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峰
上世纪三十年代，为灌输党义，有人编了一些说教三民主义的通俗教科书，被陶行知先生嘲笑了一通。他说那些东西连“培养蛀虫的力量也没有。蛀虫为什么蛀书？因为里面有好吃的东西。使它吃了又想吃。吃教科书如同嚼蜡，吃了一回，再不想吃第二回。”
陶先生还举了例子。当时有一本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其中有这么一课：“大狗叫，小狗跳。叫一叫，跳两跳。”陶先生又引了《红楼梦》里刘姥姥赴贾母宴时赢得哄堂大笑的话进行对比：“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两相比较，优劣立显。同样是通俗，前者毫无意义，后者诙谐幽默，若联系刘姥姥处境以及老于世故的城府，其中奥妙真是几天都讲不完，讲不清。陶先生的话涉及编教科书的方方面面，引发了我深深的思考。
课本课本，一课之本。子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课本”，就是给学生吃的精神食粮。人常言，吃什么比怎么吃重要。十二年基础教育，埋头读了那么多书，读的是什么，是否有兴趣有营养有价值，至关重要。学生的精神成长，灵魂高贵，多因书本哺育。尤其是少年所读之书，将影响一生。民国大学者刘文典，有句口头禅：“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如今信息时代，良莠杂陈，更应指导学生阅读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精华。
可是长期以来，教材一茬一茬换，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语文课本。
语文课本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妨回到原点。我手中有一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此书出版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距今114年，是中国第一部近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课本。当年胡适、丰子恺、梁漱溟等，都曾以之作启蒙教材。捧在手上，沉甸甸的像一本字典。它是从一个个汉字切人，以中华文化为体，兼容世界文明的小型“百科全书”。一个“议”字，解释为“定事之宜也，欲事合于义，必群相论议也”。此言语精当典雅，在释义的同时还把“议”的字源为何是“言”“义”两部分结合，给点明了。释义之后还有一小段：“今中国有事上闻，辄归部议，泰西各国则归上下议院。”更是把“议政”的这层更深含又和最基本的东西方政体之要义都囊括了进去。
全书第一个字“天”的解释是：“至高无上日天。天积气也，气包乎地，近地者气浓，离地愈远則愈薄。……高至三百余里而气尽，气尽则空，故日天空。”一个极平常的字，包含了那么大信息量。想象一下，如此三千多汉字一一读下来，孩子人文科学方面的基本素养已经养成，伦理文化乃至高雅情操的熏陶也随之浸润。
环顾我们今天走马灯一般目不暇接、五花八门的教材，有哪一个具备如此经典性。
近年来掀起一股重印民国老课本的风潮，流行的还有《开明国语读本》《共和国教科书》，笔者并非认为那些课本完美无缺，只是觉得在这风潮的背后，含有对我们现行教材的反思。
那么，现行的教材问题在哪里？我以为主要有三：一是量少而统，二是质次而伪，三是编随而乱。
一
“量少而统”。如今之课本薄薄一本，一周便可读完，且只有一种声音，很少不同观点的对垒。因为文章量少，于是上课时故弄玄虚，反复咀嚼，碎尸万段，味同嚼蜡。名为减轻负担，实质是违背语文学习必须大量积累的规律，而且因为无兴趣，无碰撞，无效操练，反而增加了负担。
随手翻开《共和国教科书》第五册春季第一课，是关于宗教内容的，题为“信教自由”，云：“宗教之力，感人最深，其有益于社会人类者甚大……对于非所信仰之宗教，亦不可稍有侮慢之心”。之后详细介绍释迦摩尼、耶稣、穆罕穆德、孔子、张道陵，寥寥几百字，就将我国信奉人数最多的佛、耶、回、儒、道五教之来由说得明白，立场中立，语气平和。
再看如今的教材，只有儒道少量零碎选文，不成体系，且目的在答题需要。对影响世界的三大宗教的经典，丝毫不涉及。不碰佛经，不碰《圣经》和《古兰经》，也没有看过《共产党宣言》；既没有黄宗羲和顾炎武，也没有卢梭和伏尔泰。学生只知道在作文里人云亦云，一味歌颂伟人，至于伟人有何主张，茫然不知。
我们的课本不仅不允许争鸣，就连“有幸”入选的，也要经过“净化”。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删去了赞颂为中国教育作出贡献的司徒雷登的话。王尔德经典童话《巨人的花园》，把关于“爱的痕迹”和临终救赎的美好内容删了，只为其略涉基督教。弄得上下衔接不上。《荷塘月色》硬是斩去了江南女子美好形象，塞进了为“四一二大屠杀”忧虑烦闷的崇高主题。至于一些不合乎主流的“异类”观点，则统统“阉割”“同化”“改编”。
有人担心，孩子们看多了不同的、不“正确”的内容，会被误导。其实，让孩子们从小懂得接触不同的观点，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远比靠瞒、骗、哄、阉、藏，来得现实。这一点，发达国家早就做在前面了。
据说，英国的课本上讲拿破仑是被英国打败的，德国书本则云是被德国打败的。有人问思想家罗素，让我们的孩子相信谁呢？罗素回答：应该让英国的孩子读到德国的读本，德国的学生看到英国教材。什么时候孩子们不再轻易相信什么，教育就有成效了。
我们的教材不允许“打架”。课本里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高尚正确”。学生不知道孟子曾批判墨子“无君无父”，不知道王充的《问孑L》《刺孟》，讲鲁迅而回避周作人、胡适、梁实秋……这也缺席，那也空白，无怪乎课本是如此单薄了。
