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耀
一次优质课评比活动中，有六位青年教师执教了杨朔的《画山绣水》①一课。他们对文本内容的理解，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这不仅造成了学生对文本理解的困难，而且使学生对文本的认识与评价发生了一些偏差。综合起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误读。
一、对文章题目的误读
六节课上，对题目“画山绣水”的含义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解读：第一种，桂林的山是如图画一样的山，桂林的水是如锦绣一样的水；也可以说桂林的山和水是如图画一样、如锦绣一样。第二种，这个题目用的是互文手法，桂林的山水是画出来和绣出来的。第三种，桂林的山水是作者刻意画出来和绣出来的。第四种，糅合了第一、二两种说法，指作者画出来和绣出来的山水，作者是说桂林山水美如画、美如绣，“画”和“绣”都是形容山水的美丽。
根据“文题一致”的基本写作要求，如果按照第一种理解，那么以“画山绣水”为题写出来的就应该是一篇完全意义上的“写景散文”，全文的内容就应该围绕桂林山水的“图画美”与“锦绣美”来充分展开。但通读全文我们会发现，文章花在“山水美”的描摹上的笔墨并不多，虽然我们能从文章第二段“满眼画山绣水”一句中找到一点依据，但作者非常明确地说“不在这方面多费笔墨”；在文章开始部分，他明确说“有点东西却特别触动我的心灵”，而从后文看，这“触动”他“心灵”的“东西”显然不是指“锦绣美”。作者予以更多关注的是桂林山水的“人情美”，文章的主要部分是有关桂林山水，特别是桂林的一些山的名字的来历，其中有传说，有神话。他的目的是用如诗如画的场景来衬托渲染人物的精神面貌。所以与其说这是一篇“写景散文”，毋宁说是一篇“文化性散文”更为准确。
如果认同第二、三两种说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两个问题：桂林的山水到底是谁画出来和绣出来的？真的是作者刻意画出来和绣出来的吗？从文学作品产生和存在的事实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作者主观所为，但如此解释所带来的问题是，学生容易产生这样的疑问：桂林山水本来没有这样美，是作者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把它写得这样美而已，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进一步说，如果将这样的认识推广开来，对所有描写美好自然风光的诗文作品，我们就都可以认为是作者的“创造”，这与“生活真实第一，艺术真实第二”的基本创作原则又是相违背的。
至于第四种说法，除了上面所分析的，还有这样的不足：既然把“画”和“绣”当作动词来理解了，又怎么同时当作名词来理解呢？前后理解不一致，只会使学生认识迷糊，不知所措。
从根本上说，桂林山水之美是大自然造化之功，“是大自然的千古杰作”，所谓“无水无山不入神”（近人吴迈语）。所以要问“画”和“绣”的动作主体是谁，首先是大自然。但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对我们阅读散文本身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任何作家在描写某个山水景物时，总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视角，总有自己需要表达的情愫，总有自己个性化的表述。要读解题目的含义，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文本中去，因为只有作者才能告诉我们隐藏于题目后面的“密码”。其实，杨朔在文中是有所交代的，请看这样的句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这种奇景，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诗人画师，想要用诗句、用彩笔描绘出来，到底谁又能描绘得出那山水的精髓？
2．凭着我一支钝笔，更无法替山水传神，原谅我不在这方面多费笔墨。有点东西却特别触动我的心灵。我也算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却从来没见过一座山，这样凝结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没见过一条水，这样泛滥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的想像。只有桂林山水。
3．可是你千万不能一味贪看这类有趣的事儿，怠慢了眼前的船家。他们才是漓江上生活的宝库。那船家或许是位手脚健壮的壮族妇女，或许是位两鬓花白的老人。不管是谁，心胸里都贮藏着无数迷人的故事，好似地下的一股暗水，只要戳个小洞，就要喷溅出来。我们只要把这些段落和句子（包括其中的一些词汇）反复读上几遍，就不难准确理解题目“画山绣水”的含义：桂林山水独特的美，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劳动人民（文中的“船家”是他们的代表）用生活的感情、用智慧的想象描摹（“画”与“绣”）出来的，除此，任何“诗人画师”（当然包括作家自己）都不能“为山水传神”，都不能描摹出那山水的精髓！这样理解，既没有上述几种说法的不足，又与文章的主体内容相契合，抓住了文章中所流露出来的作家的情绪与心境，与作家的写作意图相吻合。
二、对文中四个传说的误读
文中借船户的口讲了漓江两岸有关山岩来历的传说，主要有“父子岩”“寡妇桥”“望夫石”“媳妇娘（新娘）岩”。对这四个传说的内容归纳，有四位老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这些传说都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所受的深重苦难，是旧时代劳动人民艰难苦恨生活的形象反映；有两位老师则直接说，这是写“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以这样落后而陈腐的思想观点去理解这些传说所蕴涵的思想内容，不免陷入“政治图解”的窠臼，既与现实时代相距甚远，更与当下中学生的思想认识风马牛不相及。我们还是先来看这四个传说的具体内容，然后再做一些基本的判断。
