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武少燚
（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西安710072）
摘 要：美国现代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慈悲》为读者呈现了美国殖民地初期女性叙述声音的魅力，文章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兰瑟关于叙述声音的理论，通过分析作品从叙述声音角度对女性话语权的建构，揭示建构女性话语权的重要意义,以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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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权；建构；创作意旨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138－04
收稿日期：2015-01-12
作者简介：孙瑜（1971-），女，湖北武汉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武少燚（1989-），女，山西人，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叙事研究流派，既丰富、补充了经典叙事学的范畴，又为女性文本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其中从叙述声音的角度分析文本日益成为女性主义叙事学视阈下一种重要的文本解读法。苏珊·S·兰瑟（SusanSniaderLanser）认为叙述声音是叙事中讲述者身份和权力的象征。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慈悲》中故事所处的时代（17世纪80年代），正值北美殖民地初期，不同肤色女性在此汇聚，小说中每位女性从叙述声音层面展现出她们为建构女性话语权所做的努力，富有时代魅力。本文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苏珊·S·兰瑟的理论，从女性主义叙事声音切入，解析作者在话语权缺失的情境下，如何通过作者型、个人型以及集体型叙述声音建构女性话语权，以及作者建构这一权力的创作意旨。
一、女性话语权的缺失
法国后结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提出权力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一种实践，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静止的结构。福柯笔下的权力不是狭义的“政权”，而是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所谓话语，其实归根结底是说话的权利，谁在说话和代表谁说话是争夺话语权的焦点所在。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阐释的，话语被谁掌握，谁就拥有了说话的权利。而《慈悲》中的五位主要女性人物却缺失了这种话语权。
17世纪80年代的美国已经是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聚居地：雅各布(Jacob)是个从荷兰来北美继承叔叔土地的孤儿，他先买了印第安人莉娜（Lina），继而娶了来自欧洲的“邮购新娘”丽贝卡(Rebekka)，之后又得到“悲哀”（Sorrow）这个混血女奴，在母亲的恳求下，弗洛伦斯（Florens）成为了农场的又一名女黑奴，由此，他在这片土地上建起了一个伊甸园似的农场——一个主流社会边缘人的聚居地。作为这个农场的男主人、财产的拥有者和支配者，雅各布成为中心话语权力的代表。他支配和控制了农场中每位女性的话语权，使其处于失语和无声的状态。在《慈悲》的所有女性人物中，无论是白人丽贝卡、混血女奴“悲哀”，还是土著女奴莉娜，亦或是黑人弗洛伦斯母女，在莫里森的塑造下，都成为了性别、种族和阶级地位的多重受害者。
小说中弗洛伦斯的母亲没有名字，只叫她“闵哈妹”（葡萄牙语意为“妈妈”）。作为黑人女奴，在去雅各布的农场之前，弗洛伦斯母女成为其主人奥尔特加和农场主雅各布“凝视”的对象。“凝视本身就是一种不对等关系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1](P89)在多次体会主人和雅各布的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之下，“闵哈妹”出于无奈将弗洛伦斯卖给雅各布，偿还其主人的债务。闵哈妹“卖女为奴”的行为刺痛了弗洛伦斯的心，也唤起了读者的情感共鸣。莉娜生活的土著部落由于黑死病毁于一旦，幸存下来的她被带到长老会教徒中，但却不被允许参加任何礼拜天的宗教活动，最终还是被长老会抛弃了。来到农场，莉娜能做的只是帮雅各布打理农场上的事务，作为一名女奴，她无权表达自己的任何想法。对于那个叫“悲哀”的女孩大家都不知道她来自何处，只知道她是在岸上被伐木工救的，她的名字“悲哀”也是伐木工的妻子“赐予”她的。“悲哀”失去的并不仅仅是名字，更包括了名字所代表的身份。虽然生活在这个农场上，却不曾融入这个大家庭，只能和自己的影子“双胞”（Twin）说话。白人丽贝卡是受性别文化异化最深的。丽贝卡的父亲急于把女儿嫁出去扔掉经济负担，因此，在以其父亲为代表的父权文化体制下，她的自我被淹没了；结婚后她成为了雅各布为代表的男权文化的附属品，更加剧了她话语权缺失的窘境。透过这些女性的生存状况可以看到其折射出的深层意义：以雅各布为中心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其本质是女性话语权的缺失。《慈悲》是由女性讲述关于女性生存的文学作品，小说中出现的每种叙述声音都是对当时不同种族的边缘女性的写照，想要在这片土地有尊严地生存，她们就要努力争取自身话语权，因此在文本中建构女性话语权就显得颇为重要。
