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帅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性格；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国民性的形成，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语文教育从诞生起，便与国民性培养有着深厚的渊源，而“民族”这一概念更是将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培养普适的国民性，语文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共同承担；而在培养具有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的特殊的国民性问题上，语文教育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语文教育培养国民性的途径主要有：以语文的方式培养国民性；尊重不同文本的独特价值；唤醒学生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考。
一、语文教育与国民性的渊源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国民性”一词。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一直自诩为世界的中心，其他的民族则是蛮夷。没有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平列和比较，何来“国民性”？从国民性角度概括、思考中国问题，“是由晚清以来闯入中国与沉睡千年的中国人迎面相撞的西方人首创。这些老外罗列了许多感性的词汇，比如‘麻木’‘迟钝’‘欺瞒’‘精明’‘迷信’‘不精确’……用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第一印象。”[1]这也正可以解释为何“国民性”常常与“批判”、“改造”、“重塑”等词连用，以及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运动和国民性改造思潮。本文中的“国民性”是客观性表述，关注教育场域中的国民性及其培养。国民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性格，是一国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心理与行为特征之总和，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2]
清末民初，从维新变法始，中国便开始了对现代教育的探索。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经过重新拟定后正式施行，又称为“癸卯学制”，其中，语文以“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的形式独立设科，冲破了古代的“大语文教育”。
从历史的角度看，语文教育与国民性在诞生时便结下了深厚的渊源，两者都诞生于西学东渐、维新变法之后。梁启超，作为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国民性改造的奠基人，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方案，尤其推崇小说等艺术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而小说这一体裁，正是语文教育中的一种选文形式。真正贯彻梁启超“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鲁迅用他洋溢的才华和独特的文笔，将国民性问题赤裸裸地挑在笔尖，伸到每一位读者的眼前。即使是在当下的语文教科书中，依然没有哪一位作者的选文数量和影响力可以出乎其右。
而真正使两者联系起来的是民族这一概念。“国民性”既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成员的群体性格，“国”集“国家”和“民族”的涵义于一身。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3]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首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的语文教育不仅是一种以汉语为内容的民族语言教育，更是一种母语教育，而“加强母语教育的实质是强化民族文化认同感”[4]。
二、语文教育培养国民性的应有作用及思考
国民性作为众数人格，构成民族的各种要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比如生物要素、地理要素、文化要素等等。但是对于作为个体的人的国民性的形成，教育则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国家课程具有权威性、多样性和强制性，培养理想国民性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课程的实施来进行的。那么，语文学科教育到底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呢？
（一）培养普适的国民性，语文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共同承担。理想的普适国民性，指向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崇高价值，其内容特征体现为国际化、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就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语文教师联系具体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反思力、批判力等，都有助于国民性的培养。除此之外，语文学科还主要通过教科书中选文所承载的价值取向培养国民性。参照吴永军教授曾制定的“价值取向类目量表”[5]，语文教科书中选文的价值取向可分为“道德”和“政治”两大类目，其中，道德类目分成爱国、仁爱、科学等24亚目，政治类目则分成爱国、信仰、理想等12亚目。
（二）培养特殊的国民性，语文教育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特殊国民性，是指国民性中的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这是由地域和历史共同决定的。不同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部分，都提到了“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培植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等目标，就是对语文学科这一功能的直接肯定。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大部分是用书面语形式——文言文记录下来的，比如《九章算术》（数学）、《齐民要术》（农学）、《本草纲目》（中医药学）、《水经注》（地理学）、《天工开物》（工艺技术）等科技著作，兼具传统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部分传统文化本身就是语文教育的内容，譬如汉字汉语、传统文学，以及记载着诸子百家、儒家文化等思想的经典典籍。
