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蓁
【摘要】邵飘萍自谓“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他的新闻思想与实践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本文利用新闻专业主义眼光对邵飘萍的新闻思想与实践进行分析，阐明其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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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邵飘萍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实践
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作为“舶来品”，它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并且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反权威精神。民国初年，中国出现了一批甘愿为新闻事业奋斗终身的报人和记者。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等人成为这一新闻理论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闻事业向着专业化迈进。
一、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实践
邵飘萍是民国时期著名记者，在他短暂的40 年生涯里，从事了近14 年新闻工作，担任过《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创办过“新闻编译社”、《京报》，从事过新闻教育事业，编写过我国早期的新闻学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他的新闻思想与实践都表现出强烈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笔者将结合黄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解读，分析邵飘萍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实践。
1、重视新闻材料，强调新闻的首要功能是报道新闻
邵飘萍在1923 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首先阐明了新闻纸的本质特征：“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趣味的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最要原厥惟新闻。”新闻纸的基本功能是“以为传达消息之利器”，“以为联络感情互通消息之用”，因此，新闻纸是“文明产物中最普通且最贵重之日常生活必需品……世界各国新闻纸出版之种数与其发行之额数必与其国之文明程度为比例。”
他特别指出，被传统报纸特别重视的政论，随着现代意义的新闻纸的实现，将演变成为以新闻消息为事实依据，体现新闻时效性的时评、短评等。“报纸上所发表之评论，乃依据新闻中之事实而加以批评者，新闻不真确，则评论亦自难期公平与适当。”他进一步从报纸价值的确定来肯定这种转变：“是故报纸价值之有无大小与新闻材料之敏捷丰富真确与否有最为密切之关系。”诚然，报纸编排的好坏，是吸引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如果新闻材料匮乏，便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新闻的多寡，真确与否，才是报纸自身价值的决定因素。
2、追求新闻的客观性
邵飘萍反对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有闻必录”原则，他强调新闻报道要尊重事实。“事实乃最易于证明是非之故，其足令读者同情信仰，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他要求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凡事必力求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记者之报告消息，纯为客观的调查所得之实状，而不以主观意志左右之。”这些主张，是专业主义新闻观对记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媒体责任的要求。
“公平真确”，是邵飘萍办报的理念。他所谓“公平”其实就是提供公共领域的公共平台，就是表达民意。“真确”，是对新闻和报纸真实性的要求，它与“公平”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张大众报纸的底色。
邵飘萍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的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这种中立立场，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体现。
3、强调新闻事业以新闻自由为精髓
新闻专业主义的前提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涉及到新闻业的独立性，也是新闻业树立起“公共服务”的社会角色的前提。为了争取新闻机构与新闻记者正当的权利和地位，邵飘萍指出，一、以后更正新闻，不得令警厅施行非法命令，而应直接致函报社。二、警察的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报馆或新闻工作者个人如有违法行为，应由司法部门按正常法律手续追究法律责任，应杜绝警方替代行政官吏胁迫报馆的怪现象。今后非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不得动辄用“严办根究”等非法手段威胁报馆。
邵飘萍并没有孤立地看待新闻自由问题，他深知新闻自由归根结底是人民的言论自由，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的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许，“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死而后已。
4、重视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
邵飘萍强调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督和对社会环境的监督的功效的重要性。他认为记者是“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强调“立言”、“监督政府”、“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以及教育民众“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
为了进一步实践自己的新闻理想，1918 年10 月5 日邵飘萍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 号创办了《京报》。《京报》创办的宗旨，邵飘萍在发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做了申明：一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代表人民监督政府；二即“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因此《京报》“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百年大计治本之策”，发挥报纸教育指导的作用，唤醒民众。
1919 年8 月，《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腐败的文章，被当时的安福系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逃亡日本。1920 年邵飘萍回国后，《京报》复刊。复刊时，他曾发誓要把《京报》变成“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他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
5、力求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
邵飘萍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曾说过：“夫新闻社为社会机关，在社会上有独立之地位，且此种独立地位，与任何国家机关，皆属平等”。
邵飘萍认为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要具有独立的地位，奉行经济独立、政治自主。他将新闻事业的独立地位具化为三个方面：1、“信仰独立”，唯独信仰真理和真实，不为权势所撼动，不为武力所屈服，不为党派或个人所左右；2、“组织独立”，不受任何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控制；3、“经济独立”，既不仰仗官方财政，也不依赖党派津贴。
邵飘萍确立了独立办报的思想和办报方针：报纸应该是超然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第三种社会因素，它负有教育、指导社会舆论的责任，办报者则应在信仰、组织、经济以及精神品格上完全独立，因为信仰独立才能信仰事实与真理而不为党派和个人所左右；组织、经济独立才能不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的控制，这就要求报馆有自己能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独立发行量，使“社会中人人皆属股东”；报馆同人须“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思想和纯正的道德品质等。《京报》一开始就不依附于任何党派和权力集团而是独立发言、独立报道；它努力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努力反映民众呼声。
6、倡导重新为新闻立法
邵飘萍认为，无论发达的西欧，还是正在腾飞的日本；无论是倡言民主的西方，还是仍然禁锢于封建专制之中的中国，传统的法规都是压迫法，“皆出于政府当局压迫言论之政策”，是政府当局“自私自利之法令”，是政府“钳制言论之利器”。他尖锐地指出传统新闻法压制民主、压制言论的反动性质，并且将矛头指向了制定新闻法的政府。
邵飘萍提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关于新闻法所应包含的主要内容，邵飘萍也做了构想。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邵飘萍主张的新闻法规不免让人怀疑他是在为新闻界找避风港，事实上，他是为了巩固新闻事业的地位，维护其尊严，并使之在良好的法制环境中，循自身的规律得到发展。这从邵飘萍主张对于新闻界内部出现的危害新闻事业或致社会环境受到不良影响，但又不属于法律制裁范围的新闻机构及新闻从业人员实行“法律之外的制裁”中得到印证。
邵飘萍是较早专门论述了新闻法制思想的，他的观点既包含着新闻法所应有的民主与法制色彩，也表现出在专制环境中特有的反抗精神。
二、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困境
在发展完善中国新闻事业方面，邵飘萍的贡献是开拓性的、独创性的、综合性的。他顺应潮流，及时宣传、解释、研究并且实践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为中国新闻事业的职业化做出贡献。但我们还要看到他的新闻活动受到所处历史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的局限性。
首先，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为报刊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法律保障，但当时中国市场经济不完善，国民素质低，报纸的受众有限，报业无法通过独立经营实现经济独立，必须依靠外来“津贴”，也就无法实现报纸作为大众媒体的独立地位。
其次，中国文人以文载道、以文济世的传统观念使报纸偏离了专业主义立场，报纸成为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工具，无法实现新闻本位。
第三，邵飘萍所处的时代，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无法为报纸提供稳固的法律保障，报纸和报人想要生存必须依靠智慧游走于政治权力之间。
最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是在反对政党报刊中诞生的，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邵飘萍在从事新闻事业的同时投身政治运动，在后期的新闻实践中，报纸已经成为他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工具，这无疑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但无论怎样，邵飘萍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实践对改进中国新闻事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一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主导思想，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使他同时代的新闻界人士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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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郭镇，《舆论监督、客观性与新闻专业主义》，传媒学术网，2004-4-25
②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③邵飘萍:《新闻学总论》[M].京报馆出版，1924
④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
⑤邵飘萍，《邵飘萍选集（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⑥王文娟，《论新闻专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萌芽》[D]. 湖北大学，2012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