二、女性话语权的建构
女性主义叙事学创始人苏珊·S·兰瑟把女性作家的叙述声音分成三种类型：作者型叙述声音（authorialvoice）、个人型叙述声音（personalvoice）以及集体型叙述声音（communalvoice）。各种叙述声音都有其独特的魅力，以此传达女性为建构话语权所做的努力。
在《慈悲》中，随着叙述人称的变换，叙述声音纷繁多样。时而是单数“我”，时而又变成“她”或“他”，叙述人称的不断切换与兰瑟提出的三种叙述声音不谋而合，据此女性话语权的建构在文中具体表现为：（1）以莉娜、丽贝卡等为例的作者型叙述声音下的言说建构；（2）以弗洛伦斯为主的个人型叙述声音下的书写建构；（3）以弗洛伦斯为代表的集体型叙述声音下的成长建构。树立女性权威的有效方式就是从不同的叙述焦点去建构流露真情实感的女性角色，通过以上三方面，莫里森塑造了女性真实的自我，进而建构了女性话语权威。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下的言说建构
“在西方过去两个世纪的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大都当然地附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种男性……因此，叙述者的地位在何种程度上贴近这一主导社会权力构成了话语权威的主要因素。”[2](P6)在传统的西方文学创作中，作家有意树立男性的话语权威，而忽视塑造女性话语权的建构。兰瑟认为，“在一个标榜‘所有的女人都是白种人，所有的黑人都是男人’的社会里，美国黑人女性写的有关黑人女性的小说只能靠边站”[2](P139)。传统男性作家认为由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女性写的这些作品无足轻重且难登大雅之堂，“这等于说美国黑人女性的叙述声音在正式场合‘无以言说’。”[2](P139)
兰瑟用“作者型声音”这一术语来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2](P17)小说中最典型的作者型声音并不是包含在叙述者自己的声音中，而是包含在小说人物的话语之中。在《慈悲》中，叙述者从不多言，全靠小说人物的感觉来说话，“无论多么轻微，只要是对她流露出的善意，她都会像兔子似的大口咀嚼”[3](P107)，叙述者从弗洛伦斯的立场说出了她对爱的渴望。
托尼·莫里森作为非洲裔美国黑人女作家，用作者型声音展现了一种双重声音的文本结构。文本的隐含义对黑人读者了然，白人读者也认为他们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正如兰瑟所说，“她自己的声音由于采用并借助非洲裔美国黑人社群而获得权威”。[2](P148)
莫里森通过作者型叙述声音在文本运用自由间接引语和意识流手法对女性话语权建构。“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以第三人称人物视角叙述人物的语言、感受和思想的话语模式。它呈现的是客观叙述的形式，表现为叙述者的描述，但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是人物的声音、动作和心境。”[4](P97)如“她可以指望的只能是做佣仆、娼妓和妻子，虽说关于这几种生涯都有种种可怕的传闻，但最后一条路似乎最为安全。”[3](P85)一句话勾勒出丽贝卡这位“邮购新娘”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与内心世界的迷茫。通过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莫里森在叙述者和小说人物之间建立紧密的关系，并借此获得作者权威。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使得读者同时听到叙述者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文本对人物心理感受的描写实际上是在传递叙事者的态度。全知的作者型叙述者的感受充盈着每个人物的内心，并充分发挥出其“自封的权威”。“只有莉娜坚定如常，不为任何大灾大难所动，仿佛已见识过一切，并于这一切中存活了下来，”[3](P111)表现了雅各布死后莉娜这个女黑奴的坚韧与勇敢。“这不是一个奇迹，不是上帝赐予的奇迹，这是一份慈悲，是一个人施与的慈悲。”[3](P184)从“闵哈妹”的讲述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她的无奈与感激，更能品味到作者命名小说的初衷。而且，这种叙述技巧也让读者有融入主人公心灵世界之感，和弗洛伦斯以及她的妈妈产生共鸣。“在这种地方做女人，就是做一个永远长不上的裸露伤口，即使结了疤，底下也永远生着脓。”[3](P180)闵哈妹在向弗洛伦斯诉说当年她“卖女为奴”的无奈的同时，也倾诉了她生活在男权社会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因此，通过作者型声音反抗男权社会，树立女性话语权也就表现得更加直观了。
