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鹄
《老王》是杨绛先生的一篇经典散文，曾被多种版本的语文教材收录。杨绛在《老王》的结尾处写道：“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老王》成文于1984年，当时的杨绛已是一位饱经风霜的七旬老人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向冲淡平和的杨绛对这位去世多年的黄包车夫心怀不安，愧怍难忘，甚至要付诸笔端方可宽慰？杨绛写下这篇散文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对底层人民做一次样板式的讴歌和赞颂？要解答这些疑问，“嚼”出“愧怍”之味是关键所在。只有读懂愧怍，才能品尽这篇散文的真香。
执教者们对“愧怍”的解读普遍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杨绛只关心老王的物质生活而忽略了老王的精神世界，没能将老王作为一个平等相交的对象，给予人格上的尊重而感到“愧怍”；二是“愧怍”是杨绛基于人性高度的自问和自省，个人愧怍已经升华成为一种大爱和普世价值。
对这两种解读详加推敲，不难发现其中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对于前者，杨绛在文本中已经予以了明确否认：“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是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关于后者，貌似合理，实则不过是为“愧怍”加上了一重苍白空泛的道德光环，既难以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也缺少有力的文本支撑。
关于对“愧怍”的体悟经历，杨绛如是描述：“（我）一再追忆”，“捉摸”，“但不知为什么”，“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可见，“愧怍”的生发过程并不是仓促和浅白的，它耐人寻味到需要一位有大智慧的古稀老者反复自问、长久思索。那么，怎样才能读出“愧怍”的真滋味呢？其实，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需要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让它们“重见天日”。
作为文学理论术语的“文本细读”，由英美新批评学派在上世纪30年代首倡。起初，新批评学派把“细读”极端化地框定为：要摒弃一切外部因素，将文本视为“独立存在”、“封闭自足”的“本体”进行文字分析和美学研究。该理论一经问世，便引发了巨大争议。很多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割裂全部外在联结、对孤立的文本进行文学批评是没有操作价值和践行意义的。而在批评实践中，极端化的“细读”也遭遇到巨大的瓶颈。到了20世纪50年代，新批评学派便逐渐趋向式微。虽然新批评学派荣光不在，但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文本细读”却得以留存沿用，并被赋予了全新内涵，焕发出二次生命。王先霈在《文本细读演讲录》中将“文本细读”定义为“从接受主体的文学理念出发，对文学文本细腻地、深入地、真切地感知、阐释和分析的模式和程序”。陈思和则对“文本细读”做了进一步补充，他认为，文本细读的过程是“一种心灵与心灵互相碰撞和交流的过程”，是作者、文本、读者相互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在三者交互对话的动态过程中，文本意义得以生成。至此，“文本细读”形成一套完备的批评体系，并对文本内隐意义的发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读出《老王》的真谛，就要运用“文本细读”，始于文本、立于文本、高于文本。
《老王》乍一读来，文字平实，叙事简单。但若是细读文本，便能发现这篇朴素的文本，暗涌着难解的悖言和空白的张力。
在杨绛的笔下，老王的心地善良：他代为送冰，“车费减半”，“送的冰比前任送的大一倍”；“文革”时送钱先生看病，先是不肯收钱，作者硬给之后，“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去世前为了报答作者一家对他的照顾，硬撑着送来了辛辛苦苦攒下的“好香油”和“大鸡蛋”。但好人老王的遭遇却悲惨不幸：“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一只“田螺眼”，瞎的；住着“塌败的小屋”，“没什么亲人”。
文本第三段的一处细节历来被执教者所忽视。杨绛写道：“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为什么得了恶病瞎了眼是“更深的不幸”？其中又蕴含怎样的深意？有执教者把“更深的不幸”和前文中的“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结合起来，认为瞎眼已是不幸，但因瞎眼而被人胡乱猜疑、恶意诋毁，这种人性的冷漠才是更深的不幸。但细读文本，这种解读却有牵强之处。“大约”、“什么恶病”已经把“看客们”的冷漠刻毒描画得入木三分，杨绛又何必再加上一句指意不明的“后者（得了恶病瞎了眼）该是更深的不幸”来画蛇添足呢？
