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文俊
摘要 本文通过爬梳中外史料，考证中国第一本新闻通史一一《中国新闻发达史》的署名者蒋国珍的详细资料。首先指出，蒋国珍是江苏溧阳人，生于1896年，活跃于20世纪20-40年代的沪宁地区，身份依次为学生运动领袖、国民党党员、教育工作者、政府职员、银行经理，终其一生仅是一个小人物。其次发现，蒋国珍并非《中国新闻发达史》的作者，而应该是译者。1924年7月，
首次刊登于《北京满铁月报》，作者是时任职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北京公所的伊藤武雄。1927年3月，增稿后的，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亚经济调查局再次出版单行本，随后被蒋国珍译为《中国新闻发达史》，成为第一本中国新闻史译著，也是第一本中国新闻通史。最后，由蒋国珍翻译的《中国新闻发达史》不仅是中国学者的参考书，且是日韩学者借鉴与翻译的对象，从而将蒋国珍定位为沟通东亚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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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考证；伊藤武雄；；井东宪；《中华新闻凳达史》；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虞文俊，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97
1)基金项目：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13&ZD154)
蒋国珍是中国新闻学术史一个绕不开的人。今日国内新闻学界介绍民国新闻史研究成果，都会提及由他完成的《中国新闻发达史》，将它作为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参考书目。该书由世界书局刊行于1927年9月，比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早两月，被方汉奇先生称为第一本中国新闻通史。蒋国珍何许人也？何以完成第一本新闻通史？迄今为止，海峡两岸的新闻学界都无法回答。中国大陆仅知他是《中国新闻发达史》的作者，而台湾则早已遗忘。①本文通过爬梳史料，企图揭开蒋国珍的神秘面纱，探寻《中国新闻发达史》与蒋国珍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蒋国珍历史痕迹的爬梳
从《中国新闻发达史》的出版时间与地点，我们可知蒋国珍活跃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于是，笔者以上海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申报》为资料来源，结合其他中外资料，爬梳蒋国珍的历史痕迹。
首先，将“蒋国珍”输入“搜神”与“瀚堂近代报刊数据库”②，前者可检索《申报》（不含广告与增刊）的全文内容，后者可检索《申报》（含广告与增刊）的部分内容。结果发现《申报》含“蒋国珍”的文章75篇，分别为东路前敌政治部（第二路军政治训练部）消息40篇，学生运动消息15篇，教育消息5则，婚讯2篇，运动会消息2篇，政府消息1篇，银行消息1篇，慈善消息1篇，笔记1篇，广告7篇：另外，笔者发现还有以“蒋股长国珍”出现的文章3篇，属于东路前敌政治部（第二路军政治训练部）消息。《申报》涉及蒋国珍的文章共计78篇（表1）。
诚如表l所显示，《申报》所记录的“蒋国珍”前后跨度55年，高峰期出现在1919与1927年，前者五四运动时期，后者是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
其次，通过逐条内容的阅读与对比，笔者可以排除1926年6月24日这篇报道，它提到的与熊希龄一起出现的“蒋国珍”实为“蒋国歼”所误③。剩下的77则记录直接介绍蒋国珍资料的是1924年1月4日报道——《婚礼新志》。该报道图文并茂，照片是一男女都身着黑色礼服的婚照，文字内容如下：
蒋国珍君，溧阳人，曾任武进女师、省立三女师等各校教授。陈志洁女士，常州人，曾肄业于武进女师及北京高师．元日在远东饭店举行婚礼，亲朋云集，何世桢博士主席致词，俗礼一概并除，盖采用罗马时代庄严之仪式也。邵力子、狄狄山、汤宗威等相继演说，凌梦痕君读莎士比亚之诗，以该诗描写真的恋爱，重视实质方面故也。婚礼毕，遂茶点，拳术研究社陈坤口（字迹不清）君表演武艺，章方二君表演双簧等余口（字迹不清）云。
