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莉莉 陈一鸣 Song Lili and Chen Yiming
活跃于山东画坛的著名画家宋丰光、张锦平夫妇，在国画创作上伉俪携手，比翼齐飞。他们多次在各项大赛中获奖，不断将合作的精品奉献于世，在当代画坛上自成一家。他们的绘画功力深厚，在业内获得很高的评价，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的作品不仅包含了人性与本真之美，显示了意境与风格之美，从音乐的角度看，也蕴含了旋律与节奏之美、和声与织体之美、浪漫与诗意之美，彰显了艺术创作中情感符号的巨大张力。
一、宋丰光、张锦平其人其作
宋丰光、张锦平夫妇可谓天造地设的奇缘，画界仅有的绝配。他们生于同年同月同日，就读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恢复高考后的七七级同班。宋丰光在性格上厚重、真诚，在学习上认真、执著，永远都是好学向上的谦谦君子。张锦平在个性上单纯、率性，在创作上灵气、高雅，从来没有虚伪、浮夸的半丝俗气。学生时代的率真诚实，学习上的刻苦用功，赢得了老师的赞誉，换来了大家的首肯，更是双双找到了爱情的归宿，相互成为事业上的伴侣。似乎姻缘前世已定，夫妻二人因画相识，因画结缘，情投意合，天长地久。组成家庭后的家风更是简朴、平实，不为世俗所染。
在平淡充实、携手并肩走过的三十多年创作路上，宋丰光、张锦平两人的审美感受愈加接近，创作风格和而不同。宋丰光以男子特有的大气、深厚，决定了整体画面的构思与设计，而张锦平则以女子独有的细腻、聪敏，表现了细节之处的温婉与神韵。夫妻二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一幅幅力作问世，一个个大奖收获。如今的伉俪，同为教授夫妇，双双硕士生导师，均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同时当选“中国百杰画家”，赞誉遍画坛，桃李满天下。张锦平还当选为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副主席, 更是忙上加忙。
宋丰光、张锦平二人的作品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一次次摘得大奖，一回回载誉泉城。早年的工笔重彩作品，不断被美国画廊收藏。那些清新简约的小品，透着民族意味的芳香。近年来，他们的画有了质的变化，不断推出大作，宁静淳朴，诗意盎然。《秋日物语》获得全国第二届中国画展优秀奖，《紫雾》《绿野》《秋妆》和《渔家秋歌》四幅画连续入选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不仅夺得优秀奖项还被中国美术馆收藏。《樨草》获全国中国画人物画展最高奖银奖；《玫瑰园》《红蜻蜓》获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评定的1997 中国画坛百杰称号；《暮霭图》获全国首届花鸟画展佳作奖；《女孩》获全国教师优秀美术作品展优秀奖；《夏日》《牧归》《清风》获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画家提名奖；《秋蕴》《烟岚》入选全国第三、第四届画院优秀作品展；《池塘蛙影》等四幅作品入选上海世博会“齐鲁风”人物画名家作品展；《远山静湖》等十幅作品入选“田园情韵”中国画名家作品展。身在齐鲁大地的夫妇，不忘在山东画坛尽着自己的儿女之力：他们参加了“齐鲁人物画进京展”，创作了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作品《黄河入海流》；《母亲》入选“心系汶川全国美术特展”，并发表于《美术》《美术观察》；在朵云轩山东美术馆举办了“田园清风”宋丰光、张锦平彩墨艺术精品展。同时，人民美术出版社为他们出版了二人联手画集《中国画名家当代卷宋丰光张锦平画集》，另有《百杰画家宋丰光张锦平精品集》《宋丰光张锦平花鸟画》《宋丰光张锦平精品集》以及个人佳作《宋丰光画集》《张锦平画集》陆续问世。在一幅幅画作一个个奖项上面，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道道光环一回回喜悦，更是一层层精神的飞升，一次次艺术的超越。
