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宏民 赵欣茹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401331）
【摘要】继2013年底曾火爆一时的“外国小伙扶摔倒大妈反遭讹”事件之后，类似的新闻反转剧一直在生活中频频上演。从去年的“湖南湘潭孕妇惨死手术台”到近期的“成都女司机被暴打”，这些新闻事件中无不出现了戏剧性的大反转，而新闻背后的网络舆情态势也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多次发生转向。本文将以“成都女司机被暴打”事件为例，探析在新闻反转剧中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及其舆论反转背后的原因，以期对次现象进行初步探索，达到抛砖引玉效果。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新闻反转剧；网络舆情发展态势；成都女司机被暴打事件
2015年5月3日下午，一段名为“女司机被暴打”的视频在网络中疯传：一名男司机将一名长发女司机逼停后当街对其进行殴打，并多次踢中女司机脸部，导致女司机右肩骨折、脑震荡，身上多处淤青，视频中的男司机张某也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5月4日凌晨被警方刑事拘留。5月4日晚，四川新闻网提供了事件发展的新进展：张某的行车记录仪被曝光，视频中被殴打的女司机卢女士曾两次突然变道险造成事故，双方也出现了互相喊话等疑似斗气的行为。之后有网民“人肉”出了女司机的个人信息，发现其4年前就有不安全、不文明驾驶行为，甚至女司机的开房记录等隐私也被公之于众。随后，卢某父亲面对媒体称，女儿认为有人故意引导网络水军进行不实攻击，并已报案，考虑将对造谣者追究法律责任。
该事件在短时间之内出现了多次“剧情”反转，网民在该事件中的态度亦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而新闻背后的网络舆论态势则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多次出现快速大反转。
一、从天堂到地狱，舆论多次反转后达成共识
横观整个事件，可以大致将网络舆情的发展态势划分为四个阶段：
（“女司机被暴打”网络舆情发展态势图）
（一）舆情发生阶段。该事件发生的初期“女司机被暴打”的视频被数万人转载，网络舆论对男司机暴力行为的谴责呈一边倒的趋势，“变态”“心胸狭窄”“心狠手辣”等评论不断。女司机则获得了绝大多数网民的同情，还有媒体人站出来为女司机正名。如腾讯大家专栏作家张丰就认为：贴标签式的污名化让女司机成了恶魔。
（二）舆情反转阶段。4日晚男司机张某的行车记录仪被曝光后，不少网民指出女司机故意变道别车，险造成交通事故。此时舆情也开始反转：从一边倒对男司机的谴责转向批评女司机的危险驾驶。不少网民还认为其之前是在“装可怜”，并不无辜，被打也不值得同情。之后又有网民通过人肉爆出女司机4年前的不安全、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甚至女司机在宾馆的开房记录也被曝光。“打得好”“女司机活该被打”等声音开始占据舆论的主流，男司机张某也从一个“暴力变态”成为了一个保护妻儿，教训路霸女司机的“侠义”形象。根据搜狐新闻调查的数据显示，截至5日15时，参加调查的21.9万名网友中66.3%则认为女司机过错在先，乱开车险些酿成大祸，20.8%的网友表示打人者行为不对，即使占理也不该动用暴力，仅12.9%网友表示，当事双方都应谴责。
（三）舆情发酵阶段。面对网络舆论的大反转，卢某父亲作出回应称：怀疑有人过意引导“网络水军”，而自己家中并没有任何特别背景，对网上的不实攻击已采取报案措施处理，反而引起了新一轮的舆论轰炸。6日新京报发表评论《变道女司机被打事件，自食其果谁都不冤》，被多家媒体转载，呼吁“倘若社会在热议这一事件的同时，能够形成‘变道不对，打人也不对’的共识，借此我们就离汽车文明更近了一步。③女司机的隐私被曝光也成为了网络舆论场中的附属议题，人肉者曝光他人隐私和反对者对人肉行为的严厉指责成为舆论矛盾点，包头晚报发表张松超的评论《被打女司机被“扒皮”网络暴力何时休？》，狠批人肉者挖人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称其：“增加了网络空间的戾气”，“失去约束而对个人权利肆意践踏”，“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④之后多家媒体相继发表评论员对该事件的评论，主流声音是“暴力私刑”并不能解决矛盾，甚至会违反法律，应该受到社会大众的谴责而不是被带上道德的光环，法律途径才是最理想解决方式。同时还痛斥网络暴力和人肉他人隐私等社会陋习。媒体的评论在舆论导向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网络舆论再次发生反转，从声讨女司机逐渐转向舆论中立，达成“双方都有错”的共识。
（四）舆情平息阶段。5月11日，女司机卢某称“身陷舆论漩涡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故独家授权南都发表公开致歉信，在致歉信中，卢某在为自己的鲁莽行为致歉的同时，也恳请广大网民停止人肉搜索，希望事件逐渐平息，希望停止各类信息的暴露对自己及家人的情感伤害。致歉信在网络一经流传便引来了网民的再次关注，引发了对致歉信真实性的新一轮讨论，随即中新网记者前往医院采访当事人及家属，卢某父亲向媒体表示：“《致歉信》是女儿这几天反省后亲自写的，并没有找人代写。”卢父同时也表示病人需要康复休息，希望此事到此为止。
二、网络舆情多次反转的原因分析
