰难的日子里，也还有“同伙”相濡以沫；终于可以从干校遣返回北京了，还有“同伙”为之践行，包一顿荠菜肉馅的馄饨吃。
那么谁能满足老王这样的人在归属层次上的需要？在那样一个阶级斗争开展得轰轰烈烈的年代，本应制定合理制度保障人民各个层次需要的人们，早已无暇顾及老王的归属需要。对此，杨绛“无能为力”！她和她的“同伙”都是被斗争的对象罢了！
那么，为什么还是“愧”？因为看见人间苦难而心中不安，因为心怀悲悯而处处伤情。很想施予援手，却发现同情如此苍白，仁爱无能为力！虽明知无力回天，却又不能安之若素，只能用一个看似简单的“愧”字来表达心中无尽的感慨。展开在读者面前的，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多么真诚而可贵的人文情怀！
杨绛的文风一向轻倩活泼，褒贬无痕，这也是他们夫妇共有的态度——以敏锐丰富的心灵体验着种种不能认同，却一贯保持着安然喜笑的面貌，偶尔报以轻哂，或者索性沉默。只有在散文《记傅雷》的结尾，忆及那个年代的暴虐冷漠，忆及傅雷夫妇所受的不公待遇，忆及刚直老友惨烈的人生结局，老人忍不住发出了这样悲愤的呼喊：
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杨绛对老王的“愧怍”，也能让读者们得到新的启示与鼓励，从而触发更广大的人间悲悯，使需要关爱的人有可能多得关爱，使需要归属的人有可能终获归属，使慈悲者的仁爱与同情不再无能为力吧？记录这一份恒久伤情的“愧怍”，是为呼唤对人生苦难更多的关注和记忆，呼唤更多的真理、正义、信念与为善，最终获得疗救，进而实现对不幸者命运的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毕竟，值得幸运者付诸“愧怍”情怀的不幸者，在任何时代还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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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杨绛.将饮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0.
[2]杨绛.走到人生边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3]杨绛.我们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
[4]杨绛.杨绛散文[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朱晖 浙江省湖州市第五中学 31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