宋丰光与张锦平，真是一对绝佳的组合，两个称奇的画家。上帝让他们巧合地降生在同一天，又让他们相识在大学的同一班；爱神将他们结成一家，画缘让他们执子之手。难得见到这样的伴侣，57 年的生活，35 年的相识，31 年的夫妻，不仅是冥冥中的天作之合，更是善良人的心心相印。两个画家的生命与灵魂，在浪漫又现实、平静又充实的生活中，一起为当代社会、为美术教育、为齐鲁画坛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受到同行同道的敬重。
二、宋丰光、张锦平作品中的音乐美
当静静地欣赏宋丰光、张锦平的绘画艺术作品时，那些人物形象的生动传神跃入眼帘，花鸟虫鱼栩栩如生，笔法流畅至龙飞凤舞，情趣意境达气韵生动……行家们以赞赏的眼光观赏着，学生们以钦佩的心态学习着。但是，换一个角度品读，那些画面淳朴而意境深远的视觉形象里，还蕴含着一种时间艺术的美，一种音乐语言与之相通的体味，一种文化艺术共有的意蕴。
艺术需要形式美，没有形式也就没有了内容。宋丰光与张锦平的画作，在形式上与音乐艺术创作的有序组织相通，成为与音乐相近的“有意味的形式”①。
首先，二人的合作就像一首混声二重唱，旋律和节奏优美且协调。在混声二重唱中，男女声部之间既有音色对比，又有感情抒发，显示了对比中的统一。比如莫扎特歌剧《女人心》和威尔第歌剧《茶花女》等戏剧性的二声部，唱段有分有合却完全融合在一起。另如巴赫、亨德尔的复调，不同声部形成各自的旋律线条，互相独立却高度统一，从视觉上就可看到旋律线的运动之美犹如绘画艺术中的线条美一样。宋丰光与张锦平的绝大部分画都是夫妻合作，夫唱妇随，线条的重叠、交错、穿插等有序的排列，正像音乐的二重手法和复调对位，相互关联又互相区别，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宋丰光、张锦平的《绿野》《秋妆》和《春萌》等画中，线条简洁，错落有致，点面穿插，繁简相间。少女与大自然的和谐，植物在阳光中的斑驳，各种色彩的协调，让人看了赏心悦目，仿佛自己随着画家走进似世外桃源的景致。在《青芦奕奕》《远山湖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人与物的温馨，人与人的贴近，鸟与草的安静，风吹芦苇的唯美，每幅画都有如音乐主旋律和多层次的对比性主题，又类似于音乐的复调织体，线和墨、人和物都和而不同又合二为一，各有特点又浑然一体，真是像极了多声部音乐的写作手法。
其次，两人的技法配合就像音乐中传统与浪漫结合的和声手法。分析宋丰光与张锦平的绘画，画中的描绘，重叠的树枝、穿插的草叶以及静动的山水所运用的皴法，类似音乐的和声处理般运动与倾向性的手法和逻辑关联性等音响效果。而画面的厚度，也与音乐创作的和声手法殊途同归。《玫瑰园》《红蜻蜓》《晨霭》的创作，从结构和色彩上看，都与音乐创作的和声技法有着异曲同工的手法。那些小小的、自由飞翔的红蜻蜓，点缀在天上，就像音乐主旋律中几个跳跃的独特音符，在低音伴奏的衬托下，奏出鲜明的音响。而风、草、人物，就像和弦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声音运动，增加作品浓、淡、厚、薄的色彩作用，利用和声的进行、收束、调性布局等构成因素，使各声部组合为协调的整体以塑造形象。这种类似音乐的旋律发展、节奏运动的技法，都具有和声的功能性与色彩性意义。在音乐创作中，和声色彩是体现为音响的时间艺术，而宋丰光与张锦平的绘画色彩则是定格于画纸的空间艺术。
再次，画中的色彩似管弦乐队配器的多维音响效果一样。在宋丰光与张锦平的画中，还似乎可以“听”到音乐从单声思维扩展到多声思维的技术，类似乐队配器的手法。配器在音乐创作中的意义在于装饰，是为主旋律配上多声部伴奏，是各种乐器的音色调和。它为原有的“骨架”进行新的填装，使之有了生气，富于生命，并能反映作曲家明显的风格。如此观赏宋丰光与张锦平的作品，《湖上人家》《烟岚》《小羊倌》的色彩，我们会联想到浪漫派乐队的配器，乐曲被多种乐器“染”上各种色彩，赋予了作品鲜活、多彩、明亮、丰富的音响。整幅作品的色调犹如各种乐器的音色，主题的出现、动机的陈述、各音区的选择、和声的节奏、音色的融合，恰如其分，得心应手。宋丰光与张锦平的系列画作更似一套民乐队的组曲，阵容并不庞大，但配合有序，音色柔美，乐器之间、乐器组之间你唱我和，此起彼落，层层姹紫，重重嫣红。