1．父子岩。姓龙的父子二人，为了使当地百姓免于饥荒，而不愿为一位员外造船，就逃到山中的岩洞里，最后饿死了。这样的故事，与“艰难苦恨的生活”其实是扯不上的。但也许因为有了一个对立面“员外”，而被冠以“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这样认识的前提是：“员外”作为土财主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只要有“员外”的身份，他就必然是带着“原罪”的（这种认识与现在有些人“仇官”“仇富”的心态多少有点类似）。而故事中的“员外”只不过是出于一己私利（也许是被迫的）捐个官而已，根本算不上什么“阶级压迫”。龙姓父子出于“义气”不与“员外”合作而逃走，充其量体现了他们的“义”与“气节”，不能算是什么“阶级斗争”。
2．寡妇桥。这是一个关于“善举”的故事，是传说，也是神话故事。“寡妇桥”也叫“寡婆桥”，一个善心的寡婆婆，尽管她也很穷，但还是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去修桥，可几年也修不成。歌仙刘三姐“敬重寡婆婆心地善良”，帮助她修了一座“永久也不坏”的桥。关于故事的主人公，另一种说法是十八位寡妇，她们“自怨命苦，决心修道积德，做些善事，以求好运”，最后也是“得仙相助”修好了桥。从此以后，“村里年年风调雨顺，那十八名寡妇人人都重新找到了丈夫，成双成对，恩恩爱爱地度过了美好的晚年”②。不管传说的差异有多大，都与“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无关，也与“劳动人民在旧社会所受的深重苦难”无关。
3．望夫石。闹灾荒年代，一对夫妇逃荒途中，丈夫爬上山顶嘹望桂林时，妻子在山下望着丈夫。恰在这时，他们都死了，化成了石头。这可以说是“劳动人民艰难苦恨生活的形象反映”，但这样的情景难道只有在所谓的“旧时代”（“旧社会”）才会有吗？即如杨朔写作此文的1961年，全国也正在闹着饥荒，且在不少地方饿死了许多人。这个传说，显然也不能说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反映。
其实关于“望夫石”还有另外一个版本：一对名叫水生和水妹的年轻夫妇，勤劳而朴素，他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但他们一直想过上快乐的日子。仙人铁拐李两次搭船试他们的心肠，发现他们非常善良，慷慨无私地帮助他人，于是铁拐李点化他们夫妻成仙（化成了石头）。③这样的传说（神话），告诉我们的是“为人善良与快乐生活的关系”（在传统文化中体现为“善有善报”），更加说明了与“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是扯不上边的。
4．媳妇娘（新娘）岩。这其实是“梁祝故事”的翻版，是另一种版本的“殉情”故事，类似的故事，在桂林山水中还有“鸳鸯滩”“美女梳妆岩”等④。一个美丽的姑娘，为了忠于自己的爱情，宁可放弃生命，也不屈从于强权。这个传说，当然不排除有所谓的“压迫”与“抗争”，但与“阶级”“革命”不可等同。如果庸俗化理解这样的故事，那么“牛郎织女”“孔雀东南飞”“白蛇传”等经典的爱情故事的主题就要重新认识，至少王母娘娘、焦母、法海这些人都要被当作“反动阶级势力的代表”或“阶级敌人”来看待，那岂不是又要闹出只有在“文革”中才会出现的笑话？
这四个传说，其实反映的是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与美好愿望，其中涉及的有道德层面的，如龙姓父子遵守做人准则、“讲义气”，寡婆婆的乐于助人、无私奉献；也有伦理层面的，年轻夫妇的相濡以沫、恩爱厮守，媳妇娘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些都属于“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的想像”，漓江两岸的人民用他们的艺术想象解释了一些山岩的由来、命名和特征，这种富有意义、富有情趣的说明，表现了人们对家乡的无比热爱的美好情感和对生活的理想和信念。
吊诡的是，进入新的历史时代以后，从小学到高中“政治”学科（“思想政治”“思想品德”）的课本中，都不再讲什么“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了，为什么语文课上还在大讲特讲呢？时至今天，难道我们语文教师的思维还停留在“革命”和“斗争”的年代，还在运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还要做捍卫“革命”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卫道士”吗？真是匪夷所思！
三、对写作意图的误读
正因为对文中四个传说的误读，也就自然造成了对作者写作意图的误读。六位教师不约而同地问了学生这样两个问题：“本文的写作意图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赞美漓江优美的山水？”然后启发引导学生细读四个传说，对四个传说的内容进行归类，教师根据学生的发言归纳出：“让人们在观赏美丽的自然风光时，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难，不要忘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在这样的课堂上，我们的思维好像回到了上世纪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那个令许多人不寒而栗、心有余悸的恐怖年代。
对学生而言，教师在这样归纳与总结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认知水平？现在的学生懂得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作家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电影名为《一九四二》）的开头部分借姥娘的口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是哪一年？”曾经亲身经历者也无法完全认知生活中的那段记忆，更何况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初中学生呢？难怪小说中的叙述者说：“这牵涉到另一场中国灾难——一九六O年。”⑤如果这样来认识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饥荒年代，来理解建国以后我们这个民族所走过的一些弯路，来正视那些“穷折腾”年代里我们做的一些荒唐事，这样来评价“浩劫”年代里人们的“苦难生活”，我们该怎样去引导学生形成一些教师所期望的认识与评价呢？这种强行灌输所带来的恐怕只能是思想的狭窄与僵化、精神的狭隘与矮化、灵魂的干瘪与钝化。