小说中的男性也成为女性争夺话语权的对象。农场主雅各布违背女主人的意愿大肆建造新房，却因感染天花，房子还没建成就离开了人世，他自然而然的失去了话语权，农场从此成为了女性的话语场。叙述者通过让男主人死去的方式表达女性对男权主义社会的抵制和对话语权的争夺，同时也巧妙地传达了作者型声音。
（二）个人型叙述声音下的书写建构
《慈悲》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小说的结构，作者以弗洛伦斯的第一人称叙述为主线，独具匠心地将她的叙述纳入书中的奇数章节，而偶数章节则是他人的第三人称叙述。因此，在这部小说中，莫里森既构建了作者型叙述者全知的叙述声音，又创立了弗洛伦斯回忆自己生活的个人型叙述声音。
兰瑟用“个人型声音”这个术语来表示“那些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2](P20)她还指出，“自身故事的叙述者‘我’也是结构上‘优越的声音’，它统筹着其他人物的声音。”[2](P20)为了借助小说人物动作让个人型声音产生权威，作者运用了女性书写的叙述策略。
这部小说的故事尚未开始，就给读者留下了很多悬念，“别害怕，我的述说不能伤害你，尽管我做了那些事；而且我保证，我会在黑暗中静静地躺着——也许会哭泣，或偶尔再一次看到流血——但我绝不会再伸展四肢站起来，并露出牙齿，我在解释。”[3](P1)读者心中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会哭泣？‘你’指谁？‘她’在解释什么？”为了解开这些悬念，小说采取了通过弗洛伦斯的书写来回答这些问题的写作策略。实际上，占据小说大部分的弗洛伦斯的表述是她在一个秘密的房间里用钉子在墙上刻的字，这些文字都是她在和铁匠争吵之后做出的解释。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埃莱娜·西苏大力提倡“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5](P188)由此出发，西苏提出了“身体写作”，即女性要不断地书写自己的声音，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莫里森在小说中便选择了通过弗洛伦斯的“身体书写”来表达女性争夺话语权的个人型声音。弗洛伦斯曾讲述说，“我身上感到饥饿的不是胃，而是我的眼睛，用多少时间都看不够你的动作，”[3](P40)充分表现了曾经的自己对铁匠的痴迷。“自由或不自由，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也不懂那意味着什么。”[3](P77)在弗洛伦斯女性意识还未萌发的阶段，她用书写表达了她内心真实的感觉。小说成功地在读者与弗洛伦斯之间建立起情感的纽带，使读者认可弗洛伦斯的价值判断，从而加强了叙述声音的女性权威。
兰瑟肯定个人型声音的优越性，但同时她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型声音这些不同于作者型声音的特点，使其女性权威大打折扣，因为作者型的叙述者拥有发挥知识和判断的宽广余地，而个人型叙述者只能申明个人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利及其有效性。”[2](P21)而作者在小说中巧妙地借用了“自由间接引语”来弥补个人型叙述声音在话语权建构方面的缺点。
当叙述者与小说人物立场一致时，“自由间接引语”可以用来表示权威；当叙述者与小说人物立场不一致时，则可用于反讽。莫里森通过作品来揭露蓄奴制对各类奴隶造成的伤害，而弗洛伦斯作为黑人女奴，也是众多受害女性之一，因此从作品来看，叙述者与弗洛伦斯的立场是一致的。作为作品的女主人公，弗洛伦斯通过寻爱之旅中的自我救赎，而后转变思想痛陈自己被压迫的地位，表达了对男权社会的反抗，从而获得了女性自我权威。“失去你之后，我的路清晰了。我一直以为你是我的生命……可我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我还是弗洛伦斯……自由，延续着……我的脚底板和柏树一样坚硬了。”[3](P173)从形式上来看，弗洛伦斯一直用“你”来称呼自由黑人铁匠，除了向他诉说，也直接性地剥夺了他的话语权，将铁匠这一自由男性置于“他者”的地位，不但表达了弗洛伦斯的个人声音，也表现了她对个人话语权威的不懈追求。“这间屋子没有更多空地了，这些话把地板铺满了，从现在起，你将站着听我诉说。”[3](P176)通过使用“自由间接引语”，文本在表现弗洛伦斯个人型声音的同时，也有意让读者听出了作者型声音。“自由间接引语”在结合两种叙述声音的同时，也非常有力的树立了权威。
偶数章节通过弗洛伦斯对自己成长的回忆，讲述了“我”从迷茫到自我觉醒的心路历程，叙述者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我”是虚构故事的参与者），建构个人型叙述声音。
（三）集体型叙述声音下的成长建构