艺术创作除了形式以外，更需要内容美，没有深度的作品只能是昙花一现。宋丰光与张锦平的作品，在内容上也与音乐中诸多情况类似。
首先，是在传统的创作基础上推陈出新。对于音乐创作来说，继承传统和发扬传统至关重要，即使你的音乐再时尚，再前卫，若离开深厚的文化底蕴，终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音乐史册上，巴赫、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等等大师，都是基于传统、博采众家才出类拔萃的。看宋丰光与张锦平的画，也让我们想到，与音乐大师们一样，他们坚持传统文化的积淀，笃信传统文化的根基，并不断在继承中创新。因而他们形成独特的个性，自成一家。他们的工笔画从容自由，写意富于层次变化，善于创造意境的手法有如神助。所以，不管是成功的画家还是音乐家，其创作之路的根基都应该一样。在作曲家谭盾的《风雅颂》《天地人》《卧虎藏龙》和郭文景的《峡》《巴》《晚春》等作品中，我们可以听到许多现代、时尚的音响，但是，作曲家明确告诉我们，这些音乐的元素都源于自己民族的根，来自家乡的调，带有民间的土味儿，尽管他们都是受过西方专业作曲技术的训练，西方的创作方法驾轻就熟，但是，故土的情怀是他们永远不可能丢失的根。这些坚持传统固守民族精神的艺术家们告诉我们一个真理，无视传统，不会有真正的创新。当今艺坛上只凭着一点灵性、几方炒作便横空出世的人，其艺术生命必将短暂。艺术对宋丰光、张锦平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必然慷慨，对浅尝辄止的人必定悭吝。
其次，是在人性表达上的深刻和在感性与理性中的平衡。在音乐发展的历史长卷中，古典主义音乐时期之所以形成特有的风格，推出一批世界大师及顶峰之作，就是因为很好地表达了题材的崇高和内容的深邃，掌握了音乐创作中感性与理性的平衡，情感与理智的统一，规范与优雅的并存。宋丰光与张锦平亦如此，表现大地震题材的《母亲》，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画中的母亲用生命换来婴儿的安详，表现了人类最自然也最伟大的爱，画中尽显人性的光辉。《黄河入海流》作为表现山东省重大历史题材的巨幅力作，气势磅礴，将永载史册。《月出惊飞鸟》和《池塘蛙影》在实景中强调虚境，将浓烈的情感以平和的方式描出，在画面中留有想象的空白。这些技法若无深厚的功力，很容易拙败笔下，画中无物。而在宋丰光与张锦平那些精心刻画的画面里，让我们看到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实相生，虚实相映，严谨的手法规范又不乏新意，传统的笔触平实又有回味。就像古典主义音乐一样，在简洁的形式中蕴藏了巨大的精神能量，在简约的手法中体现了深厚的艺术修养。
再次，是浪漫诗意与丰富色彩的相映。浪漫派音乐以其特有的诗情画意感人至深，在肖邦、李斯特的作品里强调的是张扬个性，情感为重，题材也多表现田园、民族、奇异等，技巧不断扩展为更加自由、不受拘束。在宋丰光与张锦平的绝大多数作品如《湖静惊飞鸟》《赏春图》和《芦塘晨雾》中，那些清新、诗意的田园风格，就像浪漫主义音乐出现的标题音乐小品，也似肖邦《夜曲》般呈现浪漫主义音乐的恬静；那些空山鸟语的意境，男耕女织的乡情，野草谷物的土香，似李斯特《爱之梦》轻轻诉说着抒情的语言；那些春华秋实、夏雨冬雪的现实描写，勾起我们更多像听舒曼《童年情景》的想象；那些淡淡清风、浓浓蒲苇的田园牧歌，瑟瑟樨草、粼粼波光的梦幻景致，无不让我们感受到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诗情画意的魅力。大自然在这对夫妇的笔下更加多彩生动，所有生命也更具有了情感的张力。欣赏这些有关乡村的现实与艺术，感悟这些线面的传统与现代，我们感叹，一位真正的画家对于技术的使用，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人画合一”，在这种状态下，人已意识不到技术的存在，而技术已转化为人的经验、智慧的一部分。
三、艺术审美中的通感
