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几次出任又几次请辞教育部总长及北大校长职务，但鉴于他主政期间提出的教育改革精神及对中国教育的革命性影响，应该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都深深地打上了蔡元培先生的烙印，尤其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并颁布的系列法律法规文件以及他亲自主持的北京大学改革，对于中国教育千年传统的终结和现代学校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先生于1917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学率先提出的办学原则。蔡元培先生论及当时的教育时说：各地学生沉闷，“尤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或学生嬗继下来，他们的目的，不但求毕业，而且尤重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但不欢迎，还要极尽破坏之能事”①。蔡元培因此立志改革北大。他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二十世纪更要依靠学术，所以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和智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②。
为了彻底荡涤北京大学的陈腐风气，按照研究学问、繁荣学术、教育救国的思路来改革北大，蔡元培先生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全新的办学原则。这种精神是与封建专制教育针锋相对，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讲，就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自由发展，以改变吾国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③，其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性非常鲜明。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是要打破封建专制的禁锢，网罗众家，创造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浓郁的校园氛围，并以此影响社会。蔡元培先生论述其理论渊源时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如人身然，官体之存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骨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④。这表明蔡元培先生根植于民族文化的精华，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进步的自由思想，使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合理地容纳着中西方的积极内容：思想解放、言论自由、讲求民主，革专制积弊，反专己守残，兼收并蓄，相容共进，为繁荣学术、发展新文化开辟了道路。
为了更好地施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先生大胆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还让陈独秀把《新青年》刊物从上海搬到北大校园来办。其后，蔡元培先生又请了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李四光等人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各自专长的学业。一时间，北大校园人才济济，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据统计，1918年北京大学全校200多名教员中，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胡适、刘半农被聘为教授时只有27～28岁。他们的思想，绝大多数倾向革新，这就给北大带来了朝气，带来发展的机遇。蔡元培先生同时也容忍了守旧人物在北大继续任教，主要是取其在知识方面的特长。辜鸿铭拖着长长的花白的辫子，满口复辟论调，可他擅长英语，精通英国文学，蔡元培先生使其讲英文课。刘申叔奔走帝制，为封建帝制能够死灰复燃而不惜到处碰壁，可他娴熟六朝文学，蔡元培先生使其讲古典文学。最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没上过大学，考北京大学没考上，蔡元培看了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究元决疑论》后，1917年请他来北京大学当讲师，讲授印度哲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彻底打破封建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禁锢北大的局面，从根本上扭转了腐败沉闷的风气。北大校园言论自由，增设许多新课程，实行选科制，学生有选择的余地。北大校园组织了国文学会、史学会、哲学会、地质学会、数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各种学会，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国民社、新潮社、国故社等学术社团，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北大校园里。新派旧派，兼容一校，中学西学，并包一系。比较优劣，较量长短，互相争论，虽然斗争十分激烈，可学术研究氛围异常浓烈。新人登上讲坛，新文化的宣传波及四海，新思想的传播蔓延八方，最终形成了北京大学“民主、科学”的良好校风。北京大学一时光彩四溢，影响着中国教育的发展，直到今天依然为我们所津津乐道。这种精神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仍具有深刻的意义和启迪。
二、“研究高深学问”的办学宗旨
1917年1月，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9月，他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讲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要求从根本上转变学校的性质和学生观念，使学生有研究学问的兴趣，使学校真正成为研究学问的地方。
辛亥革命初期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都十分浓厚的学校，学生多为升官发财而求学，对研究学问没有丝毫兴趣。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指出：“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在升官发财思想的支配下，学生“平时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考试结束后，学生则将“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对此，蔡元培先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要求学生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说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1919年9月20日，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又指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
蔡元培认为，当时的北京大学之所以声名狼藉，“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因此，是否有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一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二是聘请教师时，“以学诣为主”，坚持“人才主义”。“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大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⑤当时的北京大学，各派竞相开讲授课，各显其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三、“教授治校”的管理制度
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对德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德国“教授治校”制度对蔡元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其提出的“教授治校”的范本。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在他亲自起草的《大学令》中最先体现了他的“教授治校”思想，但直到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这一管理思想才付诸实践。
蔡元培在北大实施“教授治校”的主要目的是使教育免受官僚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扰，通过改善北大的领导体制，将权力下放，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师，让真正懂得教育的人来管理学校。
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管理思想在北京大学的全面贯彻，改变了旧北京大学的官僚衙门作风，使进步的、有威望的教授得以参与到学校的最高决策之中，使教师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体，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提高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促使北京大学成为提倡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阵地。
四、“男女同校”的招生制度
蔡元培就任校长前，北大招收的学生均为男生。其后，他允准女生旁听北大课程，招收女生入学。1920年春，北大招收9名女旁听生。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又一重大改革，是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的意义是全面而深远的，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回味那场炙热的革命斗争中，辛亥革命对于中国教育的革命性意义尤其值得珍视，其中许多光辉的思想需要我们传承与弘扬。
田恒平（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