通过照片与文字的内容，一方面，笔者可以排除1888年与1936年的4篇文章，前者年龄不符，后者性别有误。另一方面，除了1920年张舍我笔记里称蒋为“吾友”、1941年“蒋国珍口（字迹不清）邻文结婚启事”与1943年捐款中国保健协会“四百元”无法考证，笔者可以将《申报》1924年前后提到蒋国珍勾连起来。照片里的“蒋国珍”与1919年学生总会第一届执行部全体职员留影里署名为“蒋国珍”的人是同一人，以及署名里也有“何世桢”、“狄狄山”的名字。文字里提到的“溧阳”，与1919年与1927年的报道一致。前者：“溧阳公共体育场筹备主任沈宗璜随带工程司一名专家赴苏沪参观公共体育场，……当由学生总会出版科主任蒋国珍君前往招待”；后者：“昨由省党部特派蒋国珍同志赴溧查察一切，并谋进展党务。”由此，笔者可以判定五四与北伐的蒋国珍是同一人。
再次，对比教育与广告信息，笔者发现多篇报道出现“上海法政大学”与“陈彬龢”（陈彬龢曾任上海法政大学职员），显示出“蒋国珍”具有“教育家”的身份。另外，《大陆大学招待新闻记者》与《行政院各部会更调重要职员》同时提到“蒋国珍”与“陈公博”，他们一起参加大陆大学与实业部。又据其他资料显示，蒋国珍离开实业部后任职于京沪两地的银行。进而说明，教育界、实业部与银行界的蒋国珍和五四运动与北伐的蒋国珍资料一致。由此看来，《申报》涉及“蒋国珍”的文章，除了1888年、1920年12月20日、1926年6月24日、1936年、1941年与1943年的8篇，其他70篇指向同一人。
二、蒋国珍生平历史的初考
通过内容对比，笔者已证明《申报》涉及蒋国珍的70文章是同一对象。由于缺乏它们与《中国新闻发达史》直接相关的证据。可能读者会对《申报》记录的蒋国珍与《中国新闻发到史》的蒋国珍间关系心存疑问一一是一人还是重名？为此笔者枚举两则资料解答这种疑问。
其一，1927年世界书局出版署名为蒋国珍的有《民众政治与英国的政治》（1927年6月，54页，定价大洋2角5分）、《中国的革命运动》（1927年，48页，定价大洋2角）、《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年9月，74页，定价大洋3角）。它们被世界书局列入“新国民丛书”，旨在塑造在“党治下”、“能受着中山先生的指导而成为健全的新国民”。这套40册丛书作者有陈德征、贺岳僧、陈彬稣等人，他们与蒋国珍多次一起在《申报》出现。
其二，《申报》所记录的蒋国珍有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五四时期，他承担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出版科科长。北伐时期，他不仅担任东路前敌政治部宣传科印刷发行股长，且参加制定宣传大纲与宣传办法。与此同时，他对报纸的党性有清晰的认知。诚如他与同事贺岳僧，联名刊文批评作为党报的《进攻周刊》登载庸俗文章，主张“党的报纸，应该一切立在党的意义上政策上发表文字”。蒋国珍有丰富的宣传工作经历，对报纸功能有自己的理解，即便缺乏报馆工作经历的证据，也可说明他具备完成新闻史著作的条件。
综上两则资料，《申报》所记录的蒋国珍即是《中国新闻发达史》的蒋国珍。解决此顾虑后，笔者即可为读者揭开蒋国珍之神秘面纱：
蒋国珍，男，江苏溧阳人，生于1896年。1919-1920年，就读上海某高校，④活跃于上海学生运动，担任上海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出版科主任、上海各界联合会评议部与上海学生联合会交际科职员，负责编辑出版、调查与对外联络等工作，曾代表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四团体，北上天津、北京，“与各界代表磋商，拥护救国会事，并接洽救国进行方针。”毕业以后，担任武进女子师范学校、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等职员。1924年，与常州陈志洁结婚。1927年，自称“中国国民党党员”，先任职江苏省国民党党部，后加入东路前敌政治部（后改名第二路军政治训练部），担任宣传科出版发行股长。1927年8月，第二路政治训练部奉令结束后，蒋国珍重回教育界，赞助上海女子理发专科学校，担任大陆大学职员、上海法政大学庶务主任，其中大陆大学是改组派培养人才基地，陈公博任校长。是年，署名为蒋国珍的《民众政治与英国的政治》、《中国新闻发达史》与《中国的革命运动》刊行。
1932年1月6日，蒋国珍被新任实业部长陈公博命为实业部科员，兼代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职务；3月4日，结束代理庶务科科长职务；3月25日，代理实业部编辑科科长；9月24日，任总务司编辑科科长。1933年7月22日-9月28日，兼全国度量衡局制造科科长。1934年8月，实业部总务司增设一科，第四科顺延为第五科，蒋国珍继任科长；11月16日，免去总务司第五科科长，改任实业部专门专门委员。1935年12月16日，吴鼎昌接替陈公博任实业部部长；1936年3月23日，蒋国珍离开实业部。之后，他一直活跃于银行界，先任上海绸业银行南京分行总经理，后任南京建华商业银行总行常务董事、总经理、上海分行总经理、苏州分行总经理。同时期，兼任南京特别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