关于作品的写作意图，最好的“发言人”是作者自己，只有他才能真正拥有对作品理解与评价的“话语权”，这正所谓“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⑥，读者的任何认识与评价只能在他所提供的文字里找到答案。其实，所谓的“写作（创作）意图”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
凭着我一支钝笔，更无法替山水传神，原谅我不在这方面多费笔墨。有点东西却特别触动我的心灵。我也算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却从来没见过一座山，这样凝结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没有过一条水，这样泛滥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的想像。只有桂林山水。
作者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的笔是“一支钝笔”，却还要写这样一篇文章？原因是“有点东西却特别触动我的心灵”，这点“东西”“特别”地触动了他，使他实在不能自己，所以拿起了手中的笔来描绘桂林山水。而他的这种描绘，更多的是转述当地人们关于桂林山水的种种传说，这些传说形成了文章的主体部分。这些传说中“凝结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泛滥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的想像”，而这样的评价有如一根红线，贯穿文章的始终，成为文章的情感线索。由此看出作者的写作意图：除了赞美桂林山水所特有的美，还讴歌了生活在桂林山水中的人们，赞赏和肯定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与坚定信念、所有的人性中美好的道德与情操，他们泽被后世的生活智慧和无穷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与自然山水之美有机相融，熠熠生辉。所以作者最后才说：“人民在崭新的生活里，一定会随着桂林山水千奇百怪的形态，展开丰富的想像，创造出新的神话，新的故事。”赞美的对象前后完全一致，可谓首尾呼应。
问题还在于，文章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到什么“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我们为什么要给作品戴上这样的“帽子”呢？把写作意图说成是“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难，不要忘记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既与文章的整体内容不吻合，也与文章“落笔准确，不蔓不枝”（老舍语）的结构安排不相应，此乃纯属牵强附会，无中生有。
也许有人会问：不是作者自己说要“让这极美的江山，永久刻下千百年来我们人民艰难苦恨的生活记录”吗？这可能正是我们误读作者写作意图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的语言诚然有时代的痕迹，但从句意来看，他是置“江山”于彼，而置“人民”于此的，说话的重点在“我们人民”上，尽管他的语言有明显的漏洞，因为那些传说不都是“人民艰难苦恨的生活记录”（此处可作为对文本内容概括上的一个“探究”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但我们不能只抓住文中一两句具有时代特点的话，就想当然地依据作者所处的年代，依据他其他散文作品的主题，依据他散文作品的一贯风格下结论，而无视本文在结构上的精巧与内容安排的缜密。
曾有人这样评价杨朔和他的作品：“杨朔的悲剧也是一代文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他在‘文革’中的遭遇（‘文革’初期杨朔即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遭到隔离审查期间，他绝望地自杀了。——笔者注），也包括他的作品。以他的学养、才华、文字的锤炼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真挚的感情，如果在另一种无拘无束的氛围中得到自由发挥，是可以留下更多、更有个性、更精彩的有永久价值的作品的。”⑦以这样的视野来认识《画山绣水》的这一处“败笔”，我们就能“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⑧，就会更加客观与公正，而不至于远离文本，远离作者思想情感，远离时代发展变化，远离学生接受心理而对作品进行“政治图解”了。
①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九年级（上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②佚名《寡婆桥》，《桥梁建设报》1994年10月7日。
③④李肇隆、郭金良、秦焕艺《桂林山水的传说》，漓江出版社2007年。
⑤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第6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
⑥⑧刘熙载《艺概·文概》第7、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⑦资中筠《资中筠自选集》卷四《不尽之思·忆杨朔》第42—43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
（江苏省兴化市教育局教研室 22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