集体型叙述声音是指：“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2](P22)小说中五位女性独立的故事实际上互为关联，这种叙事结构呈现了一种女性群体独特的叙述声音，为当时女性争取集体话语声音的权威创造了有利条件。兰瑟认为集体型叙述声音共有三种形式：群体中个人轮流发言的“轮言”形式、复数主语“我们”叙述的共言和叙述者代表群体发言的“单言”。小说中莫里森把五位女性的命运聚焦于弗洛伦斯的视角，因此，集体型叙述声音下女性的成长与转变是通过弗洛伦斯代表群体发言的“单言”形成权威的。
弗洛伦斯对黑人铁匠一往情深，因为他代表了她自己被剥夺的所有美好事物，特别是对自由的向往，但他对她的评价却是“是你自己变成了奴隶”，“你的脑瓜空空，举止粗野”，“除了举止粗野，你一无所有。没有自制力，没有头脑。”[3](P156)黑人铁匠对她“自愿为奴”和“没头脑”的责骂让她从对铁匠痴迷的爱中清醒过来，她终于意识到自由而又独立的精神对女性自我的重要性。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一个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后天形成的。”[6](P23)妇女在性别上成为男性的从属，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浸染和剥夺的结果，但弗洛伦斯通过反抗，努力建立自己独有的话语权威。福柯认为，作为人，主体意识是最高级的一种意识，当她/他意识到了自身的主体性，也就意识到了自己可以建构主体性的力量。反之，如果一位女性没有主体意识，她就无法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就没有了话语权。叙述临近结尾的时候，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拥有独立自我的弗洛伦斯，“我还是弗洛伦斯……自由，延续着……我的脚底板和柏树一样坚硬了。”[3](P173)弗洛伦斯“沉默”和“发声”的经历既是她成长过程中真实的情感体验，也代表着当时女性建构话语权的进步。
兰瑟说过，“集体型叙述者基本上是边缘群体或受压制的群体的叙述现象。”[2](P23)小说中，莫里森把对女性的关注从黑人女性扩展到贫困的白人女性和土著女性等弱势女性群体，她们的成长也由弗洛伦斯在讲述与书写中做了交代：女主人丽贝卡虽然失去了丈夫在世时的快乐，却可以从宗教中获得安慰，把自己寄情于与上帝的心灵交流；莉娜用自己的坚韧继续在这片女性话语场上奋斗着；“悲哀”全心全意照顾着自己的女儿，从女儿身上获得前行的力量，并给自己取名为“完整”，努力开始过全新的生活。从“缺失”变为“在场”，她们这一集体已经为女性话语权的建构做出了努力。
三、莫里森的女性话语权的建构
通过运用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雅各布农场上的五位女性无论是丽贝卡、弗洛伦斯、莉娜，还是“悲哀”，抑或是“闵哈妹”，都展现了自己在建构女性话语权中的权威性力量，而这一成果要归功于小说的作者——莫里森。对于任何一位女性作家来说，发表作品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话语权威的追求。莫里森在小说中公开表述女性为建构话语权所做的努力，并构建了多种女性叙述声音的权威，但莫里森的意图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小说中勾勒出这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更想借此声音模式表达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慈悲》的故事背景设于17世纪80年代，距美国独立还有一个世纪之时，美洲的贩奴活动刚刚萌芽，蓄奴制正在酝酿之中。莫里森在《慈悲》中着意描写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种族和不同身份之间人们的文化碰撞，旨在引导人们反思美国历史，指出种族/肤色不是造成女性受歧视的唯一原因，蓄奴制才是女性被奴役的根源。建构女性话语权能帮助人们正视这一史实：殖民地初期美洲大陆的女性一方面在主流话语的压制下失去了话语权；另一方面又有颠覆父权文化，建构自身话语权的力量。莫里森用女性叙述声音告诉读者：早在美国独立之前，女性已经萌发自我觉醒的意识，她们已经在为建构女性话语权而努力。
小说发表于2008年，这一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入主白宫。将《慈悲》和奥巴马当选密切关联，“在奥巴马成为总统这一特别时刻，该书获得了更大的隐喻力量。”[7](P36)女性只有摆脱精神枷锁（如弗洛伦斯）才能拥有主体的话语权，实现从缺失到在场的转变；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克服种族和肤色差异，彼此包容、互相帮助（如莉娜和弗洛伦斯以及丽贝卡之间的女性友谊）对当代女性自身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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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阳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