从政治立场归属来看，笔者认为蒋国珍与改组派、亲日派、汉奸暖昧不清。一方面，梳理蒋国珍任职的南京建华商业银行的背景，笔者发现蒋国珍与汪伪政权关系颇不寻常。他担任董事、总经理的南京华商业银行，在汪伪的政策扶植下创建，结局因“有开发空头拨款单，滥发本票，擅作现金，中饱现钞，贴水图利，伪造账目，囤积投机等弊”，被汪伪“吊销执照”。由此看来，后人评价蒋国珍在银行界的形象是丑恶的不无根据。另一方面，梳理蒋国珍的交际圈，笔者发现蒋国珍与汉奸、反蒋介石人士交往密切。以《申报》记录为例，与蒋国珍关系匪浅的有邵力子（国民党元老）、狄狄山（汪伪检察院监察委员）、汤宗威（蒋介石派）、何世桢（胡汉民派）、陈公博（汪伪立法院长、行政院长）、陈彬稣（汪伪时期附敌）等人，除了汤宗威与邵力子，其他人与蒋介石派关系并不和谐，其中陈公博与狄狄山更是沦为大汉奸。总而言之，蒋国珍的政治立场极有可能存在严重问题。
三、蒋国珍的历史定位：沟通东亚中国新闻史研究第一人
通过上文的梳理，笔者基本上揭开了蒋国珍的神秘面纱，他毕业于上海高校，从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到上海教育家，再到北伐宣传人员，再到政府职员，最后栖身银行界。诚然，以现有资料来看，蒋国珍非毕业于新闻系，也缺乏投身报馆的工作经历。但是，他接受高等教育的背景，与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使得他一方面有机会接触海外内新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对新闻传播的了解，这两个优势为“完成”《中国新闻发达史》提供了重要条件。该书是中国第一本新闻通史。然而，由民国至今，其名气远不如后出的《中国报学史》。个中缘由，笔者从以下三方面来说明：
首先，从著作的推广来看，《中国新闻发达史》出版后，除了世界书局所办的杂志向读者介绍书名外，笔者未从《申报》等其他媒体看到广告。而《中国报学史》出版以前，《申报》就已预告介绍作者与内容，出版以后不仅继续刊登广告，且刊登读者评价一一“要研究中国报界情形，可读商务印书馆出版戈公振着的《中国报学史》”。与此同时，当时书评认为《中国新闻发达史》不如《中国报学史》，指出“虽然本书出版以前，坊间已经有过同类的书籍（例如蒋某的），但是本书的贡献不能不算第一。和它比较起来，世界书局所发行的蒋某的小册子，简直没有继续销行的余地。”这些后续推广对《中国新闻发达史》的传播势必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其次，从著作的内容来看，虽然两书章节安排与时段划分有相似之处（表2），但是《中国新闻史发达史》篇幅仅74页，远少于《中国报学史》（1935年商务印书馆版）篇幅385页。另一方面，《中国新闻发达史》仅停留在简单梳理史实，缺乏理论思考。相比之下，《中国报学史》爬梳详实史料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报学史”的概念，探讨“报纸”的特性，诚如今日学者将戈公振视为“中国第一个把报刊史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新闻学家”。
再次，从署名者的身份来看，诚如《申报》所云：“东台戈公振氏为我国新闻界先进，在《时报》任职二十年，始于前年去国遂游欧美考察各国报界近状。戈君前曾着有《新闻学撮要》二书，不期年销售一空。往岁担任国民大学讲席，又凭历年之闻见，辑成《中国报学史》一书。”戈公振不仅新闻业界、学术界与教育界有颇高地位，且政治方面获得国共双方认可，使其著作得以畅通于海峡两岸。相比之下，《中国新闻发达史》的蒋国珍，终其一生仅是一个小人物，既远离新闻界中心，也缺乏后续的新闻学研究，更严重的是其政治立场有问题，为国共双方所不容。
综上所述，蒋国珍被人所淡忘似乎是一种历史必然结果。但是，笔者认为蒋国珍与《中国新闻发达史》在中国新闻学术史应有一席之地：
第一，《中国新闻发达史》不仅是第一本中国新闻通史，也是第一本由外文翻译的中国新闻史。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新闻发达史》的认知是，由蒋国珍写成，刊于1927年9月，是中国第一本新闻通史。这种定位的确没问题，但未完全道出历史真相。据笔者考证，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与时任职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北京公所的日本人伊藤武雄( 1895-1984)的，从书名到正文都基本一致（表3）。从出版时间来看，首先作为单篇日文论文刊于1924年7月的《北京满铁月刊》，经过1926年11月的增稿，准备与其他论文集成《现代支那社会研究》出版，不过该文稿被编辑删去，最终由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作为《经济资料》 1927年3月的单行本出版。《中国新闻发达史》刊于1927年9月，两者相差三年多，后者翻译前者的可能性颇大。从正文多处细节来看，可以断定《中国新闻发达史》绝非蒋国珍原创，而是由
