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货币所一级研究员
第一种平衡是经济发展与其它领域的平衡
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是一切工作的重心。但是仔细阅读十八大报告，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已经蕴含着一个新的逻辑框架，那就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五大改革。这是一个未被充分认识到的但却影响深远的重大变迁。原先在理念上被相对边缘化的，在实践中甚至往往被牺牲的若干政策领域，都被提到了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可见剑走偏锋、以失衡换增速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将进入一个综合改革的新时期。
第二种平衡是收权与放权之间的平衡
此次改革，将在收权与放权之间找到一个较好的平衡。李总理在去年三月份的答记者问时说得很明白，要简政放权，减少审批，要控制住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要让市场在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恰恰需要部分收权，那就是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把一部分权力职责从地方上收中央，比如说环保、食品药品安全、司法。这种收权将削弱地方政府干预市场、扭曲资源配置的能力，从而确保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放权。
第三种平衡是国际与国内的平衡
过去三十年的口号是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是实际执行的结果是东南沿海的一路领先和中西部的吃力追赶。对出口制造业、外资和外国消费者的补贴，换取了快速工业化崛起的伟大成绩，但却是以国内居民的福利和储蓄为代价的，中西部居民和非贸易部门所承担的代价尤其明显。而这种内部失衡正好又与美国的失衡相对应，两国相互宠坏对方，共同在21世纪初塑造了一个失衡的世界。
第四种平衡是权力、资本、劳动之间的平衡，或者说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平衡
要想让本土消费崛起，就需要通过多管齐下的改革，让民众的实际收入能够快速增长。而这意味着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权力与资本的比例将趋于下降，而劳动收入的占比将持续上升。这种平衡，表现为结构性减税、缩减公务开支、控制货币增长、把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解套、强化社会保障力度、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等。
除了上述四大平衡之外，在政策操作层面上，我们还将看到更多其它的平衡，通过各个层次上微妙的平衡术，中国的新领导层将在左右、内外、东西、上下等各个维度上展开一系列调整，最终趋于一种动态平衡。我们应该深入理解和把握这种平衡过程，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而不是成为失衡的制造者或者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