青少年时所知空虚，将来只能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老生常谈，人云亦云，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古住今来有独立思想的人，都是在读了无数互相“打架”的书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城堡。古人云“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数量”与“存异”才是学生精神成长的根基。
二
“质次而伪”。在已经很薄的教材中，多的是轻薄跟风之作和紧扣主旋律的说教文字，缺少深刻的历久弥新的优秀作品。
前不久媒体报道法国高中毕业作文考题：“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段落”。从题目可想见，他们平时阅读的质与量。相比之下，我们课本严重低估了孩子的学习理解能力。
笔者从教49年，如今仍在第一线上课。亲见教材变迁。
文革的不说。最早的代表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本来是为鼓舞士气而写的战地通讯，写了很多血腥的场面，用煽情的排比句，强行要求读者认可这场战争是幸福生活的保证。我们不必要求这样的文章有对战争的反思和人性高度的悲悯和关怀，但把它奉为经典，实在荒谬。
后来，流行起杨朔、刘白羽等人的文章，如《荔枝蜜》《长江三峡》。这类文章把意识形态生硬地强加在自然之上。文末是如出一辙的“卒章显志”。“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杨朔《荔枝蜜》）“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杨朔《茶花赋》）“它那种迎春风而怒放的精神，不是正蕴蓄着日本人民革命精神与革命热情吗？”（刘白羽《樱花》）。还有什么《雄关赋》《天山景物记》都是些质次的时文，甚至还有某人在某时某地的讲活。这种文学性很低的说教，竟成了一时的传统篇目，甚至还要求背诵。
再后来，走上舞台的是梁衡等人。这些文章，包装得更感性一些，说教的本质如出一辙。《跨越百年的美丽》，讲居里夫人为工作献身，摈弃个人享受，一心钻研科学，对男性看都不看一眼，好像一个修女。还批评女孩子知道爱美了，成绩就下降了。这样的文章说好听点，是柔性的说教，说得难听点，是华丽的忽悠。毫无逻辑，似是而非，更不符合事实。真实的居里夫人，绝非如此，她既不拒绝美，也不拒绝性。她会为得到一串金项链而高兴雀跃，她19岁时写给表姐亨丽埃特的信里，表达因初恋受挫而“向尘世告别”的绝望心绪。丈夫去世后，她因一封写给她丈夫的学生的激情情书，而为当时学界不容，几乎身败名裂。居里夫人个性极强，她毫无顾忌地寻求白身的幸福，这种执着和她坚持探索科学的精神有相通之处，无损于夫人作为科学家的伟大——正如爱因斯坦所赞美的那样。可是，课文竟然将真实的居里夫人藏起来，甚至反过来，把她伪装成少情寡欲的“修女”。这不仅是贬低学生的智商，也是对居里夫人的侮辱。当有一天，学生翻到真实资料，发现夫人曾经因为一封情书而被舆论痛斥“波兰荡妇”时，将作何感想？恐怕会觉得，居里夫人怎么这么坏？极少思辨的头脑，是最容易变得偏激的。
我不知道，终日学习着这些反智文章的中国学生，将来如何才能跟上那些在高中时代就思考着自由和国家的意义、宗教和理性，思考着卢梭和斯宾诺莎的法国同龄人。
三
编随而乱。我们的教科书编排，不但随意，而且混乱，缺乏逻辑性。一会儿以主题为序，一会儿以文体为序，一会儿以能力为序，一会儿以知识点为序。尤其是为了配合应试，课后的大量习题更是随心所欲，浅而傻，既加重负担，又搁绑思想。
就拿上海版教材而言，十多年前是分H版和S版，H版是以能力为主旨组织单元的。高一第一册第一单元语言的品味（一），下面随意配上几篇文章，第二单元语言的品味（二），下面又是随意配上几篇文章，第三单元思路的探究（一），第四单元主题的把握（一），接着就是文化常识（一）（二）。到了一年级下二年级上、下，又是重复语言的品味，思路的探究，主题的把握。到了高三，却成了“阅读中的积累”“阅读中的梳理”“阅读中的贯通”“阅读中的迁移”。之所以人们批评上课时把文章割裂得支离破碎，与如此编排不无关系。所选的文章也是随意性的。高二的文章并不比高一的文章深，高三的文章电不比高一的难。比如高一第一篇就是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古文是庄子的《秋水》，到了高三第二册，第一单元第一篇却是秦牧的《社稷坛抒情》，第二篇接着是《屈原列传》，第二单元第一篇是叶圣陶的《语言的演变》，第二篇却是《赤壁之战》，把文言与现代文编在一起，单元的标题名为《阅读中的梳理》。而在初中却已经读了《逍遥游》。这样的随意性，造成教材的乱象横生。至于S版，则是以语法修辞为线索贯穿教材编写，那就更是把语文课上成了语法修辞知识点的课。近几年的教材，大多是以主题为单元，由此而拉郎配，把所谓相干的文章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所谓主题又是凭某些人拍脑袋敲定，且不断重复。这样去教势必产生很多问题，不利于学生有序的积累和提高，更不用说兴趣了。
至于编书人员，据我所知，亦是随意指定，无选拔机制。前面所说的上海版教材，笔者十多年前就被随意指为上海初中教科书的主编，其实笔者在这方面毫无经验造诣和资质，如果接受了这个任务，又只能在我自己的圈子去“挖”人，这样肯定狭隘。况且在编写的过程中要受到上面的牵制，不能根据自己的理念思路去编写，而要根据并不懂行的领导的意见去做，这样势必不能编出较完美的教材。为此，笔者因自知无能力而断然拒绝。
或问，说了那么多。你认为怎样才能编好教材呢？我的意见很简单：经典，量多，包容，有序。心存敬畏，允许一纲多本。如此而已。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