翻译而成。诚如《中国新闻发达史》摘录1914年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的“出版者、主笔、印刷者，须年在三十岁以上”，[31是直译的“出版者、主笔、印刷者C土三十岁以上旮为老要寸”，非原条例的“本国人民年满三十岁以上以上无左列情事之一者得充报纸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又如《中国新闻发达史》的中文注释一—《世界新闻进化史》，是照搬的日文翻译一一《世界新闻进化史》，非引用原载于《最近之五十年》的《世界报纸进化史》。另外，蒋国珍通晓日文，⑤有条件翻译《支那6二于C于为新闻凳达小史》。
第二，《中国新闻发达史》不仅是中国第一本被译为外文的新闻学著作，也是日本第一本由中文翻译过来的新闻学著作。目前，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被称为“旧中国的新闻学著作当中惟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其实不然，《中国报学史》既非惟一，又非第一。虽然，戈著并不是直到1943年被小林保译为《支那新闻学史》后才被日本学者关注，早在1931年就已被日本学者山口慎一所写的
采用，该文还参考了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纸》的材料。但是，首次完整翻译为外文是《中国新闻发达史》。1932-1933年，日本学者井东宪(1895-1945)在《书物展望》连载《中华新闻凳达史》，1937年“经过订正增补”集册出版《中华新闻凳达史》，坦言“是抄译蒋国珍氏（1927年上海世界书局发行）的同名著作，然后补充自己的内容作为润色”。对比两者内容（表3），笔者发现《中华新闻凳达史》正文前三章（第5-65页）是蒋着前三章（第1-59页）的翻译，第五章（第73-111页）以蒋着第四章、第五章（第59-74页）为蓝本加以扩充，真正属于“本文著者的研究结果”只有第四章（第64-72页）。由此看来，《中华新闻凳达史》是《中国新闻发达史》的日文增订版，应该也是日本翻译中国新闻学著作的第一本。另外，1934年朝鲜人柳寅昌以谚文写成的《中国新闻·发达史》，围绕“清朝以前、近世新闻·诞生、革命·新闻、新闻经营·实状、重要·新闻人·一瞥、中国·外字新闻”等内容展开论述，从标题到内容都有《中国新闻发达史》的痕迹。以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为起点，林语堂的“A History of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安藤次郎、河合彻译，东京生活社1939年出版）与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陆续被译为日文，以及从内田佐和吉的日文《武汉④文化机关史》到秋虫的中日文《武汉新闻史》（《武汉
新闻史》）再到内田佐和吉的日文《武汉④新闻史》⑥，东亚地区频繁进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交流。
第三，蒋国珍与《中国新闻发达史》的跨文化传播有待发掘学术价值。在日文版翻译为中文版《中国新闻发达史》的过程，东亚文化交流中的“脉络性转换”现象得以体现。⑧蒋国珍删去日文版关于日本报纸起源的论述，再增加许多自己的观点，如《第五章现在中国的各种报纸概况》第一段：“凡报纸如仍为政治上的机关报，而少经营上的倾向仍在幼稚时代。据此以观，则中国报纸发达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时代，可以自己下一个判断了。”这个增减过程体现出蒋国珍对新闻事业的理解，完成将日本收集的中国情报资料转变为中国第一本新闻通史。随后，日本学者井东宪又将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翻译成《中华新闻凳达史》，诚如序文所言：“新闻发达史就是政治背后的历史，是探索经济的铁则，文化发展的钥匙。正因如此，本书横向体现了新闻发达史，与此同时，纵向也展现了对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作用”，井东宪大力推荐《中华新闻凳达史》，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研究内容，再一次实现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跨文化传播。在这个翻译到再翻译的过程中，虽然存在侵犯著作权（海贼版书籍）的问题，但是蒋国珍的沟通角色不容忽视。目前，国内学界缺乏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发掘蒋国珍与《中国新闻发达史》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随着、《中华新闻凳达史》与《中国新闻发达史》之间关系的厘清，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加以补充。另一方面，在日本学术界呼吁建构
（东亚媒介史）的今天⑨，蒋国珍作为沟通东亚新闻史学术研究的第一人，其地位与价值不言而喻，可以成为东亚共同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