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反腐
从打虎拍蝇到合力猎狐，从铁腕治吏到厉行法治，从扬汤止沸到釜底抽薪……2014年，中国的反腐风暴正劲，防腐制度的地基也在构筑之中。这些，让公众对即将到来的2015年度的反腐战役充满期待。
本刊记者／李云虹
2014年，中国刮起了一场全面反腐飓风，其深度和广度可谓前所未有。在政府高层下决心从严治官的同时，也向国人交上了一份满意的反腐成绩单。
风暴——
王岐山打出反腐重拳
自2012年11月15日执掌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纪委）后，王岐山治下的中纪委——这一党内纪律机构刮起了一场让人始料未及的反腐风暴，深刻地触动了国内社会现实。虽然反腐成绩单耀眼，但王岐山本人却异常低调。在这一届的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王岐山是见诸报端、公开露面最少的一位。
从王岐山的个人履历中人们不难发现，在担任中纪委书记一职之前，王岐山的工作从未与纪检部门搭界。在历任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副省长、海南省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时，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自身的金融、经济所长。
也正是基于此，在执掌中纪委时，王岐山创造性地将“签字背书”这一金融学概念引入反腐工作中。这一令人意外的行动背后是一起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中国铁建8.37亿元业务招待费”事件。
2012年年底，有媒体对我国2469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作出统计，结果显示：有11家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过亿元，其中有10家均为中央企业；业务招待费最高的为中国铁建，高达8.37亿元；中国交建和中国水电分别以7.8亿元和3.43亿元紧随其后。
这几起“天价招待费”曝光后，立即引发公众的“腐败猜想”。时隔近一年的2013年10月21日，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时透露，王岐山对此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认真核查，对存在的问题要严肃处理，并要求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和中国铁建纪委书记齐晓飞在核查报告上“签字背书”。这一新要求，被媒体解读为落实反腐责任的创新举措。
所谓“背书”，原本是指收款人以转让票据权利为目的，在汇票上签章并作必要的记载的一种附属票据行为。也就是说，如果票据违约，背书人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把“背书”的概念用到反腐中，意味着如果监管责任人在核查报告上签名后上报，等于做了责任担保。既然通过调查证明某人或者某部门是清廉的，那如果被调查者出现问题．监管责任人必须跟着被追责。毕竟没有谁会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的幸福和自由。
“签字背书”看似一个简单的过程，但却有力地抑制了团伙作案的可能性，降低了单位领导犯罪的风险性，让检查不再流于形式。王岐山的这个举动，让内控制度得到了最广泛的展现。
与既往一样，不论是任职广东省副省长期间化解金融危机，还是在他调任海南一把手后应对房地产泡沫，抑或是火线履新在北京处理SARS事件，王岐山“办事风格非常明快”的处事风格一脉相承。如今，他坐在了中纪委书记的位置上，继续他一贯的作风：对内，在中纪委内部大刀阔斧地改革机构，“去神秘化”后他逐渐走入公众视野；对外，他有条不紊、抽丝剥茧，在反腐风暴中将“老虎、苍蝇”一起打。
事实上，在履新的前半年中，中纪委公布的落马官员并不多。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5月末，中央纪委监察部的官网仅披露了7名官员，其中包括1名省部级官员李春城。从2013年6月起，落马官员数量直线上升。6~8月的3个月内，反腐渐入佳境-23名官员被查，其中6名是省部级官员，包括备受关注的“四川帮”重要成员郭永祥以及“石油帮”两名高管王永春和李华林。
在梳理王岐山的报道时，人们会发现，在王岐山公开露面次数偏少的月份中，落马的高级官员数量较多。最典型的是，2014年6~8月的3个月内，中纪委网站公布了165名官员被查的信息。其中，有17名是省部级高官，包括周永康、徐才厚、苏荣在内。其间，王岐山仅公开露面了6次。
在高速公路安装摄像头，以此堵住公车私用的腐败之口；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卡，将公务员的所有金钱往来置于阳光下；着力打造一支反腐的先遣部队——中央巡视组，发现问题，对腐败分子形成震慑；在中纪委内部创新地设立约谈机制……王岐山打出的一系列反腐重拳以及各项创新举措．在反腐风暴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深度——
反腐触及众多位高权重者
如果说摆在公众面前的这份反腐成绩单颇令人欣慰，那么，细观2014年反腐历程，人们会发现它还具有另一个特点——触及前所未有的深水区。
倘若罗列出在2014年落马的重量级人物的官位，那么，官位最高者乃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方重要领导干部。