艺术是共通的，凡是优秀的艺术作品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艺术遐想。欣赏宋丰光、张锦平的国画艺术总觉得与欣赏音乐艺术的美有着许多共鸣，在他的画里笔间，蕴含着音乐艺术的美。音乐直接诉诸人的心灵世界，有着巨大的表现性、渗透力与亲和力，它与绘画等艺术都属于情感符号的创造活动，具有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去表达审美意义和表现人类情感的特性。艺术审美就是在对这些艺术符号的相互转化中继而进一步理解，达到审美体验的。正是因为宋丰光、张锦平的作品远比我们目力所及表现得更为丰富，才打通了我们音乐联想的开关，唤起了我们音乐感受的记忆，调动了我们共同的艺术视听，从而获得整体的艺术感受与人生体验。这种异质同构的作用，在我们欣赏优秀的艺术作品时，亦能体验到其中美感的联觉。试问，同为一个民族，同为一种文化，同为艺术创作，怎么可能没有相同的心理感受，共同的审美品味呢？
宋丰光、张锦平的绘画是凝固的音乐，以声类形，视听皆生，有形转无形，无声似有声。不为人知的是，宋丰光与张锦平在作画时，就是往往一边放着音乐，一边提笔挥毫。他们的新作《化蝶》就是在一遍遍聆听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后，在音乐的浸染中成画的。那让人柔肠寸断的旋律，也让画家将创作的冲动移情纸上。而另一幅作品《陪你一起看草原》，也是在一遍遍倾听草原粗犷的长调、沧桑的嗓音、马头琴的悠扬旋律后，才笔墨生华，情定草原的。那些如醉如痴的音乐和美轮美奂的旋律，都会让敏感的画家心有所感，情至所动，随之，画由心生，墨洒笔下。他们的作品是美术与音乐最好的结合，既是空间艺术的展示，又充满了时间艺术的特质。他们创作的题材，也是音乐与美术都关注的内容，既描写生活的真实，又不乏浪漫的情怀。
艺术门类相互之间的影响和交合，是现代文化的一大特征。艺术家们从相邻的领域借用体裁或名称，使各门类联姻。如俄罗斯作曲家斯克里亚宾把自己的交响乐作品直接称为诗作三部曲：《神之诗》《狂喜之诗》《火之诗》，而诗人别雷则相反，将自己的文学巨作定名为“交响乐”。既是画家又是音乐家的丘尔廖尼斯则创作了一系列标题带有音乐意味的绘画，如《赋格》《春天奏鸣曲》《夏天奏鸣曲》《大海奏鸣曲》等，表现了画中有乐、画乐相兼、以画映乐、以乐衬画的意境。作家勃留索夫在自己的长诗《回忆》中，用了一个副标题——《第一交响曲，热情奔放，四个乐章，加序曲和终曲》。现代思维的艺术家们将自己的思路打开，让各门艺术彼此借鉴，融会贯通。在宋丰光和张锦平的绘画中，也显现了更多艺术融合的手法，符合了中国文化一贯将诗书乐画相融合表现人心理活动的艺术传统。
在聚焦宋丰光与张锦平其人其作后，笔者深为他们独具一格的画风所动。他们有理论思维的深度，有艺术文化的渊源，有文学修养的广度，有音乐爱好的兴趣，有极强的绘画技能，有真挚的情感表达。所以，他们的画与文学融合，与诗歌汇合，和光色合并，和音乐共鸣。因而，我们有了答案，为什么每次看他们的画都有一种听音乐后的感动，一种感受作品律动的心动。或许，这仅仅是一个书画界外行人的独语，但是，这一定是艺术圈中人的共鸣。艺术创作本同根，艺术之人本同性。有谁能说书画作品中不蕴藏着音乐的律动之美和旋律的起伏跌宕之美呢？又有谁能说欣赏书画作品的真、善、美与欣赏音乐作品的真、善、美之间没有通感，没有共悟呢？
艺术作品和艺术家本身的美，都有着共同的情感基调，都会表现出巨大的情感张力。在我们对宋丰光、张锦平书画艺术作品的审美感受中，有一种对音乐艺术作品审美的互动感应，或许这正是审美主体对于一切审美客体准确把握的共通感知。基于此，我们才有了对宋丰光、张锦平夫妇国画艺术中音乐美的认知，有了对宋丰光、张锦平伉俪其人其作更多更深的感悟。
注释：
①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1881—1964）于19 世纪末提出的理论。他认为在各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形式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在贝尔看来，人们在审美时只需要对形式、色彩感和三度空间的知识，审美是超然于生活之上的。
宋莉莉：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陈一鸣：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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