笔者认为，“更深的不幸”实际上与文本第二段的“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遥相呼应。属于“蹬三轮的”一份子的老王并无任何错处，只是因为“晚了一步”，就立刻被“组织”抛弃，想进却进不去，成为一个游离在集体外、被抛弃被排斥的人，只能自生自灭，“凑合”着活。在作者冷静的笔调下，涌动着的是对“组织”及其背后“社会”的莫大嘲讽。“更深的不幸”也是如此。作者反复强调，老王拥有淳朴高贵的心灵，但是这样一个本质善良的好人，却在年轻的时候染上了恶习，害病瞎眼，这是他自身的过错吗？还是因为社会没有给他良好的指引，教育没有带他走上正确的道路？他的病是谁之过？他的不幸又是谁之过？也许，老王就是另一个“骆驼祥子”。“文革”开始后，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作者一家历经磨难，而赤贫的老王更是陷入窘境：“载客三轮都取缔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为运货的平板三轮”，“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恰恰是“组织”封死了老王的活路。关于老王之死，文本中只有寥寥数语：“因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么沟里。我也不懂，没多问”，与老王最亲近的同院的老李，显然也没有多说。身后凄凉至此，身前可想而知。社会对这个年迈老人的漠然以待可见一斑。
在文字的背后，作者隐晦地涂抹出老王“青年——中年——老年”的一连串悲剧；而文本在留白处所呈现的，绝不仅仅是一幕个人的悲剧，更是一曲社会凄厉的悲歌。
既然老王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那杨绛为什么会因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而对“不幸者”老王感到“愧怍”？运气好坏并非人为可控，杨绛因为自己“幸运”而感到“愧怍”，确实令人费解。并且，通过细读文本，可以看出杨绛一家对老王确是诚心以待、关怀备至：“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等等。有执教者在“老王送来香油和鸡蛋时，杨绛拿钱给老王和没请老王进屋”的情节中读出了“杨绛对老王的同情和怜悯中含有居高临下之态”的意味，这样的解析不过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杨绛做无理的苛求。况且，杨绛也用“都不是”否定了自己是“因为与老王相交的态度问题而愧怍”的观点。那“愧怍”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杨绛在原文（该版本被选入沪教版语文教材）中这样结尾：“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什么是“多吃多占”？付出了劳动，尽到了责任，吃了占了，便是合理；反之，若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应做的事情没有做，却吃了、占了，才是多吃多占。若用“多吃多占”替换“幸运”，“愧怍”的内涵便呼之欲出：杨绛是因为自己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没有尽到该尽的义务而愧怍。在解放初期，杨绛一家人雇人力车，夏天用冰，经济宽裕。在文革中他们虽然屡遭磨难，但噩梦总会醒来。杨绛写下这篇文章时，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已经恢复了。而老王这个一生悲苦的好人却早已被“埋在了什么沟里”。与老王相比，杨绛确实太幸运了。出身、教育、境遇……种种优厚，杨绛们占用的比老王们多得多。甚至，在落难时她还享有老王的关心和尊重。但是，与占有的一切相比，杨绛们也许并未肩负起应尽的责任。
对以杨绛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社会责任感几乎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和道义。面对社会的黑暗和不公，知识分子有责任也有义务发声、抗争，“打破铁链，唤醒沉睡的人”，即使要付出最为惨痛的代价。这一切，当年的杨绛却不曾做到。于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自我拷问中，杨绛因自己的无所作为而愧疚难当。她愧怍的是没有尽到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面对造成老王悲剧的社会和体制，她没有勇气抱着“粉身碎骨浑不怕”的决绝，像那些真正的勇士一样“我以我血荐轩辕”，而是用微不足道的帮助，安慰自己读书人的良心，最终也未能真正挽救老王。太多的杨绛们选择了沉默以对，使得千千万万善良的老王们孤独地走向了悲剧的终点。这才是杨绛始终无法释怀，才是杨绛言说“愧怍”的原因。
如同巴金在《随想录》所言：“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忏悔，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是为了那惊心动魄的十年中，我失落的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笔者想，杨绛写下《老王》，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1]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3）.
[2]王先霈.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M].上海:三联书店，2008.
[4]杨绛.杨绛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黄 鹄 江苏省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21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