2014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徐才厚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并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才厚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徐才厚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军方落马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中纪委的网站还在同一时间公布曾在石油系统任职的蒋洁敏、王永春和曾在政法系统任职的李东生三人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的处理决定。
当时，就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公布对徐才厚等人的处理决定，体现了从严治党的鲜明态度和对腐败零容忍的决心。四位曾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被开除党籍，再次生动地说明，任何人，不论权力大小、职务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绝不手软。
据新华社的相关通报称，2014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依照党的纪律条例决定对徐才厚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组织调查。经审查，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犯罪，情节严重，影响恶劣。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发展部副主任、研究员辛向阳表示，在建党93周年之际，开除徐才厚等人的党籍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释放出一个强有力的反腐信号，起到了强大的警示作用，“表明了无论治党、治国、治军，我们党对任何领域的腐败问题，都保持高压和零容忍态度的决心”。
“从3月15日对徐才厚进行组织调查，到6月30日开除其党籍，仅仅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辛向阳说这正是十八大之后反腐案件查办的一个新特点：只要抓住线索，用最短的时间调查清楚，体现反腐的效率和效能。
广度——
小官巨腐者无处藏身
如果说在这场反腐风暴中，处于风暴眼位置的“大老虎”的落马令民众大呼过瘾，那么，一些芝麻大的小官员却拥有饕餮般的大胃口——动辄贪腐数千万元乃至更多，他们的贪欲令人咋舌。
“小官巨腐”这个词最早出现在2014年7月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北京市领导班子进行巡视反馈时，组长徐光春第一次提到了这个颇为显眼的新叫法。
彼时，中央第二巡视组向北京市相关部门反映：当下，“小官巨腐”问题较为严重。于是，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开始对遗留案件线索进行大起底、大排查。2014年9月20日，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前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的违法违纪问题被查了出来。在这次调查行动中被起底的还有：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涉嫌挪用资金1.19亿元，北京市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前主任袁学勤涉嫌挪用公款2400万元……查处的乡村干部达56人之多。
在广州，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前总经理张新华被控涉嫌贪污2.84亿元、受贿近1亿元；在深圳，被称为“20亿村官”的深圳龙岗街道南联社区前村委会主任周伟思，涉嫌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同他人共同收受5600万元的巨额贿赂……
2014年11月，“小官巨腐”的贪墨程度被一名“科级干部”迅速攀升到数亿元。起初，这名“小官巨腐”被以“河北一名科级干部”的名义羞答答地出现在“河北省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动员暨警示教育大会”的消息中。很快，禁不住人们对这名官员家中被“搜出现金约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手续68套”的热切追问，这个可能创造中国历史上“小官巨腐”奇迹的职务与名字——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浮出水面。据媒体调查，北戴河供水总公司负责北戴河区、南戴河旅游度假区、北戴河新区的日常供水。自来水公司本来是为市民和当地企事业单位提供服务的单位，但马超群却将其变成自己源源不断的“财路”。
对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法官分析称，“小官巨腐”案件的作案时间一般都在两年以上，有的在同一个岗位任职超过10年。据曾多次审理此类案件的一名法官分析，目前的权力监督制约存在盲区。有的人在一个岗位上干了几十年，从没进行轮换。长期霸占关键岗位，让一些“小官”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让他们的贪腐行为不容易被发现。
在“小官巨腐”的案件中，涉案的绝大多数被养肥的“硕鼠”非单兵作战，往往背后有一连串涉案者，如科长、局长等职位的官员。