“成都女司机被暴打”整个事件如同“雾里看花”，而当“新闻迷雾”被层层拨开之后的真相却让各媒体、受众、甚至是整个社会都“大跌眼镜”。然而又是什么导致了舆情迅速反转和民意的数次“倒戈”？笔者总结发现以下导致舆情逆转的关键性因素。
（一）信息的暴露程度主导舆情发展态势
身处于网络时代，互联网因其信息内容繁多、涉及范围广阔等特性，已经成为了现代人最重要的消息来源地，然而这不代表互联网能够完全满足所有人对信息的需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中，信息多是以碎片化形式出现。碎片式的单一讯息内容有限，难以完全囊括整个讯息的全貌，人们也只能从只言片语中去了解某个讯息或事件。即使通过搜索引擎可以查找到大量相关信息，但也难以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处于这样一个信息传播不对等环境下的网民，对讯息的认识往往是主观、片面的。
刘建明在其《舆论学概论》中提到，网络舆论属于“风吹浪起”式，即出现之前没有任何意见迹象，经由外界刺激，舆论形成又没有加温过程。网络舆论中隐藏着巨大的社会情绪，只需要这些情绪受到新闻“由头”的引发，就将立刻引起网络舆论的非理性爆发。可以发现网络舆情多是有网络中的某个突然爆红的帖子、视频或新闻所引发。整个事件信息的聚集需要时间，但非理性舆论却一触即发，然后立刻造成了一边倒的舆情态势。
反观“成都女司机被暴打”事件中，舆情发展态势出现了三个关键的节点：女司机被打视频网络疯传、男司机行车记录仪曝光、媒体发评论呼吁达成“双方都有错”的共识。“女司机被暴打”的视频成为3日的主要信息，引发了网民对男司机谴责的共识。然而在4日晚司机行车记录仪曝光后，网络舆论立即转向“路霸女司机活该被打”的言论。舆论转变如此迅速，究其原因是信息的暴露程度增加，事件细节和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网民在接受更多信息后会重新思考和审视原来的心理预期，转变态度。而后媒体评论则提出“双方都有错”的观点，提供了更加多样的观点，促使网民对事件归责作更深入的思考，得出和以前不同的结论和态度。事件的发展及多样化的观点通过在群体内外传播增加暴露程度，从而主导群体对事件的认识和态度的转变。民意作为舆情的载体，舆情的偏向也顺其转变。
（二）中心议题与次生议题相互转化，推动舆情反转
在事件前期，对男司机的谴责和对女司机的同情是舆论的首发议题，并占据时间前期的议题主线。在行车记录仪被曝光之后，开始衍生出“女司机危险驾驶，活该被打”等次议题，之后有网民爆出女司机之前的不文明驾驶行为和个人隐私，则引发了更多次生议题产生：如“女司机过去多次违章记录被曝出”；“对女司机的集体控诉”；“人肉曝光他人隐私的道德争论”等。如果说核心议题的意见集中导致舆论、舆情的一边倒倾向，那么，随着衍生的舆论客体议题讨论范围的扩大和参与讨论者的数量规模的不断加大，加剧了核心议题舆论客体的群体意见分化，将会直接导致网络舆情逆转的发生。
当中心议题与多种次生议题交织在一起时，讨论参与者增多，更多元的意见产生，社会群体利益、价值观开始产生分化，群体意见开始变得混乱、不稳定、非理性中心议题和次生议题的波动将会产生刺激性因素，对舆情的发展态势造成影响。此时如果某次生议题的讨论参与数增加，范围扩广，影响力开始撼动核心议题时，将出现核心议题与次生议题互相转化现象。“女司机危险驾驶，活该被打”作为次生议题出现后便引起众多网民的讨论，之后女司机的各种负面信息被曝光，议题持续加温，舆论客体重心发生偏移，中心议题也从“同情女司机，谴责男司机”转化成“女司机活该被打”。同时，中心议题的转化加速了舆论、舆情的反转速度，推动舆情发生反转。
（三）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
20世纪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意见领袖”的概念，他们认为，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一意见领袖一一般受众”模式。⑦而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意见领袖影响舆论、引导舆论的作用未减反增，并以新的形式对网络舆论的发展态势产生着重要的作用。
意见领袖往往是在某方面拥有发言权的专家或是作为对某方面论点的收集整理者，通过在网络上发布自己的观点影响网民的意见和态度、挑起网民的情绪变化，从而影响舆论，导致网络舆情的变化。在互联网时代，意见领袖的门槛变低，出现“意见领袖的民主化”的现象。网络意见领袖与传统舆论领袖相比，不再需要专业身份门槛，但对于扎实的专业技能、社会百科式的各种知识、很深的文字功底和很强的领导力等能力要求更加严格。如事件初期，“女司机被暴打”视频疯传，知名博主李伯清也转发了视频并称谴责男司机打人“太不像话”，引发网民群体对男司机的群体谴责：事件后期新京报发表评论文章《变道女司机被打事件，自食其果谁都不冤》呼吁达成“变道不对，打人也不对”的共识，网络舆论也开始自省，反对人肉和曝光他人隐私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网络舆情慢慢回归理性方向。
三、群体情绪的宣泄