然而，目前的语文教育在培养特殊国民性上做得并不够理想，“国学热”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语文教育实现此功能的缺失，这既有来自上位的理论层面的因素，又有来自下位的教育实践层面的因素。
在上位的理论层面上，教育目的是统率整个教育活动的中轴，容中逵教授通过对战后中、韩、日、新四国教育目的的历史演进及特征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我国的教育目的具有如下三个特征：一是教育目的中‘中国’人的缺失；二是教育目的中‘文化’功能的缺失；三是教育目的中‘个体德行修为养成’的缺失。”[6]教育目的对人类共通性的片面强调，促涨了一线教育者对教育活动“民族性”和“文化性”的漠视。在下位的实践层面上，第一，语文课程和语文教科书传播传统文化的途径有限。近年来的语文课本，虽然增加了不少文学名篇和古文阅读篇目，但相对于涵盖文史哲、融儒道佛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其覆盖面还是很有限的。现实地看，语文教育的确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文化遗产，但至少应该为学生打开一扇窗，并且对那些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典籍有所涉及，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为相关的课外学习打下一定的知识基础。第二，语文教学偏知识化、工具化，这在高年级阶段表现尤其明显。教辅资料的喧宾夺主、师资配备的良莠不齐，以及考试的不问过程，都将本来就不多的传统文化名篇陷于“名不副实”的境地。
三、语文教育培养国民性的途径
（一）以语文的方式培养国民性
在语文教育操作层中的“听、说、读、写”，阅读无疑占据着重要的部分，是语文学习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阅读，学生可以积累大量的语言资料，在积累的基础上，变“输入”为“输出”；同时，阅读也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弥补物质相对富裕情况下的精神迷茫。钱理群先生就非常推崇经典阅读，他一直提倡中学六大经典阅读，即《论语》、《庄子选读》、《老子选读》、《唐诗选读》、《红楼梦》、《鲁迅作品选读》，他称之为“民族精神源泉性的经典”，“分别处于民族古代文化开创期、高峰期、总结期和现代文化的开创期”，“这是真正为每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打底子的，也是一个基本的民族文化建设。”[7]
从另一方面说，语文中大量阅读材料中所隐含的人生观、价值观，必然对塑造国民性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语文课不是历史课或政治课，更不是纯粹的国民性培养课。语文的教学应该直面文本、直面语言对此，陈日亮先生的“文心”说就给出了很好的解释：“语文课是培育‘文心’的学科，它对学生心灵的影响，主要是因‘文’而及‘心’。人文精神的熏陶，也必须落实到‘文’上，通过语言文字的熏陶和训练而育其‘文心’和为‘文’的能力和习惯”。[8]
（二）体现不同文本的独特教学价值
语文教材中收录了大量的文本，并且大都以主题单元的形式进行编排，这样就容易覆盖文本自身的价值。比如人教版将鲁迅的《社戏》编入七年级下册第四单元以“地域风俗”为主题的单元，将西游记的节选《小圣施恩降大圣》编入七年级上册以“小说”为主题的单元，这样的主题单元虽然在配合学生的人生经历、激发学习兴趣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对语文教学喷洒的“烟雾弹”，容易使师生忽略文本本身的独特价值。换句话说，这些文本的价值只是局限于此吗？当然不是。正是因为它们的独特性，教材的编选者才将它们收录进来，只是后来居上的单元主题将这种最初的意图遮掩掉了。暂且不提鲁迅作品中的“描绘和批判国民性”主题，单单说沈从文的“乡土味”，老舍的“北京味”，巴金的“青春精神”，冰心的“母爱与童心”，萧红的“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都是作品独特的价值。
至于鲁迅作品，其独特性更加显著。鲁迅先生穷其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文章为中国人的国民性画图，做着感性的、透彻的国民性研究。鲁迅先生希望用自己的文章描绘出“一个沉睡的国民的魂灵来”，希望唤醒“这沉睡的大多数”。而当承载着如此任务的文字进入语文教材后，我们如果将鲁迅简单的概念化，或者停留在对故事情节的分析、语言文字的揣摩上，不能不说是置作品的独特性于不顾，这其实也是小范围的、直接的国民性教育。
（三）唤醒学生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思考
在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中，虽然鲁迅希望描绘体现中国众数人格的国民性画卷，但他的目的却是唤醒“个体”的觉醒。简言之，描绘的是“类”，唤醒的是“个”。这其实也给语文教育的国民性培养带来启示：语文需要唤醒学生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思考，而不仅仅是通过求证式的阅读、观念先行式的阅读，把学生教育成“千人一面”的国民。或者说，语文教育中的国民性培养应该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激发学生内心的东西。
投射到语文阅读教学中，简单讲解和直接告知都是不可取的，语文教师应该千方百计的唤醒学生的体验，引发学生的思考。具体的方法多种多样，比如朗读、想象、讨论、写作等，不同的教师，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文本，都影响着具体教学方式的选择。但是，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都为促成有学生主体在场的阅读课。如此，才能培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国民性。
注释：
[1]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2]（美）艾历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3]斯大林.斯大林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4]成尚荣.母语教育与民族文化认同[J].教育研究，2007，（02）:22-25.
[5]吴永军.中国大陆、香港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1）:34-38.
[6]容中逵.论教育目的表述的国民性问题——战后中、韩、日、新四国教育目的之国民性比较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6，（12）:6-11.
[7]钱理群.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
[8]钱理群.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彭 帅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