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凯
【摘要】中西方有着迥异的言谈文化传统，产生于西方言谈文化土壤的电视谈话节目，其国内本土化发展，必然面临价值理念的中西冲突。当前国内电视谈话节目言谈规范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是此类节目二十年发展的缩影，其节目言谈的艺术性与商业性，为中国电视谈话节目言谈规范的内在构建提供了现实样本，而其节目言谈的公共性弊端则对其他同类节目有着良好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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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电视谈话节目 言谈规范 锵锵三人行 公共性
谈是人类基本的沟通方式，而不同文明有着不同的言谈传统。儒家文明中的言谈是一种谨慎内化的规范性活动，礼仪传统明显；而西方文明中的言谈强调思辨求知与言论自由，公共属性相对突出。①20世纪30 年代，美国广播节目中初现以“言谈”为核心的媒体节目类型，70 年代起言谈类电视节目逐渐风行全球，90 年代初脱胎于西方言谈传统中的电视谈话节目始现国内。言谈文化背景的殊同，注定了国内电视谈话节目发展，存在着价值冲突的可能性。
一、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的“言谈危机”
1993 年初东方电视台《东方直播室》首开国内谈话节目先河，1996 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话》热播，亲和平实的语言风格备受好评。2000 年后谈话节目进入鼎盛时期，制播分离模式初现，至2004 年已有200 余档谈话节目占据各级电视台黄金时段，语言内容雷同、风格僵化、品位失当等问题逐渐暴露，其后多数节目陆续停办，2006 年谈话节目进入低谷。随着电视频道专业化、国际化、融媒化程度不断加深，《天天向上》、《开讲啦》、《今晚80 后》、《非正式会谈》等节目以全新的语言风格再度回归公众视野，电视谈话节目日渐复兴。
言谈的内容、形式及效果是电视谈话节目核心价值所在，决定着节目的生命周期长短与竞争形势优劣。索福瑞2010 年研究数据显示，监测城市范围内的350 余频道，晚间时段共播出访谈节目430 余档，时长达2.2 万余小时，而且由于新增停播频繁，这一数据还处于变动之中。类似上世纪90 年代末英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信任危机”，当前国内节目言谈，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重荧屏效果而轻艺术本质、重互动形式而轻文化内涵、重收视收益而轻公共利益等问题。②这种“言谈危机”的根源还是在于言谈文化的水土不服。为避免其深陷价值冲突而迟滞不前，我们迫切需要厘清作为舶来品的电视谈话节目的本土化言谈规范。
兼具多重文化背景的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自1998 年开播至今仍一枝独秀，是我国电视谈话节目发展的重要见证。其节目言谈从“广度”、“温度”、“趣味”三方面努力调和了电视传播艺术与商业的冲突，合理建构了电视谈话节目言谈的内在规范，对当前浮夸化、庸俗化、娱乐化的电视言谈病态裨益良多，此为亮点。而以文化批评视角深入分析其语言传播的细节、过程及效果，其节目言谈的公共性问题也引人深思，此为败笔。因而，《锵锵三人行》节目言谈可为全面深入探讨电视谈话节目的言谈规范，提供理想的案例支撑。
二、言谈的内在规范：艺术与商业的均衡
言谈风格与内容品位是电视谈话节目的灵魂，商业娱乐功能亦不可偏废，毕竟艺术性的谈吐铸就文化吸引、商业化的运作提升市场认可。《锵锵三人行》以“面坐谈聊”的形式谈论社会热点，三人随性而起，尽兴而叙，出言无忌，不求甚解，在笑谈之中传递生活性情、辨析人文哲思、制造欢颜趣味，以低制作成本，塑造了可观的广告收益与品牌效应，在非黄金时段开创了一种清新的栏目气质和电视文风，形成了一种内隐的节目言谈规范。具体而言，就是以生活化、人文化与幽默化的语言风格，促进电视艺术与商业的互生共荣。
1、生活化：言谈的艺术尺度
艺术源自生活，当日常谈话被移植至电视媒体，其生活气息必有所丢失，因而，电视谈话节目言谈艺术始终追求的，是一种至真至善的生活原生态。
《锵锵三人行》将三五好友闲谈的日常生活搬上荧屏，从窦文涛引出话题而始，三人置镜头于度外，不分主持人与嘉宾身份，从各自知识经验角度肆意陈述，如天马行空，思维跳跃，不时相互打断插话，气氛平和而热烈。这种随性的生活沙龙，从不究极议题的终极答案与解决方案，只求尽兴表达、畅抒己见。节目时长一到，字幕已起，而谈话仍在继续，这无疑更接近日常亲友聚会闲聊的本来面目。
同时，节目语言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窦文涛通过发问引导着话题的走向，尽管“跑题跑不停”，但仍为电视观众呈现了亲切而丰盛的视听家宴。这种隐性主持及无主题漫谈，最大限度地维持了人们日常谈话的原生态，使得节目语言“闲聊”气息浓郁，生活化倾向显著。这种真实而真诚的生活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长期以来内地电视节目刻板生冷的叙事艺术。
2、人文化：言谈的文化尺度
电视谈话节目以人为本，以文化人，贴近社会生活，接近受众心理，其言谈在给予受众人文关怀的同时，也在深刻影响着受众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