互联网的平等、自由、开放等特性使其成为了一个自由运作的信息体，即在互联网上没有阶级之分，互联网不会偏向某一个单独的群体更不会被单一群体所操控，每个人在互联网中都有平等发言的权力。对弱势群体来说，这就意味着互联网为其提供了一个平等的发声机会。网民则借此机会，冲破社会障碍公开发表意见，并利用对热点新闻事件的评论表明态度、宣泄情感、提出自己的利益需求等。特别是当一些涉及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社会事件产生时，就会刺激公众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价值认同等已有信息的“化合作用”这种作用产生的能量继续推动信息的扩张并不断转化为动力，并伴随着各式各样的情绪和情感，使对此发表意见、见解、看法成为公众的一种即时需要。⑧中国作为世界汽车第一大国，庞大的汽车拥有量促使了数量众多的驾驶群体。然而在“鱼龙混杂”的驾驶群体中，驾驶员水准参差不齐，素质高低不一，导致各种交通奇葩事件层出不穷。“路霸”的出现使“路怒”现象成为社会常态，却难以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成都女司机被暴打”事件背后的舆论场就是驾驶群体们在经年累月司乘旅途中遭遇各种恶习无力感后集体的情绪宣泄。“积怨”太久的司机们不仅是在对女司机声讨，更是对社会中频频出现的“路霸”的集体谴责和问题难以解决的无奈控诉。
“成都女司机被暴打”舆情还在继续，无论最后事件发展趋势走向哪一方，我们都反对网络暴力、道德审判和用不理性的泄愤言语“绑架民意”。在网络舆论“众声喧哗”之后，该事件为交通部门的管理者提供哪些建议？为网络的参与者和管理者提供了哪些启示？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哪些有益的思考？这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探究的。
四、总结与反思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便利了人们对更多数据的攫取，但同时也对现代人的个人信息保护与隐私保护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个人信息可分为个人一般信息、个人重要信息和个人关键信息等，个人重要及关键信息包含很大程度的隐私部分，即私密的、隐匿的、不公开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密信息，有权独处而不受外界干扰的信息。在本起事件中，被打女司机卢某由最开始希望引发社会关注的被同情者，转为之后主动道歉希望事件到此为止的息事者，促使其态度转变的重要力量便是个人信息的泄露，使其无法忍受网民人肉搜索对其过往的“扒皮”。此事件孰是孰非不说，与案件无关信息的超限度泄露（如女司机开房记录等）却值得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也值得每一个互联网公民关于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反思。
数据的便捷提供和“无辜的大多数”的群体情感宣泄，往往会催发网络暴力的形成，对当事人造成名誉损害及其他侵权行为，对当事人的正常生活及情感心理造成伤害。而这种网络暴力也同时具有线上和线下的延伸性，对于线上来说，事件可能虽已平息，但相关信息却长时间滞留于搜索库中：对于线下来说，当初信息的泄露与传播亦会对当事人之后的社会生活造成影响，网络暴力继而延续为社会暴力。除了网络的隐匿性、网络相关道德和制度建设的约束缺失之外，我国网民的个人素质及精神文明建设也存在较大缺口。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女司机被暴打”上演了一场新闻反转闹剧，其身后的舆论场的多次惊人反转则更像是一场网民的群体情绪宣泄。现在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阶段，社会改革的各项制度调整必然导致利益结构的变化，使不同群体对利益需求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在这个利益关系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经济力量的不对等使社会阶层开始分化，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因势小力微，却缺少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在维护本群体利益前造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因此，透过每一起社会事件的发生，政府应透过其窥测到事件背后所反映出的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在群众与政府信息沟通不畅的情况下，互联网提供了很好的宣泄口，网民们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透过网络宣泄，并渴求获得关注。从某些角度来说，互联网平台上的情感宣泄是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另一种补偿渠道。
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涉及面广，加之网民人肉搜索力量的驱动，往往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机制和和较完善的条文保障，一旦当事人被卷入舆论漩涡，其隐私安全便已难自保。虽然近年来，“被遗忘权”逐渐熟络于人们的视野，但对于个人信息删除的把握却很难界定。因此，业界与网民的自律，公民对自我信息的保护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立法与技术的跟进亦迫在眉睫。而对于政府来说，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加强对网民道德意识提升的引导也更加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