《锵锵三人行》节目主持人和嘉宾较高的文化素养为言谈营造了浓郁的人文氛围。主持人窦文涛博学儒雅，除却基本的主持套话，其礼仪得当，态度谦逊，呈予观众的多为自身读书所思所得，信息量大，含金量高；而与其交流思想学识的两位嘉宾也均为知识精英（如许子东、梁文道等）、业界翘楚（如王蒙、陈丹青等）或青年才俊（库尔班江、喻恩泰等）。他们阅历丰富、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口才俱佳，往往思考深入，观点独到，为“读图时代”的电视观众提供了极为丰盛的心灵鸡汤和文化大餐。更重要的是，《锵锵三人行》并非仅仅传达人文讯息，更重要的是启发观众去探索、感悟人文精神。观众不会从三人关于某热门事件的谈论中得出一个确切结论，也无法总结出一种共识，只会领悟到知识精英思考问题的方式，进而在精神交往中自我思考，关注社会生活，体味人情百态，发掘自身价值。
3、幽默化：言谈的娱乐尺度
节目的娱乐尺度最难掌控，自电视诞生时起就有着深刻娱乐基因，适度的提供娱乐也是电视媒体的重要使命，而幽默是“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与单纯的娱乐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电视谈话节目言谈的娱乐效果，可绕过浅薄庸俗的逗笑取悦，以“幽默的方式”实现。
《锵锵三人行》言谈的幽默化主要体现在：其一，以调侃的方式解读严肃的焦点事件，营造轻松活泼的言谈氛围；其二，随机引入网络段子、相声包袱等元素，娱乐效果适度；其三，主持人与嘉宾常常自嘲，相互间也常调笑挖苦，流露生活趣味。可以说，《锵锵三人行》以睿智的谈吐、走心的笑料，实现了有深度的言谈娱乐
三、言谈的外部规范：媒介责任的回归
电视谈话节目通过电视媒介再现或还原日常人际传播，属于人际传播的延伸，但本质上属于大众传播活动。虽然电视观众在信息接受时具有“主动性”，但构建公共话语空间的主动权仍在电视媒体一方，这就需要呼唤媒介责任的回归。
1、有序有效：言谈的平等尺度
平等的公共对话机制的建立受制于媒体与受众此消彼长的场域博弈，公众很难享受真正的话语平等，而大众媒体正通过以电视谈话节目为代表的内容生产，隐形强化这种不平等状态。
《锵锵三人行》节目话语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王彬通过跟踪统计分析了2002 年11-12 月共24 期节目内容，认为节目中男女话语权严重失衡，“男尊女卑”的性别建构俨然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肖旦婉等采用内容分析法，选取了2011 年4-6 月共50 期节目，从话轮转换、互动控制的层面考察分析了节目话语生产形态，认为：节目话语权分配与出镜率呈正相关，话语表达呈失衡状态，个人意志过量易导致节目价值取向严重偏向；男性话语占比过高，女性处绝对弱势。
十年间，《锵锵三人行》言谈权力的无序的性别格局未有改观，低效的话语霸权愈发严重，而文明的进步需要电视媒体有序有效的平等话语的垂范。言谈平等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但不平等的公共价值规范必然制约节目的未来发展。
2、有范有度：言谈的自由尺度
言论自由是有节制的表达自由，这也决定了公共性言谈的自由尺度必定有限。引入人际传播模式电视谈话节目，在本质上仍为面向社会公众的组织传播，必须恪守道德底限与法律红线，铭记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
《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偶有部分言谈与迷信、暴力、色情等不良元素擦边，也时有部分言论有失公允，模糊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界线，有损公共传媒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迎合取悦观众以回稳节目收视、吸引广告投放的短视行为绝不可取，调侃戏说式的语言风格也应施之有度，身处香港而媒介监管相对宽松的优势也应合理利用，“以上访问内容仅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的结尾字幕更不能作为推脱媒体社会责任的托辞。
显然，《锵锵三人行》节目不合理言谈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达客观讯息、传播先进文化等功能，存在着一定的公共性弊端，不利于节目品牌塑造与长远发展。
结语
近些年来，国际电视节目版权贸易日益频繁，电视节目的本土化需要考虑文化折扣与价值冲突因素。国内电视谈话节目空有数量，不见质量，昙花一现大有其在，根本原因即在于言谈规范冲突而导致的价值混乱与漠视。《锵锵三人行》是国内电视谈话节目二十年发展史的缩影，其在引领电视谈话节目言谈风格的同时，也存在着话语不均与言辞失度两大问题，需要凝聚优势，祛除弊病，推进节目言谈的规范化。
电视谈话节目的言谈规范是其艺术性、商业性与公共性的再均衡，需要由表及里地构建一个合理化的电视文化生态与公众话语空间。我们须知，言谈虽是电视谈话节目第一传播要素，风格化语言虽是其核心竞争力，但“以人为本”才是电视谈话节目言谈的最高奥义，这也决定了电视谈话节目的言谈规范必须以受众利益为中心，如此方能实现节目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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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张容南,《言说与行动——一个比较政治哲学的视角》[J]《. 江苏社会科学》，2012（3）
②王兰柱：《中国电视收视年鉴2012》[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188-190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